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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韩愈的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如许多同志已经指出过的,他的方向是正确的,优点是主要的。但也如不少同志所说,他里面也还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本文仅就关于韩愈的评价问题提出一点商榷性的意见,错误之处,希望该书的编著者和同志们予以指正。

    该书的编著者对于韩愈的思想及其作品的内容几乎是否定光了。他们说韩愈所宣扬的“孔孟正统儒家思想”是“反动的”。(《中国文学史》上册第373页,以下凡引同书的话均只注页数)又说:“韩愈散文的思想内容基本倾向是反动的。”(374页)至于韩诗,他们早在第367页就否定过了,说它是“形式主义地学杜甫晚期锻词炼句,并且有了恶性发展。”它的内容,好像一无可取似的。他们认为在韩文中,只有那一点“‘不平之鸣’的愤慨”还似乎可以肯定,但接着又声明说:“但是他的不平只是个人和一些朋友的科举得失以及仕途进退,他的‘鸣’也只是一种个人牢骚和乞怜,没有太大的社会意义。”(375页)看来,韩愈仿佛已成为一个很反动的作家了。
 
       我不同意这个论断。我认为韩愈的思想及其诗文的内容都不能说是完全反动的,它们有落后和反动的一面,但也有进步的一面。要在这篇短文中对这个问题作全面细致的分析和论述,那是不可能的,因而下面只能略作说明。
 
   先谈韩愈的思想
 
     不错,韩愈的确是一个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奉者,他所宣扬的也的确是“夫子孟轲”的正统儒家思想。但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我们能说它完全是反动的吗?绝对不能。譬如曾被后人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他固然肯定并维护过封建秩序,说什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但他却反对统治者“贪得无厌”(《左传·哀公十一年》),主张“富而无骄”(《论语宪问》)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再如孟轲,他虽也认为封建制度是天经地义的,说什么“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但他也主张要让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让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反对“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走四方”,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梁惠王下》)的不合理现象。可见,以“反动的”三字来概括孔孟的思想,显然是片面的。
 
      是的,韩愈的确曾承继并宣扬了不少儒家思想中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如他的“原道”中“是故君者”以下的那一段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他也曾继承了儒家思想中一些进步的成分,他反对统治者为所欲为,过分的剥削,他也常常关注人民的疾苦,这从他一生的言行、政治活动中是可以看得很明白的。譬如:第一,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因关中旱饥而上疏请宽民徭役,反对统治者一味鞭打聚敛而陷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罪恶行为(见《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第二,他被贬作阳山令时,“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新唐书本传》)第三,他反对“典贴良民男女作奴婢驱使”,他在作袁州刺史时就曾“日检袁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准律计佣折值,一时放免。”他知道这些人是“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
贴,渐已成风,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他更知道“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因而他上书朝廷,“乞令有司,重举旧章,一皆放免,仍勒长吏严加检责,如有隐漏,必重科惩。”(《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第四,他反对不惜采用一切卑劣无耻的手段,“意在邀功求赏”的边将,因为他们使边地“杀伤疾患,十室九空”,生民凋敝,“未有宁息之时”,他也反对对其他民族采取“尽杀其人,尽得其地”的血腥政策,认为这样“在于国计,不为有益”,他主张“来则捍御,去则不追。”(《黄家贼事宜状》)第五,他曾规劝许郢州,不要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一味鞭打聚敛,这样会迫使人民都变成“盗贼”的,他说:“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其不去为盗也亦幸矣。”(《送许郢州序》)  此外,他的“攘斥佛老”,其原因之一也还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关于这,他在“原道”中讲得很明白:“舌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所以,我认为韩愈的思想是复杂的、瑕瑜互见的,一言以蔽之日反动,那是不全面、因而也是不正确的。
 
       再谈韩愈诗文的思想内容
 
       思想上瑕瑜互见的韩愈,其诗文内容也是精华与糟粕杂糅的,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为了避免“想当然耳”之嫌,下面不妨也稍摆摆事实。
 
       韩愈的确曾写过不少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他为了要参加政权,曾不惜乐于为佞,写了些虚美失实、奉承阿谀的文章,如《上李尚书书》《猫相乳》《河中连理木颂》等;后来,他也曾庸俗地欣赏起自己已获得的功名利禄,甚至竟拿它来向自己的儿子夸耀(见《示儿诗》);他也曾表现得患得患失、懦弱自私,如他在元和八年任史馆修撰时写的《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曾说作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唯恐作史褒贬,贻害于己。再如在元和十四年因谏迎佛骨而被贬潮州后,他很快地就一反他“欲为圣主除弊事”的初心,逢迎阿谀起宪宗来了,因而写出了像《潮州刺史谢上表》《贺册尊号表》等奴性十足的文字。凡此种种,无疑都是应该抛弃的糟粕。
 
        但是,韩愈也写过一些很有价值的作品。首先,他在不少的诗文中曾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并表现了相当强烈的为民请命的精神。如他在“龊龊”一诗中曾写出了贞元十五年郑滑大水时“老弱随惊湍”的惨状;面对着这种情况,他不仅“妖姬坐左右,柔指发哀弹,酒肴虽日陈,感激宁为欢?”而且,“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歼。”再如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一诗中也曾写道:
 
       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嗄;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
 
因为“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即指《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韩愈曾遭到当权统治者无耻的打击,但他的这种精神却并未从此就完全消失掉。他在后期所写的《感春五首》《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等诗中,还是念念不忘于人民的痛苦生活。在韩文中也有这样的作品,如《讼风伯》。这是一篇寓言。他拿风伯来比喻那些专于诛求的权臣。当天久旱不雨之时,眼看要下雨了,但风伯一怒之下,吹散了雨云,仍旧赫日当空。风伯究竟和人们有什么仇呢?人们“求其时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饱兮饮足醉,风伯之怒兮谁使?”为什么要“云屏屏兮吹使醨之,气将交兮吹使离之,铄之使气不得化,寒之使云不得施。”真所谓“三岁贯汝,莫肯我顾”。因此,他要讼风伯之罪于上天。并且警告风伯说:“天诛加兮不可悔,风伯虽死兮人谁汝伤。”
看看,韩愈对那些专事害民的权臣多么憎恨!
 
        其次,韩愈还写过一些暴露指斥统治者纵情声色、尸位素餐的作品,如《送李愿归盘谷序》《圬者王承福传》等等都是。《中国文学史》的编著者认为《圬者王承福传》是在宣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个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不错,韩愈确曾让他的人物讲过这样的话,但这并不是全文的主旨所在。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一方面描绘并歌颂了“贱且劳”的圬者(泥水匠)王承福,说他“虽劳无愧”,说他“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一方面又拿他和那些“富贵之家”的人作了对比,从而指斥了他们的“食焉而怠其事”“强心以智,不择才之称否而冒之”“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等卑劣行径,认为他们的零落、衰败以至被刑戮是罪有应得的。这个主题显然是积极的、进步的。我们评价一篇作品,主要应当看他总的倾向和基本思想,不应该只抓住其中片言只语大做文章。
 
       再次,韩愈本来是有着一个“事业窥皐稷”(《县斋有怀》)的宏大抱负的,根据以上所述看,这并不是一句虚假的话,但是,由于“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县斋有怀》),他未能如愿以偿。因而他曾写了不少这样的作品:有的斥责统治者有眼无珠,不辨贤愚,致使许多有才能的人埋没无闻,如《杂说》之四、《与崔群书》等。有的则更揭露了统治者“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的罪恶行为,如《感二鸟赋》《马厌毂》等。这些作品,我们怕不能把它都归结为个人的不平与愤慨,从而轻忽或者贬低他的社会意义。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在这篇文章中,韩愈大力刻画了在安史乱中表现了高度爱国精神的张巡、许远的形象,也以饱含着钦敬之意的笔触描绘了南霁云与国家民族共患难、共存亡、视死如归的精神,歌颂了他们“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捍卫了祖国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木亡,其谁之功也?”与此同时,他又严厉地批判了那些“弃城而图存者”和“擅强兵坐而观者”,贺兰进明即其典型代表。这篇文章不仅显示了韩愈高度的艺术技巧,而且也表现了他鲜明的、突出的爱国精神。《中国文学史》的编著者把这篇东西也认为是在发抒他个人不平的愤慨,我觉得这也是不合适的。
 
        以上所谈尽管还是挂一漏万,及其粗略的,然而已可看出韩愈诗文的内容是精华与糟泊杂糅的,因而,不能说它的“基本倾向是反动的”。
 
        总之,我觉得韩愈的思想及其作品的内容,都是瑕瑜互见、比较复杂的,我们应当予以全面考察、实事求是地分析,肯定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笼统地说他的思想和诗文内容都是反动的,从而加以否定或抛弃,那显然不是实事求是和正确的态度。
 
                                                                    4月10日深夜于西安师院
                                                                                                         (原载《文汇报》1959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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