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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愚:“总是关山旧别情”

        李若冰同志去了,尽管他享年近八旬,可以算是高寿,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应该遽然逝去,尤其想起他那红润的面庞,他那和蔼的笑容,他的神态慈祥、安详;他的风采热情、激情,他应该青春似火,永不熄灭。 

我认识若冰同志在五十年代,但并不熟识。虽然若冰同志的夫人贺抒玉从五十年代起,一直是我的领导,若冰同志那时是省作协的专业作家,后来又是陕西省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但我那时不过是(延河)文学月刊的一名普通的编辑。而吸引我的却是若冰同志的《柴达木手记》。在那冰天雪地、沙漠无垠的大戈壁中,作者一头扎了下去,以雄奇瑰丽的风光,以创业者的铮铮铁汉,展示了天外有天的边陲关山,展示了浩瀚苍茫的真美境界,以至于时隔五十几年,若冰同志又一次亲历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追寻光阴的踪迹,探索岁月的沧桑,是那样专注,是那样激动,自然更多了一份慈祥和安详:可以说,在李若冰的视野里,充满了胸中的激情,洋溢着心灵的撞击,无怪乎这种沙漠情结凝结成至美的诗篇,使人们领略到边陲风光的辽阔、人物胸襟的博大。只有痴情不改,才能勾画出一幅气贯长虹的长卷。这不是苍凉冷漠的边塞,是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时至今日,还是那么栩栩如生,还是那么情满神州。那时就让我怦然于心,这样的作家,实在是不应逝去。
 
这是我那时的仰望,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才逐步认识了若冰同志,特别是“文革”时期,我曾经九死一生、屡经坎坷,期间才真正认识了若冰同志的心胸。
 
在八十年代,我从朱子南同志的文章中看到,若冰同志在五十年代,就全力以赴地深入柴达木,进入祁连山,写出了一系列{柴达木手记},却竟然没有参加“反右”,还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反右”,写了一篇检讨。我不幸卷入“反右”的浪潮,深知在那么席天卷地的风头里,几乎没有人能够理性地认知。我当时在作家协会,已经被认定为右派分子,在批判会上我亲历到许多同志的无奈,哪怕是无关痛痒的批判,也要一鼓作气的义愤填膺,否则被认为划不清界限,重则会株连,轻则会受批评。若冰同志却义无返顾地去勾勒了柴达木在冰天雪地中层现的无限风光,又展示了柴达木的开拓者的无私胸襟。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宁折不弯的创造者,后来竟然大都被划为“右派”,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臭老九”。我不知道若冰同志当年的心灵脉络,但他那样的不随俯仰,那样的一身正气,显示出是何等的坦荡襟怀!对于若冰同志的这种风骨,不禁使我想起“文革”初期的一段往事。大约是在1965年,我刚刚成为一个“摘帽右派”(即那时随时可以摘掉,又随时可以被抓的“右派分子”),又因为在小范围内随意讥弹时弊,甚至牵涉到对反右派的不平言论,被列为“专案”,几乎整整一年被软禁在机关内,不能与人交谈,不能回家,久而久之,也没有人为我开禁,只能孤身一人,独居斗室。转眼到了1966年,“文革”浩劫从天而起,我的父辈,“西安事变”时曾担任陕西省代理省长,自然是被抄家的余孽。突然有一天一群红卫兵要抓我回家接受批判,当时的若冰同志,临危授命,在机关内部的领导人纷纷落马之际,勉为其难当上了“文革”小组的组长(即当时所谓的“御用文革”的领导人),据说若冰同志和纠缠不清的红卫兵小将周旋,几乎从凌晨延续到上午,不得已才同意我回家,但却再三强调,我是机关里的重点分子,接受批评可以,绝不能受体罚,更不能随意打死。这样我被几个红卫兵小将押送回家,尽管我家里被抄得七零八落,妻子也被体罚。自己却没受到皮肉之苦。时隔几十年,我平反之后,想到若冰同志对我的慈祥和温暖,仍然从心中感激。时隔不久,若冰同志亲自关怀,让我回家与妻子团聚,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涕泪。当时若冰同志又该担负怎样大的风险,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要知道那时正是阶级斗争火炽的岁月,我又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
 
        经过平反冤案,我终于回到了陕西省作协,又到{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上班。当时还有一段插曲,由于“左”的风气尚未完全消失,为我平反时,还留下政治问题的小尾巴,又是若冰同志力排众议,要我从劳改队急速回机关工作,后来,经过法院判定,我宣告无罪。这又一次领略到若冰同志的凛然正气。其实在此之前,若冰同志和我并没有多少深交,全凭他对人才的爱惜,因此才使我在这后半生多少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后来,由于若冰同志在领导岗位上,我经常受到他的关怀,从《小说评论》的创建,到陕西省评论家协会的最早成立,不仅受到若冰同志的关注,而且还大开绿灯。
 
鲁迅先生写给瞿秋白同志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不敢说对若冰同志是“知己”,是“同怀”,他毕竟是我的前辈,但他对我的关注和厚爱,却使我如沐春风,难以忘怀。
遗憾的是,近年来我衰病有加,鸡骨支床,在若冰同志临终时,我未能亲赴探视;在他逝世之后,我又未能告别悼念,只是和妻子一同送了一个花圈,以示哀悼.想起若冰同志的<李若冰文集)发布会上,我不能赴会,他还托韦听同志把文集送到我家里,并亲自签名。吴天罔极,令人感涕。
 
        王昌龄诗云:“总是关山旧别情”,寄寓了对边塞的“旧时情”,若冰同志对边陲的深情,七次重返柴达木,在当代文坛铸就了重要散文家的位置,就因为这“旧时情”,可以无憾,可以不朽,而他的逝去,又是多么令人悲怆,因此,我才在衰颓之年,对若冰同志有无限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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