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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阮籍及其咏怀诗

        阮籍(210263)是我国3世纪时一位大诗人,他的82咏怀诗。曾经真实地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真实面貌的某些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现实性。同时,他的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五言诗。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是从曹植时代到陶渊明时代中间的一座重要桥梁,一座高大的里程碑;他是曹陶二人间一个强有力的接力者。

    阮籍的主要活动时代,是所谓正始时期。那时,农民革命处于低潮,而统治阶级则由于其统治已经稳固,所以曰渐荒淫腐化,内部的明争暗斗也日趋尖锐、残酷。

    从曹丕以九品官人之法代替了他父亲的用人唯才的标准以后,曹魏政权已逐步为豪门贵族所把持,成了他们的利益的代表机构,慢慢走上了腐朽的道路。齐王曹芳“荒淫无度,亵近倡优”。(《资治通鉴》卷七六、魏纪八、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底下的人也并不稍好一些,如何晏曾强占洛阳官田以为私产(《三国志.魏志》卷九《曹爽传》),平日好服妇人之服”(《晋书·五行志》上),又耽好声色,始服五石散(有助于房中术的一种刺激性的药物)”(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新起的司马氏集团也是一丘之貉,并无两样。同时,他们还常常拿封建礼法作为幌子,来遮掩他们那些卑鄙的勾当与罪恶的行为。总之,荒淫腐化、虚伪阴险,是这个时期政治上的特色之一。阮籍诗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这些予以揭露与指斥。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骚骚。

    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

    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

    (《咏怀诗》其十一,以下只注其×)

  这里显然是拿楚襄王来借斥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的。荒淫无度,终  日驰骋流连于朱华芬芳之中,这样必然会招致国灭身死,同于黄雀之哀。到那时虽泪下不止,也无济于事了。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其三十一)

和上一首一样,这也是在借古讽今,借战国时的魏以讽曹魏。陈沆讲这一首诗说:“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为苞桑之计,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奸,岂非百世殷鉴哉!”(《诗比兴笺》卷二)这是对的。

    不独对于最高统治者,对于那些纵情声色的礼法之士们,诗人阮籍也是痛加指斥而深恶痛绝的。在“北里多奇舞”一首(其十)中他就曾指斥过那些“轻薄闲游子”们“捷径从狭路,僶俛趋荒淫”,不由正道,专走坏路(捷径、狭路),终日沉醉于奇舞、淫声之中。在第五十三首中他更写道:

    如何夸毗子,作色怀骄肠?乘轩驱良马,凭几向膏粱。

    被服纤罗衣,深榭设闲房。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

    他不仅以憎恶的笔调揭露了这些夸毗子的罪恶生活,而且他相信这帮东西会像木槿花(从黄节注:日夕疑曰及之讹。日及据《尔雅》乃木槿之别名。)一样,朝生夕落,很快地趋向毁灭的。然而,这些人却经常以君子自许,以礼法自矜,拿这来文其伪、售其奸,阮籍毫不容情地揭穿了他们这种虚伪造作的丑态。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奇纪纲。

    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

    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委曲周旋仪,姿态丑我肠。(其六十七)

他们表面上容颜整饰,口说道义,而骨子里却胡作非为,无法无天,这种丑态深使诗人感到恶心,感到痛苦,所以他更在他的“大人先生传”中,用他的生动的笔,更具体、更深刻地勾勒了这种人的丑恶形象,从而也给予了更尖刻的讽刺和更凶狠的鞭挞。他曾直截了当地这样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他又这样写道:“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裤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裤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他把封建礼法比作裤子、裤裆、裤缝等,而把那些礼法之士们则比作群虱,他们自以为在礼法制度的遮掩下,可以“饥则啮人”,胡作非力,作威作福了,但是诗人相信到了“炎邱火流,焦邑灭都”时,到了像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那样的社会大变动时,他们就会像群虱一样被毁灭掉的。这是多么强烈的憎恨,多么凶狠的鞭挞呀!难怪《晋书》本传说当时的“礼法之士”,对阮籍“疾之若雠”。

    由于统治者争权夺利而造成极端的黑暗与恐怖是阮籍所处的时代的另一重大特点,这给诗人阮籍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以对自己痛苦哀伤,嗟生忧时的情感的直接发抒的形式,来反映这一时代特征,也是《咏怀诗》的重要内容之一。

    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的政权所采用的手段,是十分毒狠可怕的,他们不仅惨杀曹魏宗室及其依附者,而且还威逼利诱,用尽一切卑劣手段来逼使像“竹林名士”那样一些人来给他们捧场,来支持他们,那是因为在这些人的背后,还有着一部分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群众,还有着一定的舆论力量。如嵇康临刑时就有三千太学生请愿营救他,而这些太学生则是“高门子弟,耻非其伦”(《三国志。魏志》卷十五《刘馥传》)的。假如你不愿意出而捧场、表示支持的话,那马上就会大祸临头的。山涛推荐嵇康出来做官,嵇康忍不住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结果竟招致了杀身之祸,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然而,这些“名士”,多半是些比较正直,或者有自己较高的理想的人,他们不肯随便同流合污,故多遭毒手。所以《晋书。阮籍传》说当时“名士少有全者”。

    阮籍和嵇康一样,同是属于当时所谓竹林名士范围内的人物。《晋书》本传说:“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其青眼。”他为什么要见嵇康就以青眼对之呢?很显然,那是因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知己。

    同嵇康一样,阮籍也有着自己的抱负与理想,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明者不以智胜,誾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暌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夫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竭天下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在这里,他以对比的方式,一方面痛快淋漓地揭露了那些礼法之士们的虚伪阴险,倚强凌弱、纵情声色、穷凶极恶,同时也表现了他自己的理想——一个无君无臣、无富无贫、无贵无贱的幸福社会,这和陶渊明“秋熟靡王税”的想法一样,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体现了当时人民的理想与愿望的。既然统治者的一切作为与这一理想完全背道而驰,那么该怎么办呢?为自己的理想而坚持斗争吗?一则由于士族文人脱离人民群众、因而势必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一阶级特征决定了他,使他不能这样做;一则也由于历史的局限,他还不能为实现它找到可行的途径;同时,还由于当时的黑暗势力还十分强大,勉强为之,其结果可以预料到是和嵇康、吕安等人一样。那么和统治者同流合污吗?但我们的诗人却坚决不愿意这样做。于是最后剩下来的就只有这样一条道路:消极反抗,和统治者不合作。就是这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这对我们的诗人来说,是痛苦莫过的一椿事体了。《晋书》本传说:“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乃止”。又说:“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他为什么要“酣饮为常”,要弄得“时人多谓之痴”,还不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合作的目的吗?其实我们的诗人何尝痴呢?和那些礼法之士相较,他的头脑是相当清醒的。他“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本传)他也并不曾忘掉是非、忘记现实。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晋书》本传)这正是他那济世志无由施展,引身自退也不易求得,进退维谷、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的表现。

从宋代以来,有些人因为看到诗人阮籍曾两次听从司马二世(懿、师)的命令去做从事郎中,而且在司马师立高贵乡公时,他还做散骑常侍,并封关内侯,到司马昭辅政时,又曾自愿到东平做官,因而认为他在政治上是倾向司马氏的,现在还有人同意这种说法,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诗人的从命为官是在如上所述的恐怖情况下,迫不得已而权且为之的,不然的话,他在作东平相后又为什么要“旬日而还”?他又为什么要酣醉六十日以拒婚于司马昭?要煞费苦心地去应付钟会?更重要的是:如果他真的倾向司马氏的话,那么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中那种战战兢兢、惟惶惟恐的心情是从哪儿来的呢?那种憎恶污浊黑暗、梦想高飞远引的思想又是从哪儿产生的呢?现在我们来看他的诗吧。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生命无限度,朝夕有不虞。  ……(其四十一)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其三)

统治者的魔爪已经组成为一个天罗地网,在它底下,诗人自己的生命时刻不保,随时都有被夺去的危险,那么妻子儿女就更无暇顾及了。这个时代就恰像凝霜被野、萧条肃杀的岁暮时节一样。当然,这只是对一般正直的人来说的,对于贾充、山涛之流,这个天网是不存在的,他们仍然可以飞黄腾达。

“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其八)但这些当路子”的名利地位,是以牺牲正义,出卖良心换得的,这是我们的诗人绝对不愿意为之的,所以他“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指当道的小人)”(同上)

“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鹦游,连翩戏中庭?”(--I---)这也是同样的意思。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其五十九)这更是直接明显的说明。然而,当时正是小人当道,充塞要路的时候,“浮云令昼冥”(其三十),他们操纵着一切,是冒犯不得的,这就更使得诗人阮籍“时怀恐惧,汲汲无欢”了。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负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愿耕东阜阳,谁与守其真?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身何所为?龙蛇为我临。(其三十四)

我们知道,诗人阮籍原来不仅有着一个宏伟的理想,而且也有过一番积极的抱负,在“壮士何慷慨”一首(其三十九)中,他曾经饱含着景慕的心情描绘与歌颂过那些充满蓬勃生气的英雄人物,在“少年学击剑”一首中则更表述了他自己也正是斯人之属,“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英风载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垌,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其六十一)然而结果,壮志无成!他每念及此,还不禁悔恨不已。当然,这些悔恨也是那个黑暗的现实给造成的。

正是这种不已的悔恨与焦虑和惴惴不安的情绪,混合凝聚成了上揭的那两首诗。满腹经纶,无处施用,只日复一日地虚度年华,这怎能不叫他心似火烧?再加之以高行见嫉,环境险恶,这一切又有谁知道呢?这种情绪我们在其他好多首中也常常可以碰到,“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其十三)他感慨万端,满怀愁苦,“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其七)“心肠未相好,谁云亮我情?”(其二十四)谁理解他呢?“多言焉所告,鲧词将诉谁?”(其十四)他向谁去讲论是非呢?“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其一)他时而弹琴自遣,“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其四十七)他时而又懑天怨地,涕泪沾襟。

 然而,就在这样险恶苦闷的情况下,诗人阮籍也并不会二三其德。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其五十四)他始终把他和那帮充塞要路的小人们严格地区别开来,耻与他们为伍。“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

泳言著斯章。”(其十六)他要坚持自己的正道,憔悴终身亦在所不惜。这种凛然的节操应该说是十分可贵的。

纶深鱼渊潜,增设鸟高翔。”(其七十六)“夸谈快愤懑,惰慵发烦心。”(其五十四)然而毕竟由于现实是太污浊、太险恶、太难于应付了,所以便产生了他强烈的想隐遁山林和高飞远引的思想。“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其七十四)“繫累名利场,驽骏同一辀,岂若遗耳目,升遐去远游?”(其二十八)“心肠未相好,谁云亮我情?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三芝延瀛州,远游可长生。”(其二十四)“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情?”(其四十五)“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遑。……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其三十五)在这些诗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仍然含有诗人对现实的憎恶和不满,但是,由于不满、憎恶而消极逃避,如前所述,这正是一般士族文人软弱无力的表现,也是阮诗中应予剔除的消极因素和糟粕部分。

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其四十一)他自己也知道神仙之事是靠不住的,于是他更困惑了。因而他叹息着人生的无常与空虚。“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其四)“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其十五)“人生若尘露,天道竟悠悠。”(其三十二)“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其四十)这里的虚无主义色彩是比较强烈的,感伤颓废的情绪也是比较浓厚的,毫无疑义,这更是阮诗中应予剔除的糟粕部分。

总括起来说,阮籍在他的《咏怀诗》中曾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荒淫堕落、虚伪造作,反映了当时政治的黑暗、恐怖和一般正直人士的可悲的处境与苦闷的心情,也曾表现了诗人自己坚决不愿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这些无疑都是有其积极进步意义的。但是,作为一个名士、一个士族文人的阮籍,出路何在?他无力正确地回答并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终,他便不能不陷入消极逃避、失望颓唐的泥潭。这一切,固然和弥漫当时的老庄思想的影响有关,然而,他之所以选取了这个破烂的武器,归根结蒂,仍是为他的阶级弱点所限制、所决定的。列宁在评论托尔斯泰时说:“失望是那些不了解罪恶原因、瞧不见出路、不能斗争的人们所特有的。”①把这几句经典名言用来说明阮籍,我看也是很恰当的。同时,也正是由于他的阶级弱点的限制,诗人阮籍没有能把他的视线从统治阶级或者说上流社会那个狭小的圈子里解脱出来,转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反映他们的生活与痛苦、希冀与要求,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他的诗歌的现实意义的广阔性与深刻性。我们在肯定阮籍的《咏怀诗》的现实性与积极意义的同时,指出这一局限,我想不是没有必要的。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向来是被人们认为难以理解的,这是事实。但是,他的难解并不是因为字句艰深或用事繁多,恰恰相反,他的语言倒是相当朴实平易的。那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钟嵘在《诗品序》中讲过这样两句话:“专用比兴,患在意深。”用这八个字来概括阮籍的《咏怀诗》,在我看来是相当确切的,这的确是他的最基本的特征。所以颜延之、沈约也在说:“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辟,百代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文选》卷23阮嗣宗诗注)刘勰也说: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也说他的诗:“阙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卷上)然而难求并不等于不可求,只要我们不以支离破碎、钩沉索隐的方法去对待它,而是以把握整体的艺术形象的方法,去仔细地玩味与体会的话,阮籍的《咏怀诗》仍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萧涤非先生在《读诗三札记》中说,读阮诗最重要的是要“考其所处之环境,最忌穿凿附会”(11),这是十分中肯的。

在阮籍的《咏怀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的确是在被大量地运用着的,这在我们以上所引及的各首中已约略可以看出来了,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例子: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

    朝餐琅食,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

    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其四十三)

他以鸿鹄来比拟那些正直的人们,他们耻与乡曲之士为伍,而“朝餐琅玕食,夕宿丹山际”,坚持着他们高洁的节操,尽管你遍地罗网,又能奈他何呢?这实际上也是诗人自己的追求与希望。

此外,如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其三)他以天寒岁暮的肃杀景象来比喻当时的黑暗与恐怖以及对正直人们的摧残与屠杀。如“纶深鱼淌潜、增设鸟高翔。”(其七十六)以鱼之避纶、鸟之避增来比喻人们躲避统治者的迫害而隐遁山林或高飞远引。如“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其十八)以对耐寒后凋的劲松的景慕心情来象征自己对高洁的人格与凛然的节操的执着地追求等等,也都是比兴手法的运用。

阮籍的《咏怀诗》多以比兴手法出之,这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在那样一个恐怖险恶、动辄得罪的环境里,他有好多话不能不说,但又不能全说,也不能直说,于是便不得不这样了。关于这个,清人陈沆曾有过一段正确的说明,他说阮籍的诗“寄托至深,玄言有体,比兴多于赋颂,奥诘达其渺思。比兴则声情依永,言之若不伦;奥诘则索隐解徽,闻之者无罪。在心之懑既抒,尚口之穷亦免”。(《诗比兴笺》卷二)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不通两种》中说他自己的某些文章,好像“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弯曲曲的生长”又说“我的吞吞吐吐的文章,正是这社会的产物。”我觉得拿这来说明阮籍《咏怀诗》的产生也是很恰当的。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咏怀诗》是完成了它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历史任务的,然而那种过分曲折隐晦,从而使人索解不易的表现方法,毕竟是大大地限制了诗的明瞭性及其所应起的作用,因而在今天亦步亦趋地去学习这一点就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将是有害的了。

    (原载《人文杂志》1959年第二期)

 

    《托尔斯泰与现代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119一一1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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