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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嵇康的评价

 

对于嵇康,有一些人,或者对他的作品置之不顾,而大谈其“刚强使性”;或者把他的作品中的一些消极遗世的东西,也说成是什么“高远纯洁”;总之,无原则地抬高了嵇康。这种作法,当然是片面的、错误的,是应该抛弃的。但是,北大《中国文学史》说嵇康对现实的态度很冷漠,说他没有什么成就(上册144),马圣贵、姚国华二同志说他是一个忠于腐朽的曹魏统治的人物(《也谈如何评价嵇康》,1959417日《文汇报》),从而大大地贬低了嵇康,我觉得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如何给嵇康一个准确的、应有的评价,看来,还有待于更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讨论。这里,我想谈几点很不成熟的看法,错误与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嵇康绝不是曹魏政权的鹰犬

 

嵇康有没有同情曹魏的正统思想呢?应该说有一些,要压根儿否定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三国志.王桀传》注引《世语》云:“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再据《毋丘俭传》,俭与文钦等举兵反叛时,曾表奏司马师罪状十一条,首列他“坐拥疆兵,无有臣礼”。并且于最后郑重宣称:“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远绝亡之祸。”其忠心耿耿,效力魏室之意,是显而易见的。嵇康既“欲起兵应之”,那么,嵇康的思想上也有心存魏室的成分,恐怕是很难否认的。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嵇康曾写过《管蔡论》一文,虽然从表面上看,他是在谈论历史,为管蔡抱屈,而其实质则是在借古喻今,以为毋丘俭、文钦张目辩护。他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说他们都是“忠良”、“淑善”。他们的怀疑周公,从而“甘心毁旦”,以至“抗言率众”,只不过是出于误会而已,其初心本是“思在王室”“翼存天子”,是好的、无可非议的,因而“管蔡怀疑,未为不贤”。后人目为“凶逆”“顽恶”,实在是冤枉了他们。这里,嵇康对周公(实乃影射司马师)并无微词贬意,当是为了避嫌免祸的曲笔,而对管蔡(实指毋丘俭、文钦)的辩解赞颂,则是发自心坎里的真情。“思存王室”、“翼存天子”等语,不仅为俭、钦二人张目,而且也无疑是他自己思想上心存魏室的成分的表现。其次,总观嵇康一生的行事活动及其全部作品,他对曹魏政权的非难指斥是很少的,这也不能说和他这一思想的影响没有关系。

 

一个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常常有这样一种思想:如果皇帝真是坏蛋的话,那么你尽可以大举义旗,吊民伐罪,公开起来革命,这样,他们倒不见得就反对;但如果不这样,而只是巧取豪夺,阴谋篡窃,甚或采取疯狂的屠杀政策,那他们就常常要表示非难,反而同情被篡窃的一方。陶渊明是如此,嵇康也是如此。再加上他和曹魏宗室的乡里姻亲关系[雨林木风1] ,他有同情曹魏的思想,那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但是,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个就说嵇康是一个忠心耿耿地维护曹魏统治的人物、是一个曹魏政权的鹰犬呢?我想无论如何是不能够的。在嵇康的生平行事和他的作品中,固然很少对曹魏统治加以指斥与非难,但是,他赤胆忠心地捍卫曹魏统治的表现,除了《管蔡论》一文外,又有多少呢?持有上边那种看法的同志,他们唯一的、似乎也是被认为最强有力的根据是,嵇康曾对司马氏作了坚决不妥协的反抗,譬如,他曾“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反对司马氏的篡夺天下;他曾坚决表示不与司马氏合作、不为他们效劳(见《与山巨源绝交书》);他曾对司马氏的头号间谍钟会,毫不假辞色[雨林木风2] ;最后,他终因此而死于司马氏的屠刀之下。他们认为,这一切都证明嵇康是“忠于曹魏,企图恢复曹魏的统治力量”[雨林木风3] 的人。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反对司马氏就一定意味着忠于曹魏呢?我们知道,嵇康的好朋友阮籍也是反对司马氏的,但是他对曹魏政权的兴趣也并不大,他曾在克州刺史面前,“终日不开一言”;他曾逃避太尉蒋济的征辟,使“济大怒”[雨林木风4] ;他也曾在他的《泳怀诗》中对曹魏统治有所讽刺[雨林木风5] 。可见,反对司马氏并不一定就是效忠于曹魏的表现。因而,第一、如果嵇康是一个忠于腐朽的曹魏统治的人物,那么,嵇阮之间那种深厚的友谊便是不可思议的了[雨林木风6] 。第二、以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在司马氏与曹魏的斗争中是坚决站在后者一边的,但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和他们之间却绝少交往,略无联系,如果说嵇康是一个忠于腐朽的曹魏统治的人物,那么,这一情况也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了。

 

其实,我觉得,对代表豪门氏族利益的司马氏政权[雨林木风7] ,嵇康固然坚决反对,但为新兴贵族所把持、逐渐腐朽了的曹魏政权对嵇康来说,也并非很理想的。嵇阮二人一样,他们既不拥护旧的世族,也未依附新的权贵,他们乃是地主阶级中比较正直、头脑比较清醒、具有较高理想的分子。《晋书.嵇康传》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人请以为师,弗许。”这些太学生都是些什么人呢?《三国志‘刘馥传》说:“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既然“高门子弟”耻而不与,那么他们必然多是一些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嵇康的拥护者与支持者,多是这样一些人,这绝不是偶然的。阮籍与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的第二年(254),作《首阳山赋》,以伯夷、叔齐自况,他认为司马之伐魏,不过是“以暴易暴”。嵇康当时的态度,亦同于此。明乎此,那么,嵇阮的感情的建立,“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之间略无交往的现象,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嵇康的政治理想及其作品的现实性

 

要正确地论述、阐明嵇康的政治倾向或立场,单靠对有关他的生平行事的一些记载的考究、解释,那显然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结合他的作品来进行考察。但是我觉得,有些同志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嵇康在他不少的作品中曾描述了他所理解的政治和社会。在“六言诗十首”其一《惟上古尧舜》一首中他写道:

至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慈顺,宁济四海蒸民。

 

可以看出天下为公和百姓安乐是他的理想社会的两个重要特点。他在《答难养生论》中也曾说:

二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飨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旃,服华衮,忽若布衣在身也。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

 

这里他所描述的圣人之君临天下的情况,和上诗中所歌咏的尧舜之治一样,同是他理想政治的说明,其基本特征也是一致的。他希望人君“坦尔以天下为公”,从而使“蒸民家足于下”,反对“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此外,如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君静臣顺,四海受恩,群生安逸,他认为这是太平之极致,所以他接着说:“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这和前边所讲的也没有什么差别。

 

拿嵇康这样一个理想的政治和社会标准去衡量司马氏的政权,固然判若霄壤,相差远甚;但腐朽的曹魏统治又何尝是合格的呢?所以,认为嵇康是忠于腐朽的曹魏统治的人物,这真不知从何说起!不仅曹魏统治不合格,恐怕从“私天下”的制度产生与确立之后,历代的统治政权也很少是和嵇康的理想政治相符合的。因而他才在《太师箴》中,对皇羲唐虞以下“宰割天下,以奉其私”、以致君骄臣猜,丧乱相仍,并终于使国家颠陨破亡的罪恶政治,以激愤的心情作了彻底的、毫不容情的揭露与批判。他说:“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慧日用,渐私其亲。俱物乖离,攘臂立仁。名利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施,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沈。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故殷辛不道,首缀素旗;周朝败度,彘人是谋。楚灵极暴,乾溪溃叛;晋厉残虐,栾书作难。主父弃礼,觳胎不宰;秦皇荼毒,祸流四海。是以亡国继踵,古今相承。丑彼摧灭,而袭其亡征。初安若山,后败如崩。临刃振锋,悔何所增。”当然,他并不是为了揭露而揭露,他并没有批判一通、长叹几声就算了事,他接着还写道:“故居帝王者,无日我尊,慢尔德音;无日我强,肆于骄淫。弃彼佞悻,纳此逻颜。谀言顺耳,染德生患。悠悠庶类,我控我告。唯贤是授,何必亲戚?顺乃造好,民实胥效。治乱之源,岂无昌教?穆穆天子,思闻其。虚心导人,允求谠言。师臣司训,敢献在前。”他进而提出了他积极的主张:希望帝王勿恣意骄淫,要远佞人、近贤者、求谠言,从而使天下国家臻于大治。这一切,其积极进步意义是无可怀疑的,它的现实性,也是可以肯定的,虽然看来,好像他只批判了历史上的一些暴君苛政,但其精神实质无疑也包括有对魏晋之际的现实政治与社会的抨击与否定。应该说,这不仅是我们了解、阐述嵇康思想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嵇康作品的突出成就之一。

 

但正如嵇康所批判的那样,司马父子当时就正在那里干着窃夺天下、以奉其私的阴谋勾当,而且,为了达到这一可耻的、罪恶的目的,他们也正如嵇康所说的,“刑教争施”,以之胁贤,千方百计地胁迫屠杀那些正直不阿的知识分子。于是,一个如阮籍所说的“天网弥四野”[雨林木风8] 的恐怖局面产生、形成了。这一时代特点在嵇康的诗歌中也是有所反映的。

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嗽朝露,唏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单雄翩独逝,哀吟伤生离。徘徊恋俦侣,慷慨高山    陂。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已,世路多峻蜮。  (《五言古律一首》)

 

这个自以为已超世绝尘的“双鸾”、终未能免“虞人来我维”的意外遭遇,不正是当时那种“名士少有全者”[雨林木风9] 的情况的写照吗?所谓“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所谓“世路多嶮巇”等,又不正是那个黑暗恐怖的时代的反映吗?又如“坎懔趣世教,常恐缨网罗。羲农邈以远,拊膺独咨嗟”(《答二郭三首》其二)。“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植枳棘,心安将焉如?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答二郭三首》其三)。其现实意义也都是很明显的。再如“位高势重祸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难治,如何贪人不思?(《六言诗十首》其六《名行显患滋》)这也不啻是对那些逐利附势、从而纵情豪华之辈的讽刺,其积极意义也是可以肯定的。

 

北大《中国文学史》说:作为一个诗人,嵇康是没有什么成就的。我觉得这一论断是不够公允、不够妥当的。根据以上所述,我认为我们不能说他的诗没有成就,而且,嵇康并不只是个诗人,他还写了不少的散文,如果置这些散文于不顾,而专以诗去论嵇康,这岂不失之片面吗?当然,我们说他有成就,也绝不意味着要请他和杜甫、陆游并肩。由于当时统治的黑暗与恐怖,由于他的阶级的局限,他虽然对现实不满,但他却没有能逐步走向人民,而是“把臂人林”,这样一来,他的视野便不能不大大受到限制,因致他的作品内容的深度与广度都显得还很不够。但这是这一代作家所共有的缺点,岂独嵇康一人如此?

 

嵇康的追求反抗与消极逃避

 

如上所述,嵇康是一个有着自己积极进步的政治理想的人,他也追求过这个理想,希望他能够实现,他在“太师箴”中要求人君“无日我尊,慢尔德音;无日我强,肆于骄淫”。要求他们弃佞悻、远谀言、近贤者、求谠言,就正是这种心情的表现。他对当时黑暗罪恶的政治的批判与否定,对司马氏的反抗、和他们坚决不合作,也是这种心情的表现。那么,怎能说他是一个对现实很冷漠的人。

嵇康自己曾说过:“惟此褊心,显明臧否。”(《幽愤诗》)“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三国志·王桀传》注引“康别传”也说他“性烈而才儁”。证以他自己的生平行事与作品,这些话都并不是无稽之谈。第一、司马氏正在提倡“以孝治天下”[雨林木风10] 时,他却和阮籍居丧饮酒食肉,非毁礼法,与之对抗。《世说新语:任诞》篇云:“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日:‘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可见这样做还是颇为危险的事,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胆量才能做到。第二、他对司马氏的走卒、淫乱小人吕巽毫不客气,毅然与之绝交。(见《与吕长悌绝交书》)第三、他对司马氏的头号间谍钟会,更是毫不假辞色。会去访他,他不仅“不为之礼”,而且最后还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以讽钟会,致使“会深衔之”[雨林木风11] 。第四、他“非汤武而薄周孔”,反对司马氏巧取豪夺的阴谋勾当。第五、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更以七不堪、二甚不可,坚决与司马政权绝交,因使“大将军闻而怒焉”。

 

第六、“临刑自若,援琴而鼓”。[雨林木风12] 他最后在司马氏的屠刀下,也并未妥协屈膝。可见,嵇康绝非对世事冷漠的人,相反的,他倒还是一个关心现实而且反抗现实的刚性男子。

 

当然,处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情况下,处在统治者操纵政权、黑暗势力还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一个士族文人脱离群众的个人反抗,必然是软弱无力而且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因而孤立无援之感的产生是很自然的,最后走上消极逃避,以期全身远祸的道路,也常常是难免的。嵇康也正是这样。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大概因为他已意识到了他的处境的可怕与前途的危险,因而他尽力在克制自己“刚肠疾恶”的性情。他的这种努力是收到了一些成效的。“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雨林木风13]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雨林木风14] 王戎的话,虽不免有些夸大,但嵇康已在不少程度上克制了他的刚性,已逐渐做到了喜愠不形于色,这恐怕是事实。在“卜疑”一文中,他对太史贞父所讲的那一大段话,正是他在奋不顾身还是消极全身这两条道路间痛苦的徘徊、选择时那种矛盾心情的写照。最后他选择了我行我素、独善全身这条路子。这和上边《魏氏春秋》所载与王戎的话还是一致的。

 

    嵇康这种独善远害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也是看得很明显的。如他在《五言古意一首》中揭示了当时“世路多崄巇”的现实(已见前引)以后,他接着写道:“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相追随。”他想高飞远引,避开这个黑暗的王国。他如“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讬好松乔,携手俱游。……弹琴咏诗,聊以忘忧”。“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以上均见《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人军》)以及在《六言诗十首》的后四首中对东方朔、楚子文、柳下惠、老莱子夫妇、原宪等知足不营、不愠不喜的行径的歌颂,也都是这种思想的表露。他在《养生论》中,大讲其无好恶爱憎、无喜怒哀乐的养生之术,也未始与这种思想无关。

    

但是,应该说嵇康一直未能完全克制住他那“刚肠疾恶”的性情,从而与世无争,超然物外,否则,那他恐怕就不会给山涛写那么长的一封信,去和他割席绝交,也不会终死于司马氏的屠刀之下了。

是的,在司马昭把嵇康逮捕入狱之后,他士族文人的软弱性更彻底的暴露出来了。他在《幽愤诗》里写道:

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他后悔极了,但是,来不及了,于是他在《家诫》中便郑重叮嘱他的儿子,要他慎行为、慎言语、慎交往,一切细微末节都要谨慎小心,其用意与目的,无非是为了全身远害,免蹈覆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因此而放弃他的心志与立场,从而去同流合污。这个意思,他在《家诫》的一开始就交代清楚了。他说:

 人无志,非人也。……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

 

这种守志不移的精神在证明着,嵇康并没有真的消极下来,心如死灰,与世无争,他并不曾变成一个乡愿、或者姑射山上的仙子。

    (原载《人文杂志》1959年第三期)  

   

 


   [雨林木风1]康与曹氏是谯国人,他的妻子是沛穆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

 [雨林木风2]②《三国志·王桀传》注引《魏氏春秋》日:“钟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会深衔之。”

 [雨林木风3]③马圣贵、姚国华《也谈如何评价嵇康》,见1959417日《文汇报》。

 [雨林木风4]以上并见《晋书·阮籍传》。

 [雨林木风5]参看拙作《略谈阮籍及其咏怀诗》《人文杂志》1959年第二期。

 [雨林木风6]《晋书‘阮籍传》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雨林木风7]司马氏本身原是河内大族,而且西晋王朝的佐命功臣,如何曾、王祥、贾充、王昶、杜预、荀凯、卫瓘、刘放、孙资、荀勖、裴秀,也都是东汉以来的豪门世族。

 [雨林木风8]《咏怀诗》其41

 [雨林木风9]《晋书·阮籍传》。

 [雨林木风10]《晋书·何曾传》,何曾谓司马昭语。

 [雨林木风11]《三国志·王桀传》注引《魏氏春秋》。

 [雨林木风12]《三国志·王桀传》注。

 [雨林木风13]《三国志·王桀传》注引《魏氏春秋》。

 [雨林木风14]《世说新语·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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