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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陶诗中的“静穆”

 

近年来,研究陶渊明的文章已经发表过很多,然而大家所谈论的大多侧重于他的“金刚怒目”式的、反映农民疾苦的一面,而对他的所谓“静穆”的一面,有的闭口不谈,有的偶尔涉及,但轻描淡写几句,随即放过;有的则认为那是一些受了时代与阶级局限而写出来的意义不大的作品。前两种做法我认为是不应该的,后一种评价我觉得很不妥当。
 
    凡是读过陶集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印象:那里面的确有不少是所谓“静穆”的作品。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在下面: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移居二首》之二)
 
的确,在他笔下的农村是那样的恬美静穆。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乌相与还。此中有 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二十首》之五)
 
他自己又是那样不染尘俗、飘飘然的,像这样的例子在陶集中还有很多。在《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与子俨等疏》等散文作品中,也常常会看到同样的叙述,因而这不能不说是陶渊明诗文内容的很重要的一面。正因为重要,所以我们才应该对它作细致的研究、分析和正确地评价。
 
    鲁迅先生在他的“题未定草”一文中,曾对陶渊明的诗讲过这样一段话: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 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在加抑扬,更离真实。……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繁为古人惋惜。[雨林木风1] 鲁迅先生讲这一段话的主旨,是为了反对当时一些“论客”们对于陶渊明的诗随意取舍,从而把陶渊明说成一个浑身静穆、不关心尘浊、终日飘飘然的
高人。为此,他只举出了陶诗中像《读山海经》那样“金刚怒目”式的诗,来揭露那些“论客”们评价的不正确。当然,在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写出的这样一篇短文里面,鲁迅先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对陶渊明的诗文作更多的详尽的分析与阐发。譬如对所谓“静穆”和“飘飘然”的问题就是这样。但是在今天,当我们来重新研究陶渊明的时候,就不能仍然如此。我们应当本着鲁迅先生的指示:“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雨林木风2] 来作全面细致的研究。但是就正在这一点上,目前许多人的论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罗根泽先生在他的《陶渊明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性》一文中谈到陶诗中的恬美静穆时说:“后者(指恬美静穆的诗——笔者)的写作大都在未践南亩以前,前者(指艰苦饥寒的诗——笔者)的写作大都在参加劳动以后。说明两方面的截然不同,和曾否参加劳动(尽管不是主要劳动而只是轻微劳动),曾否有乡村生活的实践,曾否以田园收获为生活资料来源有关。也说明后者带有主观希望,前者更合客观事实,虽然两方面‘的确是一个人’,不应取舍抑扬。”[雨林木风3] 他认为这些诗是陶渊明未践南亩以前写的,因而他就不“合客观事实”。其实,那些恬美静穆的诗的写作并不“大都在未践南亩”以前。陶渊明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的第一首中说:“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在第二首中说:“秉耒劝时务,解颜劝农人……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欲。……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可知他已于癸卯岁(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的春天即开始躬耕了。而《归园田居五首》写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移居二首》写于义熙四年(408),《饮酒二十首》则更写于义熙十三年(417),《归去来辞》也写于义熙元年(405),已在躬耕南亩两年之后了,那么他为什么还写那些“静穆”和“飘飘然”、不“合客观事实”的作品呢?可见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叶鹏先生更认为由于陶渊明世界观中的局限性,由于他消极了、退缩了,“因此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必然地会出现一些和现实不相称的农村面貌,并将自己蔽藏在这些虚伪的桃红柳绿的恬静的自然景象里。”[雨林木风4] 把这些诗 的写出归结为世界观的局限,归结为陶渊明消极退缩的表现,我觉得这和罗根泽先生不“合客观事实”的说法一样,同样是不合实际。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呢?我觉得首先是由于他们没有能按照鲁迅先生的指示,“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它所处的社会状态”,其次,由于他们忽略了抒情诗的特点及其多样性与复杂性。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晋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混乱与黑暗的时代。东晋王朝偏安江左以后,日益堕落腐化,他们不止对人民极尽其压迫聚敛之能事,而且统治者的内部也彼此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刘裕篡位就是例子。因而他们便党同伐异,对一般正直的知识分子大加迫害与屠杀日甚一日,所以鲁迅先生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雨林木风5] 是的,他们都是“汲汲无欢,时怀恐惧”的。
 
陶渊明对这个社会是了解的,同时也是十分不满的,他还在青年的时候就已有了那种鄙视世俗的念头。萧统的《陶渊明传》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他自己在《五柳先生传》中说他“不汲汲于富贵”,在《归园田居五首》的第一首中也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但是另外一方面,陶渊明并不是生就的姑射山上的仙人,并不是干干净净地遗忘了现实的人,他原也有着积极伟大的抱负,“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这岂不是个矛盾吗?是的,然而这是现实给他造成的,他希望有所建树,有所贡献,然而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里,那只能是个希望而已。所以他不禁叹息道:“感物顾及时,每恨靡所挥”(《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杂诗》)。及至他“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饮酒二十首》之十九),迫于贫困,步入仕途以后,这一下他更亲身阅历了那个黑暗、污浊与险恶的仕途,“世俗久相欺”(《饮酒二十首》之十二),“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从而更增加了他憎恶的心情。于是不久他便毅然决然地解印归里,再也不出仕了;“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五首》之二)他断绝了一切尘俗的念头;“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饮酒二十首》之十二)他再也不“误落尘网”了。在他看来,如果比之于那黑暗污浊的仕途的话,田园生活可以说是比较高尚、纯洁、美好的。“即事多所欣”,一切都给人以可爱的感觉。这种心情在他的《归去来辞》中表现的非常集中、突出而明显。不管是“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还是“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一切都在吸引着他。这种对田园景物的无限喜悦心情,正是从对已往“迷途”的深切厌恶情绪来的。正是这种认识、这种心情,促使他写出了许多歌咏田园农村的恬美静穆的诗篇来。请以他的名篇《归园田居五首》的第一首作例来看看吧: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田园生活的恬美静穆正衬托了仕途的黑暗与污浊、险恶与反复无常,他对前者的大力歌颂,正是对后者强烈的厌恶,难道不是吗?所谓“误落尘网中”,所谓“复得返自然”等,不是明显地表达出了这种心情吗?毫无疑义,这正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试想一下看,如若在这首诗里换上一些描写农村疾苦的句子,一些合乎“客观事实”或与农村面貌相称的句子,那这首诗将变成个什么样子?它将不再是《归园田居》而要成为另外的东西了。
 
    陶诗中的那种不染尘泥、不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在当时是有其积极反抗意义的,决不能糊里糊涂予以抹煞。当然那种反抗形式是消极的,然而,我们不能因其形式是消极的,从而无视它内在的积极意义。
陶诗中的那种美化农村的方法,我们在其他古代诗人的作品中也是常常看到的。譬如唐代诗人王维曾写过这样一首诗,题目是《渭川田家》: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鸲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谭丕模先生在评论这一首诗时说,它“写夕阳西下时的农村景象确实像画图;可见作者是一位欣赏的旁观者,看不见农民的勤劳,所以说‘即此羡闲逸’,这不仅是‘谎’,而是把自己剥削的残酷,通过‘谎’隐蔽起来”。从而更说王维的诗“没有主观的真实性,也没有客观的真实性”。[雨林木风6] 谭先生这种片面的、以偏概全的方法当然是不好的,因而它已受到一些同志合理而正确的批评,他们指出在王维的诗里有好多是具有现实性的。然而对《渭川田家》这
一首诗的本身,批评者却都没有论及。我觉得谭先生对这一首诗的理解仍然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王维也是一个因遭受封建统治者的排挤与压抑而对现实有所不满的人,尤其是从张九龄因受以李林甫为首的反动政治集团的排挤而罢相之后,一方面由于他失去了一位政治上的靠山和志同道合的知己;另一方面,由于因隋末农民大起义而带来的开明政治消灭了,朝廷上尔诈我虞,树党相群,争权夺利,日甚一日,因而政治日趋败坏腐朽,所以他的不满以至厌恶的情绪是相当强烈的,这从他的《济上四贤咏》、《寓言二首》、《不遇咏》、《寄荆州张丞相》、《赠从弟司库员外絿》等诗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因而,农村生活恬静安闲的景象就对他发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而他才“怅然吟式微”,觉得自己应当跳出那个败坏腐朽的政治场合,回到纯朴安闲的农村中去,描绘后者正是为了衬托与反映前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不“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是造成这些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由于他们忽视了抒情诗的特点及其复杂性与多样性。
 
    我们知道,抒情诗是这样一种文学样式,它常常是以抒情主人公(他可能是作者自己,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直接倾吐自己的情感、表露自己的情绪为其基本特征。当然这种情感或情绪必须是真挚的、强烈的,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如《毛诗大序》所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经由这样一条道路才能写出好的抒情诗来。不能设想,在自己胸怀中也不曾强烈震动过的感情,写出来之后竟能打动读者的心弦。同时我们也知道,情感之为物是多种多样、纷纭万状,以致不能备举的,这些中的任何一种,都能激动于中而要求形诸歌咏。钟嵘在《诗品序》中早已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祈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业,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杨娥人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意?非长歌何以聘其情?”因为个人的遭遇感受各异,因而动于中而形诸外的情也可能各自不同,我们只能要求诗人抒发他感受最深、曾强烈地激动过他的情感的东西,否则,那将要像艾伦堡所说的那样,如同一个没有怀孕的妇女硬要做作着生孩子一样,那岂不要笑破读者的肚皮吗?还不止此,叶鹏先生更说:“由于陶渊明的阶级局限性和狭隘性,限制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正确和全面的反映。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当时极为尖锐和严重的民族矛盾所表示的漠不关心。陶渊明的作品,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悲剧是不相称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奇怪,在陶渊明的全部作品中,看不到一点民族苦难的影子。就是他唯一的一篇接触到这一主题的《送羊长史》中,反映出的亦只是退缩和逃避。”[雨林木风7] 这样的斥责是大可不必的。如若准此以往,则屈原没有写农村疾苦,阮籍没有写阶级斗争,高适岑参等也没有反映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可以开一个很长的名单,难道都要提出来加以非难吗?
    更重要的是,由于情感本身纷纭万状,因而抒情主人公抒发或表露自己的情感或情绪的样式也是丰富多彩,从无定式的,每一个诗人都在以自己的劳动和艺术才能,创造着更新颖、更别致、更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的美妙样式。如就其容量大小说,有的是千言万语,洋洋大篇,情感的产生发展等都写的一清二楚;有的则只是一刹那问的感觉,无头无尾,突如其来。就其风格说,有的含蓄委婉,如泣如诉;有的则奔放不羁,如天马行空。就其表达方式说,有的是直接诉说,开门见山;有的则或就事言情,或寄情于物,或寓情入景……这是无法尽举、也不必尽举的。现在,我们只进一步来谈一下这个与本文关系较密切的寓情于景吧。
如前所述,情感或情绪是恍惚不定,难以捉摸、难以把握的,因而一些诗人常常以寓情于景的方式来表达它。他们把自己的情感巧妙地融合于激起这种情感的外界景物中,构成诗的意境,从而展示某个方面的生活真实。然而,由于“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文心雕龙·物色》)。各人的感触不同,因而即使面对同一景物,他们可能从各不相同的角度或侧面去描绘它,从而创造出千差万别的意境,表达了迥乎不同的思想情感。举个例子看吧,下面的三首诗都是写渔者生涯的: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给柳宗元感受最深的是在大雪的江上,孤舟独钓的这一高洁孤傲的性格,他捕捉了它,描摹了它,从而把他自己对那种高洁的品格的歌颂与赞美的心情也渗透在其中了。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范仲淹《江上渔者》)
给范仲淹以深刻感受的却是渔者出没风波,辛苦艰险的生涯,他把这一生活境界和自己对渔者深厚的同情心巧妙的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他这一首诗独特的意境。
 
黄芦岸白苹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露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白朴《沉醉东风·渔父词》)
 
白朴的感受又不同了,触动他的心弦的是那个钓叟的逍遥自由,不染尘浊这一面,在他创造的这一形象里,是寄托着他那厌恶现实,不愿入仕元朝的心情的。看吧,同以渔者为对象,但因作者们的感受各不相同,竟创造了多么不同的各个意境,从而表达了多么不同的思想情感!难道我们能说只有《江上渔者》比较合乎“客观事实”而其他的二首就没有意义吗?还不止此,作者有时更寓情于一些极其荒诞不经的情节与景象里,如众所熟知的屈原的《离骚》、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就是例子,这岂不是更不合“客观事实”,更没有“现实性”了吗?大家都不曾指责这些,那么为什么竞不问陶渊明和王维当时的情感是什么样的,而一定要他们在那样一些诗里去写上一些农村疾苦的情节与景象呢?
 
同时,农村的生活面貌也绝不是“疾苦”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二者之间无论如何也不能划上个等号。否则,古代许多有名无名的诗人所写的歌唱愉快的劳动或他们优美生活的诗篇,不都成了“不真实”和没有“现实性”的了吗?像《诗经》里的《芣苜》《女日鸡鸣》,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采桑度》《敕勒歌》,鲍照的《采菱歌》,李白的《秋浦歌》《越女词》,苏轼的《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辛弃疾的《清平乐》(茅檐低小),范成大的《田园四时杂兴》,等等,其情形也正相同。
 
    总之,不注意抒情诗的特点及其复杂性与多样性,不仔细玩味诗人所创造的意境以及包涵在其中的作者的情感,只在每一首诗中去找描写“疾苦”的字样,有则喜,无则怒,这种简单的方法是很不好的。拿它来研究古典文学,那么我们祖先的许多宝贵遗产势必被粗暴的抛弃掉了。拿它来指导创作,则势必使文艺园地里的万紫千红飘零殆尽,剩下来的只是一些光秃的枝干而已。
    (原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8年5月25日)

①  [雨林木风1]自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页137。
 
 [雨林木风2]同上页142。
 [雨林木风3]“中国古典文学论集”页59。
 [雨林木风4]《文史哲》1956年12期,《论陶渊明》。
 [雨林木风5]同①页135
 [雨林木风6]《中国文学史纲》页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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