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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他的时代》前言

 

 一、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不朽诗篇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两千多年来,哺乳着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他的创作是属于世界的。就全世界来说,在当时像他这样的作家也是不多的。

    近几十年来却有一些人对历史上是否有过屈原这个伟大的诗人提出怀疑。首先是清末民初的廖平。此后又有胡适等人学舌以鸣,以求惊人。但自1951年的一次讨论之后,国内再不闻有持“否定论”者。可是,近二十多年来,日本有的学者又提出了否定作为诗人的屈原在历史上存在的一些说法。

    首先是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文学部的冈村繁博士,于1965年发表了《楚辞和屈原——关于男主人公和作者之间的分离》一文。文中说:

    汉代以前的楚辞作品,不是把屈原当成作家,而仅仅是当成忠臣来对待的。

还说:

《离骚》、《哀郢》均非屈原的自作,不仅从抽象的道理可以这样说,就是从内容和表现方面也可以找到纠正的证据①。

 

冈村先生说,“如果《离骚》确系屈原所作,在最初的时候就要引起人们的强烈关心。”因而断定《离骚》、《哀郢》等作品“是屈原死后,对其记忆犹新的时候的人的作品。”

    冈村先生从内容和表现方面找到的证据,大体从班固、扬雄、颜之推批评屈原的言论发挥而来,如说“屈原这样地吟咏自己的行动和心情,读之令人觉得也未免太自吹自擂”等等。这当中有些事实和道理我在《(楚辞)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与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一文中已辨析和申说过。班固、刘勰之所以对屈原提出批评,一方面与《惜往日》、《悲回风》已被刘向看作屈原的作品而同《惜诵》以下七篇编在一起名之日《九章》(东方朔、司马迁之时尚未)有必然的联系,一方面也同班固、刘勰较强的封建正统观念有关。至于依附新莽的扬雄和历仕三朝皆受尊宠的颜之推对屈原的贬损,则或多或少同他们的自我辩护心理还有些关系。读者对一首诗的共鸣,与读者本人的思想、阅历、鉴赏力有关,也与读者所处的环境及民族心理有关。我想,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家、文学家和一些志士仁人,不至都毫无头脑地去称赞和仰慕一个十分浮躁浅薄的人。

    冈村先生还提出一些理由,似乎也并不需要多辩。比如他说,在当时的楚国,“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修辞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恐怕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存在着好几位。”以前有的“否定论”者曾提出在战国时代不可能产生《离骚》这样成熟的抒情诗,也有的认为像屈原这样的“忠臣”,不会产生于秦汉以前。而冈村先生又认为“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会有“好几位”,可见,这些话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屈原前后,楚国确实产生了不少作家,在其前者如莫敖子华(沈尹章),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创作上,都深深地影响了屈原;大体同时者有庄辛,稍后者有宋玉、唐勒、景差、荀况等。他们的创作说明了作为改革家与诗人的屈原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屈原对楚国文学之影响,说明屈原并不是广袤荒原上的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在创作上达到了屈原的水平。不但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列传》等篇有记载,而且《汉书·艺文志》中也著录有包括屈原在内的以上所述辞赋作家的作品。本书中有几篇文章就是专门探讨屈原前后楚国文学的状况的。关于宋玉,以前谈的人很多,其事迹、创作成就也都大体上清楚,故本书未作专门论述。

    冈村先生是日本有成就的汉学家,在汉魏六朝文学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上成绩卓著,所以冈村先生关于屈原的论文,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便是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在为他与高木正一、前野直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写《导论》中所持的观点:

    且无须说《九歌》、《九章》不能看作屈原个人之作,就连与屈原关系最密切的《离骚》是否像传说的那样是屈原个人的创作,也还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在南方的楚国,有一些歌唱悲愁的歌曲,犹如日本的“长呗”。它们与屈原传说相结合,集中在屈原这个人物身上,而成为今日之《离骚》。

又说:

我认为,屈原名下流传的那些作品,则是围绕着屈原传说,经过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作品②。

《中国文学史》是由日本二十个院校参加编写的,在日本受到很高的评价。经此书的宣传,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冈村繁先生论文的正式发表,是在1966(1965年他曾在日本中国学会第17届学术大会上以此为题作了报告),即中国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之第一年。而中国在1965年也已经显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到1966年,一切传统的文化被作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否定掉了。在扫荡传统文化的黑风中,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在所难免:秭归的一尊屈原石像就在那时被推入水中,让他在相隔二千多年之后第二次跳江。在当时对屈原提出任何看法都不为过。隔岸观火之时,冈村先生只是谨慎地在学术的范围内对屈原问题提出新见,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知识分子都人人自危,还有谁管得了屈原的有无,何况当时国外汉学界的情况也不可能介绍到国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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