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证式解读文学作品的误区及纠偏

本文已发表于《学语文》2018年第4期。

印证式解读文学作品的误区及纠偏

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郭跃辉

【摘要】教师在对文本进行解读、在课堂上教读时,往往存在着一种“印证式”的思路与方法。即引导学生关注、寻找文本中能够概括文章内容或作者的情感倾向的关键字词,然后提纲挈领,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解读思路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因为文本本身是一个自足的有机整体,从文本出发理解文本,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某些情况下,印证式解读的思路会存在着一些误区,有必要对这些误区进行纠偏。

【关键词】印证式 文本解读 误区 纠偏 情感基调 人物形象

 印证式解读的理论误区

 

在文艺理论批评家的视野里,文本是一个自足独立的有机整体。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郎加纳斯,到古典主义时期的布瓦洛,到德国古典美学家黑格尔,到浪漫主义时期的柯勒律治,一直延续到英美“新批评”,尽管他们的主张略有差异,但基本观点就是文学作品应该是一个整体。

英国浪漫主义文论家柯勒律治曾经对诗进行过一种定义式的描述:“如果是给一首符合诗的标准的诗下定义,我的答复是:它必须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相互支持、彼此说明;所有这些部分都按其应有的比例与格律的安排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它那众所周知的影响相谐和,并且支持它们。”[1]各部分相互支持、彼此说明,这就是作品内部统一性的标志,同时也说明了诗这种文学体裁在内部具有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功能。这也为印证式解读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实,有机整体论并没有理论问题,但如果认为文本内部的要素之间只存在“统一”这种关系,而忽略了文本内部的“矛盾”甚至“错位”等关系,文本解读自然会出现一系列的偏差。

 

首先,文本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但内部并不是简单的协调与统一,而是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甚至是不能实现“统一”的矛盾。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穆卡洛夫斯基认为:“结构概念是基于由于诸多部分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一个整体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不仅是通过正面的关系、吻合与和谐——而且通过矛盾与冲突。”[2]这也说明文本内部除了统一性,还会有矛盾冲突。而印证式解读是建立在文本内部有机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当它面对文本内部的冲突与矛盾时,解读功能以及解读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

 

其次,文本,特别是文学类文本,往往带有作家强烈的主观特征。但作家的情感因素与文本的形式等理性约束产生矛盾时,文本内部也会呈现一系列的错位。有时候,创作意图不适应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这在小说中最为常见;有时候,作家的创作动机在中途也会转换。“开始构思时,作家大体上都有一种动机,可是在物化过程中,由于某种外在刺激的作用,或从材料中发现了新东西,作家会产生一种新动机。”[3]这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十分普遍。作家的创作意图不是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印证式解读也会出现偏差。

再次,印证本身是一种逻辑思维,即通过对照比较,证明与事实相符。但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理性因素固然存在,而感性因素、情感因素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在抒情散文、抒情诗等带有作家强烈的主观感情的文体实践中,感性因素更为突出。用逻辑证明的思路,去剖析作家的情感脉络,也会出现某种错位与偏差。

特级教师邓彤曾经批评过一种“人物分析论证化”的倾向,他说:“这个人物是坚强的,请同学们找一找哪一个细节表现人物的坚强?哪一个动作体现了人物的悲伤?这种事多不多?这种解读小说的方式是什么方式?我称之为‘给论点找论据’的方式。……人物分析论证化是一种妨碍小说解读的很不好的现象。”[4]印证式解读与此有点类似,因此需要特别警惕。

 案例一:《故都的秋》的感情基调

 

郁达夫在这篇散文里明确说:“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很多教师认为,既然作者都如此表述了,那么弥漫在散文中的情思与心境,自然也是“悲凉”了。于是按照一般的教学逻辑,就应该围绕“清”“静”“悲凉”这些“文眼”,去逆推其在文章中的具体表现,结果便是找到了几幅秋景图。当景物与心境一一照应之后,自然就是分析手法,联系文章的写作背景,进行手法分析与情感升华。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印证式解读,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忽视了文本的文体特征。这是一篇抒情散文,而且是带有强烈个性特征的散文,有写景有抒情有议论,也符合不少人心目中的“形散而神不散”的文体特征。但这并不是一篇逻辑严密的论说文,文章的意脉遵循的不是形式逻辑和生活逻辑,而是情感逻辑,如果将作者所说的“情感”与文章中的景物描写严格地一一对应,那就犯了脱离文体特征的错误。“清”可以说是作者心境的暗示,也可以说是北平新秋的特征,而“静”则是一种主观感受,“悲凉”的主观性更强烈。这三者之间本来就不是并列关系,从文章中找与之相对应的句子,无疑是缘木求鱼。

 

从文本的实际表现看,文章段落读不出太多的悲凉之气。作者将重点放在了秋的“味道”上,写出了某种“清”与“静”的味道,而不是抒发某种悲秋之情。文章的部分段落,特别是倒数第三段,不太像写景散文的文体要求,更像是现代文学史上特殊的“闲话风”的小品文,类似于周作人、林语堂笔下的“闲话体”散文。据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回忆,《故都的秋》是郁达夫应《人间世》社王余杞邀写成于1934年8月17日晨的。在《叙<人间世>及小品文笔调》一文中,林语堂阐述了小品文的文体特征:“认读者为‘亲爱的’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文所谓‘衣不纽扣之心境’。”[5]《故都的秋》中的倒数第三段,更是这种闲话体小品文的代表。似乎是在表达某种观点,但又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似乎是在流露某种情思,但又飘飘忽忽,最终用某种逻辑指向性不太明确的词句来表达。例如“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沈,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这些句子里,我们读出的秋的味道,与作者说的“悲凉”,出入是比较大的。

 

多数教师会重点分析描写秋蝉的段落,借以印证作者所说的“悲凉”。例如有教师解读说:“蝉鸣吹响了秋的号角,同时也唱响了生命的挽歌。柳永有‘寒蝉凄切,对长亭晚’的句子,可见秋天的蝉鸣并不似盛夏般激烈,多少有些生命将终的凄婉,没落。蝉到了秋天生命已经走到尽头,那么联想到人,人生的短暂,自然有种悲凉的感觉。”这样的解读思路无可厚非,但却脱离了文本具体的情感语境。首先,作者笔下秋蝉的“衰弱的残声”,虽带有生命的没落感,但作者并未以悲凉的心境来观照,并没有着力渲染秋蝉的悲鸣,而是用一种闲散的写意的笔法,对秋蝉的残声进行审美观照。作者说秋蝉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又说“无论什么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还说嘶叫的秋蝉“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作者写出的不是秋蝉生命将尽的特征,而是着力渲染其日常普遍性,即地点上的普遍性与生活上的普遍性,前者是多,后者是常见,前者是数量,后者是心境。

也就是说,以“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特别是“悲凉”作为需要证明的结论,从文本中寻找相关段落进行分析验证,这种思路以及得出的结论,都是值得商榷的。

 案例二:《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人物形象

 

梁实秋笔下的梁启超的人物形象,无疑是教学的重点内容。在分析梁启超的人物形象时,多数教师引导学生从“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三个角度进行概括,但事实上,梁实秋笔下的梁启超,最大的性格特点是“有真性情”,或者说,文本的文字层面体现出来的是“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但“真性情”才是最核心的指向,文本中所有的细节都指向了这一点。

例如梁启超演讲的开场白,他先是“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然后向台下“一扫”,开场白也十分简单,但充满了意趣。第一句“启超没有什么学问”,明显是谦虚。后一句话“可以也有一点喽”,不仅显示了其学术上的自信,一个“喽”字略带调侃,实际上其学问哪止“一点”,这句话就写出了其深厚学问之下的真性情。而在演讲过程中,他的表情丝毫不加掩饰,总是将真实的情感、动作与神态展现在听众面前。作者说:“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这是其真性情的最突出的表现。梁启超的演讲,实际上是学术报告,讲究理性,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掩盖其真实的内心世界。“表演”,此处明显不是贬义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展现了一个李贽笔下的“赤子”形象。外在的动作正是内心的表征,无拘无束的表演正是内心真实的流露。当演讲内容触动了内心之悲时,他便“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甚至当众“掏出手巾拭泪”;而当演讲内容触动了内心之喜时,他便“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作者笔下的梁启超,作者回忆中的片段与各种事例,都指向了性格方面的“真”。当然,也有教师认为,作者说的“热心肠”实际就是“真性情”,即认为,文章写的演讲的内容,所举的例子没有一个能够证明任公学术造诣的深厚,而更多地是证明任公作为一个学问家的真性情罢了。所以,这个“热心肠”应指梁启超演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性情”[6]。其实,“热心肠”与“真性情”虽有相似之处,但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笔者认为,“热心肠”侧重于其政治热情,而“真性情”侧重于性格特征。二者之间亦有联系,“热心肠”中能够体现其“真性情”。

 

也有的教师在概括人物形象时,出现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倾向,盲人摸象,忽视了文章的整体。例如有的教师抓住第二段中的“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这句话,得出了梁启超治学严谨的形象特点。虽然这个细节能够体现梁启超的这方面的特点,但其根本目的是形成对比,凸显“读他的文章”和“听他的演讲”的区别,从而将重点落在“听他的演讲”这个点上。或者说,预先写好讲稿这个细节是为真正的演讲服务的,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因此,治学严谨并非本文中梁启超的主要形象特征。再比如有教师抓住“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一句话,得出了其“博闻强记”的结论,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片段本身也不具有独立价值,它存在的目的是为后文写“用手指敲打秃头”的典型细节服务的。这些教学表现,其实都是印证式解读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与错位,与邓彤老师批评的“给论点找论据”的现象是一致的。更为严重的,这些分析脱离了人物形象的“整体性”,是对文本的割裂性理解。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印证式解读”的思路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在某些情况下,印证式解读能够训练学生整体把握文本的概括能力以及思维能力,但更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警惕这种解读方式的误区,从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看待文学作品的“整体性”。

 

注释:

[1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M).曹葆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67.

[2](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35.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61.

[4]王荣生.小说教学教什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3.

[5]林语堂.林语堂文选(下)(M).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22-23.

[6]陈新春.“热心肠”需冷眼观,“真性情”要深涵咏——《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备课札记(J),甘肃教育.2011(12).

作者简介:

    郭跃辉,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原中山纪念中学语文教师,现为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教研员。第三届中山市市级骨干教师,中山市语文中心教研组成员,中山市高中语文教师发展工作室成员。主持中山市重点课题1项,参与省市级课题3项。在《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教学月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杂志发表文章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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