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作文是如何成为创作大敌的?

狄马,独立作家陕西子长县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表思想随笔、文化散文、文学批评、杂文等各类文章近百万字。著有随笔集《一头自由主义的鹿》、《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杂文集《中国杂文(百部):狄马集》、《另类童话》等。

 

                   创作可以教吗?

常有朋友的孩子问我,作文与创作有什么不一样?本来,这个问题一线的老师更有发言权。不过一线的老师有一个大缺憾,就是大部分老师没有创作的经验。因而,回答起来往往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由于缺乏创作的经验,职业又要求他传授写作的经验,他就只能把一些从别处听来的经验或技巧归纳成条条框框讲给学生。但经验是活的,归纳成条条框框就成了死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没有一个走心的,全是套路”。

实际上,就创作而言,不用说没有经验的人很难讲。即使有创作的经验,要有效地运用到作文教学中,也是很难的。不然,你就无法解释,古今中外有那么多的文学大师,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大师?因为文学创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精神劳动。个体的差异性很大。

大师们的创作经验再丰富,写作技巧再高超,如果没有自己的审美感受和表达意识做基础,就很难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就好像背上一扇猪肉不算胖,要吃进去,消化了,长在自己身上才是真的胖。再好的老师也只能做到,培育和保护孩子的审美天性不受伤害,并按照他本身的“纹理”顺势而为,引导他对语言文字的天分健康发展,不受摧残。

因而,就创作而言,老师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老师本身就是问题。老师的最大问题就是,自己没有创作经验,又要以次充好,把一些道听途说的条条框框,强加到孩子身上,结果是,一些有文学天分的孩子,日后即使成了作家,也终生带着“作文腔”。

实际上,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就像大自然中没有两朵相同的花一样。学生中间那些真有文学天分的孩子,只是极少数的。即使这极少数对语言文字天然敏感的孩子,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作家。成为作家有好多偶然的因素。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的,也不是培养作家。甚至大学的中文系也不是。

大学里教授《基础写作教程》的老师,与中学语文老师一样,多数缺乏创作经验。但这有什么呢?一个城市里,十字路口没有警察,交通就会陷入混乱。可一个城市里少了一个作家,粮油店照样开门,黄瓜也是原来的价。这不是说作家不重要,而是说,作家不可能多到人人都能当的程度。

一个好的语文老师,只要能做到不对学生的审美和想象设限,不拿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扭曲甚至窒息学生的表达天分,而是尽量引导他们阅读世界经典名著,指出那些文学史上的精彩篇章,是如何呈现纷繁复杂的人性的。

那些深刻的洞见、非凡的想象、奇妙的构思、瑰丽的语言,我写不出,但我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我们这个星球自有文明以来公认的伦理和价值,就够了。至于那些因人而异的写作技巧、异彩纷呈的语言风格,就让学生在实践中自己去掌握好了,老师的责任只是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但一些老师偏不。他们喜欢把一篇文章大卸八块,然后从每一块中归纳出段落大意,再把段落大意拼起来,总结出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然后要求学生按他们历年总结的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写作文。这就使得“作文”成了一种模式,成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他上过学就无法不受其影响的“新八股”。

 

我的一些文章荣幸地被选入一些中学课外辅导教材中,但一些老师针对拙作设计的练习题,我也回答不上来。例如《伟大的几分钟》,他们问,文章前半部分用了哪些写作手法?后半部分重点分析了华盛顿交权仪式上的几个动作,请问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按说“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别人怎么会知道呢?学生又不是孙悟空,能钻到作者的肚子里吗?孩子们回答不了,一些熟悉的家长就发给我,让我回答。我说,我当时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

 

                    作文的套路

前面说了,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作家,那它是干什么的呢?它的主要目标是训练学生使用国语的能力。使用国语的能力,包括两方面:一是读;二是写。对于那些有文学天分的孩子来讲,作文又是创作的预备。

但不管是预备,还是正式登台,只要是运用语言,就有一些基本的规范,比如,不能说假话。因为语言文字是用来交流的,不是用来撒谎的。撒谎虽然也是人的罪性之一,人类一时半会儿无法根除,但终究不是正途。因而,大凡文明社会,总是提倡说真话,厌弃说假话。

 

但我们现在中小学作文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恰好就是“假”。假好人好事,假生活困难,假父母双亡,假父母离婚, 甚至有学生在高考作文中,假装残疾人。因为我们所有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围绕一根指挥棒在转的,这根指挥棒就是“高考”。

每一个中小学老师都是这根指挥棒下的“兵”。这个兵要继续领军饷,就不能不听从将令。这个将令当然不会明确告诉你,要你说假话。但它通过一种叫“分数”的东西,牢牢地控制住了这根指挥棒下的每一个兵,以及这个兵下面的每一个学员。这些兵为了让学员取得高分或至少不失分,以保住饭碗,就得按大纲规定的模式教给学生以“作文的套路”。学员为了取得高分或至少不失分,也只能按照他们从老师那里习来的“套路”写作文。

而生活本身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套路规定的范围。当学生发现从老师那里经过长年累月习来的“套路”不能穷形尽相、描摹世相人生时,就只能造假。因为假话也可以符合“套路”。老师也从来没有说作文不能说假话。

遗憾的是,造假时间长了,就不会说真话了。当初是为了分数才去造假的,现在不需要分数了,发现舌头已经伸不直了。写作本来是“我手写我心”的事情,但由于我手写别人心的时间太长了,突然让写自己的心,发现手还在,但心没有了。当初本来是把作文当“敲门砖”的,但后来发现门进了,砖还是放不下来,老举着。

被“作文的套路”浸淫太深的学生就是这样。他们中间即使那些确有文学天分的孩子,日后侥幸成了作家,也要用毕生的精力褪去“作文腔”。以致有作家朋友这样讲:我要感谢我的语文老师,因为没有他们,我不会写文章;但我也恨我的语文老师,因为没有他们,我也不会写这么差的文章。

 

                 作文病的症状

作文就这样成了创作的大敌,成了一种病,这病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的症状:

 

第一,规定性的思想。大凡写文章,不管是作文,还是创作,总是要讲思想的。没有一个文章家说,写东西可以不要思想。立论之初,总要大致明白我要说点什么,要告诉读者一个什么意见。尽管未必明确,好多道理也的确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随着感性和理性的融汇逐步升腾起来的。但动笔之前,总会有一个大体的想法。

目前中小学作文中的所谓“思想”,基本上来自于老师长年累月从课文中总结出的“中心思想”。其实,思想是不需要“中心”的,一旦有了“中心”,其他的思想就成了陪衬,成了围绕“中心”运转的陀螺。说到底,就是给“中心”提供原材料和炮弹的。顶多再加上一些家长、课外辅导读物和影视报纸提供的心灵鸡汤,就算是有“思想”了。

其实这种思想不叫思想,硬要说思想,也只能说是“规定性的思想”。尽管在多数时候,自己未必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种“规定性”。比如,这个想法是来自于某某报纸,那个想法是来自于某某电视。老师在教这些“中心思想”的时候,也未必真的或全部相信,但出于安全考虑,还是让学生按这种思路作文。

学生在写的时候,也未必真的或全部相信,但出于分数需要——而不是心灵需要,还是按老师教的去写了。但这离真正的“思想”十万八千里。文学创作需要的思想,一定是独立的,自主的,原创的;而不是集体的,强加的,复制的。

 

你看,雨果的就是雨果的,托尔斯泰的就是托尔斯泰的,和莎士比亚不同;鲁迅的就是鲁迅的,沈从文的就是沈从文的,和张爱玲不同。你可以不同意,也可以旗帜鲜明地反对,但你无法否认,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都是他们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外力强加给他们的。

 

第二,程式化的情感。创作需要情感,鲁迅说“至少总得发点热”。古人也说“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看来创作是离不开情感的。问题是,情感作为一种最本真、最私人的态度流露,应当是很难造假的,但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训导、培育,中小学作文中的情感多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倾向。

比如,写母亲,总是颂赞她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终于把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谁应该对这种苦难负责?怎样才能防止这种苦难继续发生?就不追究了。写故乡,总是说故乡过去如何一穷二白,现在如何旧貌换新颜,结尾再抒上两句情,说,我是如何热爱故乡,并打算有朝一日回报它。可过去为什么穷?造成这穷困的根源是什么?是乡民们懒惰还是另有原因?就语焉不详了。

写企业家或“成功人士”,都喜欢把他们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告贷无门,最后忍辱负重,不惜腆颜事敌,终获成功。但人为什么一定要“成功”?这种含垢忍耻的“成功”是不是一定有意义?当一个社会把“不成功,便成仁”当作励志口号时,是不是说明这个社会的底层人活得连死了(成仁)都不如?这些就不提了……凡此种种,都是一种程式,一种套路,犹如京戏中,马鞭一挥,就走过了万水千山;帅旗一打,就带出了千军万马;船桨一摇,舞台就变得水光涟漪。

救治之法,还在于回归个人。回到自我最真实的体验上来。我相信,追求真实,探索真相是人的本能。只要老师教育得法,至少不要有意拿大词、大我、大爱等绳索捆绑他们,社会和家长不要有意逼迫,孩子的审美天性就会释放出来。人人都有表达的愿望,孩子的表达愿望较大人更强。只要有自由宽松的环境,他们的思维和情感,就一定会回到正常状态上来。

 

第三,类型化的语言。有了好的思想,还要有好的语言,思想是不能悬空了谈的。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讲的就是文章如果语言不美,就不会流传久远。“语文”本来就是语言和文学的合一。但目前中小学作文的语言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类型化”倾向。

“类型化”是相对于“个性化”而言的。本来“言为心声”,每个人的“心声”都带着自己的性格、欲望、经历和意志的特点,外化为语言自然不会类同。但由于我们目前的作文是按照一种模式化的路子在教的,形成的语言自然会出现趋同的“类型化”,而不是“个性化”。

救治之法,还在于释放思想。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语言自由。语言的风格实际上是思想的风格。风格是思想者的剪影。

但是不是有了高深的思想,就一定能写出好文章?也不尽然。写作不是手艺,但有手艺的性质。就像铁匠、木匠、油漆匠、说书人等百工匠作都需要专门训练一样,写作也需要专门训练。古人写作先从“炼字”开始。

注意是“炼”,而不是“练”,二者虽然读音相同、字形相近,但含义是有差别的。“炼”讲的是放在火里淬炼;“练”不过是照猫画虎,反复演习而已。《旧约》的《诗篇》里也讲“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说的都是语言要想干净,不含杂质,就必须经过淬火,而且是反复淬火。一个人的文章,有没有经过“炼字”,行家里手看两三行就知道了。

我自己有一个“炼字”的习惯,就是读书时,旁边时常放一个小本子,把我认为精彩的话、绝妙的词,随时记下来。有空再拿出来揣摩,也当是“淬火”之一种。我母亲有一次看见了,说,你看书时,一边看一边在本上记什么?我说记好玩的词和句子。她说,有什么用?我说,以后写文章说不定就用上了。

她一听就笑了,说,儿啊!你做的这个,就好像咱们村里的好受苦人(陕北方言,把农民叫“受苦人”)。好受苦人冬天也不闲着,走走路路拿个粪筐子,碰见牛粪啊、羊粪啊、猪粪啊,不管臭不臭,只要有营养,就拾到筐里,预备来年耕种时使用。我说,对,我这也是拾粪。不过我只拾香的,不拾臭的。

“炼字”的目的,一是“陈言务去”;二是丰富词汇量;三是增强造句的能力。因为一个人写得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套话、套词,就容易把自己喜欢的一种句式、一个词反复用在许多文章里,这是不经意的,但也是应当避免的。

总之,好文章是有标准的,至于有什么样的标准,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给好文章定了三条标准:1,有思想;2,有文采;3,有趣味。有思想,就得克服规定性的思想;有文采,就得去除程式化的情感;有趣味,就必须在语言上下功夫,并力求个性化。当然,我自己是否做到,或是否每篇都做到,诸君可以批评,但至少是可以当作目标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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