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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经济的政治特征

本来这种敏感的话题不适合贴在公众号里,但是与经济理论不同,经济实际不可能脱离于政治实际,要讨论中国经济金融,完全不涉及政治无疑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所以还是试着把文章放上来。

 

01

权力的源头与分封

 

今日中国与数千年来大一统的中国在政治上没有特别本质的区别,各级行政权力来源于上级的分封,省权力来自中央、地市来自省、县来自于地市。最高权力的来源,按照古代说法,是“受封于天”,而用共产党的语言,是“历史的选择”。

 

权力的追根溯源是重要的社会课题,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影响也很深刻。从国共内战到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当局执政正当性的来源是革命正当性,整风、反右一直到十年动乱,无不体现出以革命性执政这种矛盾做法所引起的混乱,毕竟执政和革命这两者本身是对立的。直到改革开放,其正当性源头由“革命”转变为“改革”,表面上只是文字游戏,但通过“黑猫白猫论”等一系列补充释义,给社会实践的重心由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在后来十数年,执政正当性渐渐与社会整体取得的经济成果挂钩,能搞好经济建设成为执政依据。再后来,“三个代表”理论把执政正当性彻底从革命、改革的悖论中解救出来,以执政团体的先进性作为执政依据。这个理论实质是集体版的“开明君主专制”,与柏拉图的哲人治国是一个路数,它与“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相背离,认定有一个特殊团体优于其它人,由此具有执政权力。

 

时间上,《求是》在2013年刊文道出了权力更替的禅让实质,称现在的制度遵循的是尧舜圣人古制。空间上,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亦曾道出过“一把手具有绝对权力”的分封实质。这种权力在受封的领域内是绝对的,省委书记在一省内的权力是绝对的,一行两会的一把手在辖内的权力也是绝对的。绝对的权力不是指绝对的为所欲为,而是说理论上不存在制衡。而实践当中,掣肘未必不存在,比如市委书记和市长不合的例子并不鲜见,但这种时候往往是市长上头有人,也就是说制衡来自于分封上级。

 

其实权力的分封本可以更精细的方式进行。虽然在最高层不可能,三权分立在地方未必没有机会执行。然而随着“党的领导”被反复强调,最后救济制度--司法权的独立被束之高阁,政法委书记这一职务依然统领公检法,而政法委书记终又还是对书记负责。公检法合体威力惊人,在上世纪80、90年的几轮严打中,多次创出一天内完成逮捕、起诉、审判全部流程的行政效率奇迹,制造出一大批冤假错案。周永康案后,法律界曾有人寄望取消政法委,以增加司法独立性,然而最终也仅将武警权力从政法委收归军队,未尽如人意。

 

由于缺乏制衡机制,上访就成了一种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发生矛盾时很有中国特色的救济方式。既然法院政府一家亲,有问题就只能向权力分封的上级反映求助。在现代交通的便利条件下,人们常常越级上访乃至直接去中央上访,各地驻京办原本作为分税改革、跑部钱进的桥头堡,在上访汹涌的岁月里一度还是拦访截访的前线阵地。

 

分封的权力层级多了、时间长了,官场就会出现逆淘汰。原因很简单,结党营私的人总是要比正直清廉的人提拔更多的自己人,时间一长,清流就渐渐绝迹、贪腐横行,就会有曾经广东茂名、云南那样的窝案。中央巡视组报告里经常可以看到“余毒未清”,盖因一地即使头目已除,其党羽却渗透已深。

 

02

权力的界限与责任

 

从上级分封而来的权力究竟都有哪些内容?答案是不确定、看情况。无论是政治还是法律的学者业者都没办法确切告知政府的权力边界在那里。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可以肆无忌惮,直到曝光以后上级觉得过分了,才能经由上级制止。而如果上级觉得没问题,那只能上访了。曾经一度,某西省省会杏花村区要求,沿街所有店铺都必须在指定的招牌作坊制作、购买统一格式的招牌,很多早饭摊不得不花好几千块钱、相当于一两个月收入去买一块塑料招牌,只为让领导亲戚的招牌店赚钱。在国务院开展行政许可、行政收费整治前,政府基本上想让人办什么证大家就必须掏钱办证,想让人花什么钱就必须花什么钱。

 

后来在权力的界限问题上强调依法治国,政府做事要有法可依,于是法律法规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依法治国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广西省某县级市,为了让他家原来的一家驾校继续保持垄断,出台《X市汽车驾驶学校登记管理办法》,条件全按这家驾校的量身订做,基本上只有这家驾校能符合条件。或许有懂法律的会问难道地方政府不知道《反垄断法》吗?然而不会有人为了要去那里开驾校而去起诉当地政府。保监会曾为安邦专门修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证监会更厉害,一个月可以出十几号文件十几个管理办法(暂行),市场不好的时候还可以出《减持新规》不让卖,要搞CDR也能掐点奉上《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金融机构是非常能体会地方政府没有边际的权力的。在现在的局势下,省/市的省/市长办公会议时不时就会开一场金融机构协调会,讨论给某家企业的融资问题,很多时候其实是逼各银行给贷款、给授信。当年东北信用崩塌的时候,某省强迫某四大行分行放贷,一度剑拔弩张,最后以该行总行放狠话全省停贷、某省放弃施压潦草收场。

 

以前金融机构跟政府做生意,肯定是要政府出兜底承诺函的,基本上是想怎么出就怎么出,即使是国资股权只有占比5%的地方旅游公司,要拿到人大盖章的款项纳入财政预算承诺也轻而易举。后来财政部和银监会反复整顿了几次,承诺函才销声匿迹。当然了,即使有承诺函的时候,大家也心知肚明只是一张安慰纸,地方政府对能赖掉的账是绝对不会还钱的。

 

全能型政府亦是全责型政府,不给自己的权力设限,民众就不会给其责任设限,所以出任何问题都会去责怪政府。证监会出这么多制度、文件与管理办法,找了券商、律师、会计师这么多机构以及相关的审核委员会、保荐代表人和签字人员这么多具体经办人来背锅,真的出问题的时候,什么锅都甩不出去,还是全部都会骂证监会。

 

 

03

时效与任期

 

 

经过历史上的政治博弈,年龄成为中国官员升迁道路上的最硬性指标之一。进入厅局序列、进入省部级序列均有明确年龄划线,超龄出局,例外者寥寥。而且超龄不仅往往意味着官职进阶无望,还通常需从实权部门的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

 

于是年龄造假在官场成为家常便饭,改小的年龄不仅给仕途提供更广阔可能性,还能多体会几年权力的滋味。官场上涌现出一大批15、6岁上大学的天才,14、5岁参加工作的童工。比如在公开的说法里,明天系肖某是17岁上北大的少年英才,后来大概是因为长得着急了4岁的样子较为老成而当上了北大学生会主席。原本立志要走仕途的肖明天准备是非常充分的,甚至年龄都已经改好,只是最后没有遨游宦海,而是走上了另一条白手套的道路。

 

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官员最终到达的职位高度与其升迁速度高度正相关,升的越快才能升的越高。对于积极追求上进的官场中人来说,可谓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在一、两任之内做出成绩。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执政党将经济成就视为其主要执政基础,当年甚至有很多所谓专家宣称GDP增长低于8%社会就会出乱子,中央对地方官员考核便长期主要集中在经济指标上。这就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现象非常严重,一批掌握经济套路的官员,很快学会了大拆大建创造GDP大法。

 

短期化的政府缺乏对需要长期投入才能见效领域的耐心,而这些却往往是政府真正需要花主要精力的、具有巨大外部性的领域,例如环保与教育。即使早从邓小平时期起,党中央多次明确过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地方实践中依然往往牺牲环境发展经济,而且往往是环境的巨大牺牲仅仅换来少量的经济增长,并被很多官员视作理所当然。直到今天生态环境如此恶化、全国范围内雾霾如此严重,大部分地方官员仍然认为我们还可以在环境与经济中做出选择,而往往是选择保经济毁环境。实际上选择的余地已经不多,继续破坏环境别说经济发展,可能生存空间都没有了。而在教育方面,财政支出中的教育占比一直处于极低水平,好在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私人部门对教育的极高支出没有让整体教育水平落后。

 

 

04

经济与金融后果

 

由于任期和时效的问题,政府的主要动作都围绕短期内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展开,房地产、产业园、基础建设自然就成为重中之重,很多政府也很喜欢炒概念来吸引投资。而且由于没有约束,政府往往在经济领域为所欲为,在其他领域却毫无作为。

 

同时,没有长效考察机制,若非贪腐等问题,换届之前所作的错误决策、工作失误、短视操作极少被总结、发现与追责,搞得地方政府如同临时政府,人人都是路易十五,“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方面除了难以量化的环境欠账,最突出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债务。早年“活络”的官员,会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大量举债,大量投资,GDP上升很快,借此快速升迁,把巨大的财政窟窿烂摊子留给后任。这类型的官员如果因为基建投资过程中的经济问题落马,常常还会有很多无知群众和媒体鸣不平,表示其人虽然贪腐,但是做了很多实事,让人哭笑不得。

 

偶尔,一地的继任主政者是空降而来,并且与高层联系较深,会否认前任的一些东西,比如大幅下调前一年的GDP和财政数据。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只是击鼓传花,既不点破,但也不愿去真的解决债务问题,因为还钱意味着对财政支出的挤占,意味着经济下滑。在各自任内,就尽可能的借新还旧,尽可能扩充融资渠道,把能借的钱全借光,把能不还钱统统拖着。现在很多政府和企业做的事非常相似,三大主题:融资、乱投资、 拖赖账。

 

由于整个权力体系是分封的,下级出现问题上级实际上是责无旁贷的,这跟其他一些国家不一样,底特律可以破产,鄂尔多斯不可以。而且政府的各个平台资金账户实际是相通的,比如债券承销团队常常发现往往债券一旦发行完成、资金到了募集专户,转眼就无影无踪了,去填别的窟窿了。所以一旦表面上有一单违约,后面往往意味着一个巨大资金链条的断裂,凭当地政府自己已束手无策。当年南方某经济大省的某地级市一个城投债曾出过一个逾期事件,省政府表态说不管,认为这是它自己捅的篓子,债券主承销商中信建投闻讯整个团队直接奔赴省政府要钱,最终还是连威胁带骗让省政府兜了底,所以说风险主体是城投公司、还是地市政府、还是省政府?5月某直辖市的城投平台信托计划违约风险,说明整个直辖市的财政体系都处于周转困难的状态,这实际上是需要中央层面出手纾困的。

 

当前整个金融体系的最重大任务是,防范金融出现系统性风险。然而,在制度导致政府行为临时化的情况下,风险只能不断积累而不会被真正化解。另一方面,分封格局导致风险会在底层不断向上汇聚。县级债务出问题,地市不得不兜,等到地市出现问题的时候,省政府又不得不兜,表面上这些风险事件都得到了处置,实际上只是被掩盖起来。进一步的,有些债务主体虽然不是政府,政府却负有很大责任,最极端的例子是如果地方城商行出现兑付危机储户挤兑,政府肯定不得不代为兑付。所以虽然说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实际上做的事情却是把风险系统化,最后的压力全在央行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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