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 马:无权势者的睡眠

狄马,独立作家。陕西子长县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表思想随笔、文化散文、文学批评、杂文等各类文章近百万字。著有随笔集《一头自由主义的鹿》、《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杂文集《中国杂文(百部):狄马集》、《另类童话》等。

 

有人最近给我算了一笔账:一个人的一生按90岁计,前20年蒙昧无知,浑浑噩噩,不晓人事为何物,后20年老眼昏花,涕泗横流,佳丽当前也不能“柔情缱绻”,只有“想入非非”的份。掐头去尾,一个人正常工作的年限至多不超过50年。在这50年当中,每天睡觉按8小时算,占去了三分之一,吃饭、生病按4小时算,占去了六分之一。这样,一个人全部工作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25年,这还不算那些无聊的应酬,有聊的娱乐,谈恋爱,生孩子等。

 

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算法当然意义明确:它可以给人鞭策,催人奋进,教人珍惜光阴,黎明即起;但细想一下,也不全是那回事。人活着当然要工作,但活着本身不是为了工作。吃饭、睡觉、娱乐、甚至包括生病这些过程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不全是工作的辅助和手段。这么想,对于一门心思“头悬梁、锥刺股”,击楫中流的人来说,当然是一种消解。

 

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一种安慰:比如,对一个一生无业的流浪汉来说,他就不是“一生无业”,而只是25年无业。我们常说“某某人一生穷困潦倒”,但实际上只要他不是愁得睡不着觉,饿得等不到天明,就不是“一生”不幸,而只是“三分之二”人生不幸。因为一旦睡着,大家就都一样,没有幸与不幸的区别。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天不亮就上山劳动,直到夜半才能回来。我和弟妹们每天能吃两顿饭,但没有一顿是能见到太阳的,常常吃着吃着就睡着了。父母当然更辛苦,但迫于当时的压力,谁也不敢说什么。全村的社员每天被“生产队长”驱赶着,来到工地上,主要任务是修梯田、打坝,除了午休时集中起来,念“老三篇”,唱“语录歌”外,剩下的时间即使拉屎送尿也要向背操着手的领导请假。

 

他们在工地上平均每天要干16个小时左右。母亲说,每天的土方量是分好的,只有拼命地干,才能赶半夜挖完。挖的时候他们绝不偷懒,为的是争取时间回家睡觉。这时候,工作和睡觉的关系是正好颠倒过来的:不是睡觉为了工作,而是工作为了睡觉。

 

印象深刻的是父亲每天晚上回来,倚在土炕边,用废纸卷起一根烟,叹一口气说:“幸亏老天爷留下了睡觉,不然人会累死的。”语气里充满了对生活的酸辛和无奈,但也不无庆幸在里边。

 

也许是这样的场面刺激太多,长大以后,我对一切教人“热爱生活”、“忘我工作”、“一切为了事业”的说教都充满警觉。在我看来,上帝将人降生在大地上,是很难说有什么目的的;即使有,人也不知道。人如果非要给自己的生命设计一个目的,那就是在肉体生命行将结束以前,尽情地享受生命本身的一切壮丽和美好。

 

在从出生到陆地生命终结之前的这段行程中,“工作”不过是一条用来到达的船。如果它不能增加坐船者的快乐,帮助坐船者欣赏沿途的风景,体验顺流而下的眩晕和美,那么,人们是可以泅海而渡的。也就是说“工作”只有当个人变得可以选择,可以负责时,才有道德讨论的价值。

 

一个人依照自己的良知和判断,牺牲在他看来较低的价值,从事一项他认为有较高价值的事业,与一个奴隶在皮鞭下完成了一项精美的工程,是有本质区别的。对一个不能自主选择命运,身体、睡眠、甚至生命都完全被国有化的“农奴”或“准农奴”来说,工作再努力,再有成绩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古希腊的哲学家第欧根尼喜欢躺在木桶里,亚历山大大帝来看他,骄傲地说:“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这位哲学家只是翻了一下白眼,说:“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个故事被很多人传颂,认为它体现了哲学的尊严和精神的高贵。

 

但人们忽视了这个故事的两个细节:

1,第欧根尼要求尘世的恺撒,不要挡住他的阳光。因为阳光不是君王可以赐予的;

2,亚历山大果真移开了,尽管很不情愿。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夺走他所不能赐予的。在这一点上,我父亲一点也不比第欧根尼差,他与第欧根尼一样认识到了,“睡眠”和阳光不是君王可以赐予的,而是天赋人权(“老天爷留下了睡觉”);他与第欧根尼的区别只在对手不同——我父亲的对手不认为,生命、身体和时间是上帝给的,所谓“无法无天”是也;即使知道,也不认为不能褫夺,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

 

上大学的时候,我因为一场悲惨事件的刺激,夜夜失眠。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每天晚上两三点才能睡着,五六点就醒来了。那时候真不觉得学习、工作有什么幸福可言。只觉得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能睡着。争取睡眠就是争取幸福;延长睡眠就是延长幸福,就是从痛苦之神手里夺取安乐的份额。

 

参加工作以后,失眠慢慢好了,但也并不觉得醒着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富人、阔人、权势者活在白天,穷人活在夜晚;前者希望永远是白天,穷人不是;穷人在白天没有尊严,梦里才有。如果说上帝给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那么,对穷人来说,惟有这8小时,没有歧视,没有压迫,真正的人人平等。

 

尤其是这几年经见的人和事一多,我就更不觉得,一个人睡眠时间短,工作时间长,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关键不是从物理的意义上看他干了多长时间,而是要看他干了什么,对谁或什么有意义。有些人的工作只对自己有意义;有些人的工作则不仅是利己的,而且是益人的;有些人则根本不需要工作,能睡着本身就是贡献。

 

比如,贪官睡着了,就少了许多坑害黎民的机会;城管睡着了,摊贩们就可以放心地做生意;拆迁办的人睡着了,城市小业主就可以在自家的房檐下晾衣;乡干部睡着了,农民就可以搂着自己的老婆私语;经济学家睡着了,百姓就可以放心购物,不用担心被“忽悠”。

 

走笔至此,有朋友方英文发短信邀请我吃午饭,我说:“我要睡觉,不想跑那么远。”他说:“国家都成了这个样子,你能睡着就睡吧!”其实,我不能睡着又怎样?即使我睁眼到天亮,台湾问题就能解决?以巴就会停火?中东的石油就会降价?本·拉登就会逮住?

也就是说,我关注的不是事情的数量,而是质量;不是工作的时间,而是性质。一件事情发生得越多,并不必然说明它有意义。相对于这个时代大量出现的虚火上升、铺张奢靡的泡沫活动,我更喜欢朴素、深刻、真正有根基、原创性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只是“为做而做”的机械性重复,那么,即使它在长度上、体积上再有规模,也和蚂蚁、蜜蜂的劳作差不多。

 

斯大林喜欢晚上工作,像罪犯一样地在晚上工作,是一切独裁者共有的风格。他睡不着,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机器,包括人力机器,都要围绕这种新的时间作息。他喜欢晚上看电影,就会把导演叫来坐在前边,他是固定地坐在后边的一个椅子上的。

 

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

据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所有被请来的导演都不敢回头,也不知道屏幕上演的什么,一切意念都集中在后边的那个椅子上,一有异常响动,就会吓得尿裤子。虽然没有人“因为他尿湿了裤子而送他一条新的”,但此后这些尿过裤子的成年人没有一个感到耻辱,反而津津乐道。因为“在领袖和导师前面尿裤子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是一种荣誉,”音乐家总结说。

 

除了看电影,斯大林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还喜欢通宵达旦地夜饮。像许多他们批判过的“封建帝王”一样,这些“昼短苦夜长”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的高潮也不忘在别墅行乐。一天深夜,莫斯科天文馆接到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的电话,问馆长,别墅上方是什么星座?起因是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喝酒时发生了争论:莫洛托夫认为,别墅上方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则说是仙后星座。

 

二人相持不下,“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就建议他们打电话问一下天文馆的人。但不凑巧的是,值班的天文馆长不是天文学家,真正懂天文的馆长早被逮捕了。没办法,这个行伍出身的馆长解释说,需要一点时间去向天文学家了解。具体地说,不是向天文学家了解,而是向残存的天文学家了解。

 

汽车开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的门口,馆长打算把他请来,请到天文馆来讨论这个神圣而庄严的课题。可仍然不凑巧的是,这位天文学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就是觉得随时会坐牢或杀头。

 

当听到窗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以为上路的时分到了。门外有人按门铃,他过去开门,门还没开,就心脏病猝发,死在了家门口。按中国人的想法,也算好运气,因为总算没有客死西伯利亚或横尸街头。

 

汽车只好开着寻找下一位。说也奇怪,他们即将寻找的这一位也是努梅罗夫的好友。因为真正的天文学家这时已所剩不多,因而,他随时准备和好友“共赴黄泉”。好了,汽车驶近了,而且是专门抓人的黑色汽车,又是在大逮捕的高峰时段——深夜两点半,还犹豫什么?难道一个60岁的老汉,还准备再经受一番刑讯逼供而死?还没等门铃响完,他就飞身从窗子里跃下,扑向了他终生挚爱的星星。不过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从人生态度上讲,很不时髦。

 

倒霉的天文馆长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时终于弄明白了。赶紧往斯大林别墅打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没有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守电话的人答道。

 

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黑夜最触目惊心的描写之一,被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记载在《斯大林秘闻》里。说明在一个从生活到自然,从生命到财产,甚至包括时间都完全被国有化的极权社会里,人是一无所有的。

 

当然,还有一点教训,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过程,哪怕是最细微的吃喝拉撒,都最好能由自己赋予意义,一旦交由别人代为设计,那么,事情的结果就会通向愿望的反面。你看单是睡觉的目的,就哪里是一个简单的“为了工作”?有些人醒着,是为了让别人睡得更好;可有些人醒着,别人就睡不着。

 

1953年3月1日,“永远健康”的“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和统帅”斯大林一直睡到晚上10点了还不见出来,从他凌晨5点上床算起,“全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已在床上躺了整整17个小时了。所有的保卫人员都十分着急,但没有办法。

 

因为“导师”有规定:没有召唤,谁也不许进他的房间。但这一回情况紧急,警卫员洛兹加乔夫便冒死闯入他的卧室。这时,他看见“百折不挠”的斯大林躺在地上,右手微举,不能说话,裤子尿湿了一大片——不过不是别人吓得,而是中风引起的。

 

他们赶紧给马林科夫打电话,过了半小时,马林科夫回答:“我没找到贝利亚”。又过了半小时,贝利亚打电话:“关于斯大林同志生病的事,对谁都不要说。”又过了3小时,也就是离警卫员第一次打电话整整过了4小时,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挟着皮鞋来到斯大林的房间,简单地问了一下病情,对警卫员说:“不要惊慌失措,别让我们心烦,也别打扰斯大林同志。”

 

就这样,在“导师”尿湿裤子躺在地上4小时后,战友们宣布:“当家的”原来睡得很安详。咱们走吧!又过了5小时,医生驾到,一直捱到3月5日,不过是例行注射,写写病情公报而已。而他的亲密战友马林科夫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最高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宣布:斯大林同志还在和死亡斗争……

 

在这儿,我们不能指责“各族人民”对自己的“领袖”不关心,因为人们,包括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这些极权制度的帮凶和设计者都知道,只有“当家的”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他们才能活,才能像人一样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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