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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被中国人奉为大师的黄仁宇,为何不被美国学界承认

近二三十年来的中国,大概很少有哪位历史学家像黄仁宇一样,其著作能如此盛行不衰。他所提出的一些概念诸如“中国大历史”、“数目字管理”,甚至进入到了公共讨论之中。作为一名很长时间里被学界冷落的学者,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戏剧化的遭遇了,对于他的评价也因此呈现出巨大的反差。这说到底是由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问题意识和中国社会的关注点所致,可说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

 

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

 

 

对黄仁宇的评价为何两极化

 

黄仁宇的一生起伏不定,但其中一个最为戏剧性的地方无疑在于:他在学界和大众(尤其中国读者)中所得到的遭遇几乎是冷热两个极端,而且是在学界遭受冷遇、在大众中受热捧。

 

这种待遇在严肃学者中颇为罕见,通常而言,撰写学术著作的历史学者要么是在两界均受好评(如陈寅恪、钱穆),要么是在学界很受认可但却被大众敬而远之(这样的例子多得多)。像黄仁宇这样的,倒更多是发生在那些“历史爱好者”身上,一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虽然一纸风行,但学术界并不觉得它除了普及之外,在学术上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贡献。在前辈学者中,略可比拟的可能就只有梁启超了,他既身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所写白话文又深入人心,不过,尽管如此,梁启超的作品真正风行的也是他的那些社论文章,而不是《清代学术概论》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相比起来,对黄仁宇的评价两极得多。他的著作在中国一版再版,甚至连早年著作《缅北之战》及历史小说《汴京残梦》也都无遗漏,可说很少有历史学者能有这样的殊遇;然而,学术界很多人对他的研究不以为然。

 

余英时作为其博士导师,虽然说“他比我年长,后来是朋友关系,我不便写他”,但接下去又说“他中年才读大学,发愤治中国史,用功之勤极为少见;晚年写了不少通论性的书,表现出他的史识,成一家之言”,这些多是泛泛的客套话,仅承认他用功、“有自己看法”而已,对他有何学术贡献不着一字。

 

历史学家江政宽认为他在《万历十五年》是“以文学手法撰成的历史著作”,尽管生动,但历史想像发挥过了头;王汎森则批评他的“中国大历史”写法“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而龚鹏程的评价则不客气得多:“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当然,冯象曾说过,“越是专家,往往意见越是偏颇,标新立异,脱离大众趣味(否则他的专业知识就有与人雷同而平庸之嫌);同一部作品,专家之间的分歧要比常人大得多。”但问题不仅是专家之间评价的分歧,因为黄仁宇在美国的学术经历也不顺。他早年曾是参与缅北战役的国军军官,自1950年(那一年他32岁)结束军旅生涯后,在美国接受了完整的历史学术训练——在密歇根大学的十余年里,他先后获得了学士(1954)、硕士(1957)和博士(1964)学位。虽然他此后也获聘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并在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任教十二年之久(1968-1979)、也已取得终身教授资格,但最终却仍被该校辞退,此后再未能在美国大学谋得教席,只能靠写作和救济金维持一家人生计。这是他人生中最感酸楚与羞辱的事,在其身后出版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仍耿耿于怀。

 

 

 

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是他大器晚成,少有著作出版:1979年遭解聘时,他已经61岁,但出版过的学术著作仅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1974),也是他的博士论文;除此之外唯一重要的便是他在1970年代参与了《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撰写,他负责其中的第9章“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年”,不过此书英文版直至1988年才问世。这些反映出他早年被学界认可的研究集中在一个相对狭小的领域:晚明财税史和政治史(尤其是万历时期),这也是他本人的兴趣重点,因为他激于抗战时所见所闻,孜孜探求的便是庞大、传统而落后的中国如何应对现代挑战,而财政税收是他认为最关键的着眼点之一。

 

即便在当时,他的研究就已经表露出与历史学界的主流研究范式格格不入。1970年他曾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费正清中心任研究员,费正清仅年长他11岁,但在学界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推崇的是严格的学院派细致研究,要求弟子们“以十年为单位”进行剖析,认为长时段、大范围的综合性研究是笼统无当的。黄仁宇则一再强调,研究历史时,综合比分析重要,好的历史学家要超越逻辑,这些都不符合学院派的品味,只有李约瑟十分欣赏他——这可能是因为,李约瑟本身其实也与学院体制若即若离。在这种情况下,黄仁宇关于16世纪明代财税的博士论文本身都难得到肯定,费正清甚至都不愿履行原本签订的合同资助其出版。这本书以及他后来最重要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事实上都是在费正清嫡系未能控制的耶鲁大学力排众议出版的。

 

《万历十五年》的手稿在1976年夏即已完成,但很长时间里没有出版商愿意接手这本书,因为它看起来作为学术著作不够严肃,但作为非虚构作品又对大众显得太过严肃了;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就学术范式而言不伦不类,格格不入。这样足足延宕了五年之久,才最终得以问世。

 

尽管此书1982、1983年连续两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American Book Awards)历史类好书提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未帮助他在遭纽约州立大学解聘之后重获教席,意味着美国学界对他的研究始终持保留态度。

 

1979年遭大学解聘和1981年《万历十五年》的出版,对黄仁宇而言可说是冰火两重天:一方面是学界对他的冷遇达到顶点,另一面却在普通读者中大受欢迎。

 

虽然他在回忆录中仍流露出对学界认可的期待,但他此后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事实上大体都以面向大众为主,尤其是中文读者,如《放宽历史的视界》(1988)、《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989)、《地北天南叙古今》(1991)、《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1991)、《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1993)、《现代中国的历程》(1994)、《近代中国的出路》(1995)、《关系千万重》(1998)、《黄河青山》(2001)都是先出中文版,甚至迄今没有英文版。

 

《中国大历史》一书可能是唯一的例外:1988年先出英文版,1993年再出中文版。如果再算上《明代的漕运》、《大历史不会萎缩》、《汴京残梦》、《长沙白茉莉》、《黄仁宇书信集》等零碎文章的结集和非学术性著作,他在人生最后十余年(以及身后数年)里,差不多每年出版一本书,这与他63岁之前所受的冷遇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

 

 

 

国内的“黄仁宇接受史”同样曲折。《万历十五年》在1981年出版英文版,立刻受到国内关注,第二年5月便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可谓神速(相比起来,食货出版社的繁体字版1985年才问世)。然而,当时国内还处在“文化热”中,人们普遍相信中国文化未能走向现代化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束缚(如所谓“河殇”);可能正因此,这本书虽然读者不少,得到的关注却远不及后来那么多。直至十五年后的1997年,三联书店推出包括《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四本书的“黄仁宇作品系列”,他的著作在国内才真正风行起来,此时他已是79岁高龄,三年后就去世了。

 

 

 

这恐怕正因为1990年后,傅斯年、胡适、钱穆等的著作开始密集出版,在这样的时势之下,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一时之间许多人赞同他所说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挫败是因为不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

 

这不仅是黄仁宇个人的遭遇,也反映出一个学者的研究被人认可往往取决于很多因素,而不仅仅是其水平如何的问题。黄仁宇一生历史研究的主题无一例外都围绕着中国历史展开,并且集中关注传统中国社会为何无法动员自身的资源与力量应对近现代挑战这一点上,这实际上是他早年人生经历所思所想的延伸。

 

现代的历史学家中,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半路出家”,在32岁求学之前有这么多人生阅历,而且是因这些阅历本身才激发出他的问题意识,促使他去历史中寻求答案。这使他一开始就与美国的学术体制有距离,因为他研究的目的并不是“求真”(得到某个客观答案),而更接近中国传统的“以史为鉴”,期望从历史中看出中国道路的方向何在。这种特殊的心结带来的问题意识在学术界(尤其美国学界)没有容身之地,但在中国读者中却能激起普遍的共鸣。

 

这里一个错位的点在于:黄仁宇本人对自己的架构相当自信,认为终于能解答自己那个终极问题了,然而对美国学界来说,这莫名其妙,只是运用了点理论,没带来什么新的认知。这并不是说他想回答的那个问题不重要,而在于他回答那个问题的方式并未严格按照既定的学术范式。与此同时,他虽然在自传《黄河青山》中对自己在美国的怀才不遇有些幽怨,但自己的兴趣点又始终不在按西方的学术范式那样推进研究,而是固执地徘徊在学术范式与家国情怀之间,这一情怀极为强烈,而最终能理解他这种特殊情怀的也确实还是中国读者。

 

 

“大历史”究竟是什么?

 

黄仁宇的历史观有一套特殊的术语,特别广为人知的是“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这两个术语都借用自西方学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黄仁宇运用时却赋予了颇为不同的含义。读他的书多了,便会发现他经常反复重申这些论断,几乎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似乎相信自己所找到的这一答案,能解释这段中国历史上的万事万物,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

 

这说到底是因为他在理解、诠释历史时,始终都着眼于“中国为何无法应对现代挑战”这一点上,因而他常带有一种循环论证的倾向:中国之所以没能现代化是因为无法做到数目字管理,而只有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才能做到数目字管理。但当他谈到“数目字管理”时,并没有严格限制在资本主义上,而泛指一种国家能力,否则他用这一术语来谈宋代中国,就可说犯了时代错置的史学大忌;但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正如经济史学家赖建诚批评的,同时代的西欧国家其实也没有。事实是,历史上只有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才具备了这一能力,因而说传统中国没能现代化是因为没能做到“数目字管理”,就好像指责一个婴儿不能奔跑一样,甚至是倒果为因。

 

他特别让人困惑的一个术语是其庞杂笼统的“大历史”概念,这是他毕生坚持的立场,也是与细分时段进行个案研究的美国学术体制最格格不入的地方。虽然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也倡导“长时段”(longue durée),但其研究横跨的通常也不过只是数百年时间,更重要的是,布罗代尔这一概念注重的是影响历史的某些结构性的、往往是非人的因素——尤其是地理;正因此,也有人批评他偏离了总体史(total history)的原则,因为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总体史、普遍史(universe history)着重将人类历史的总体纳入研究,但其中人类本身仍是主体。相比起来,黄仁宇虽然也强调社会发展阶段的结构性因素,但那仍是社会结构,而极少会讨论到地理之类的非人因素,他也始终关注人的命运——《万历十五年》就以传统纪传体的方式写了集中写了六个历史人物。

 

另一种近年来逐渐流行的“大历史”(big history)则以宇宙时间为尺度(像《时间地图》就从130亿年前宇宙诞生时说起),往往和达尔文进化论结合,旨在讨论某些“演变规律”——和黄仁宇一样,这种研究范式也遭到学界冷遇(仅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有正式的大历史教席),但着眼点显然不同。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macro-history)一词,在西方学界一般是指对历史的宏观研究,并且往往是比较研究,例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魏复古《东方专制主义》,都以大尺度的时空比较不同文明;然而在黄仁宇笔下的“大历史”却常常仅指对中国历史的概括性研究,他自称其大历史观“由我创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其独有的运用。

 

台湾学者刘季伦曾说,黄仁宇的“大历史”探讨,到最后已脱离了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之所以很难被学术界所接受、却在中国读者中广受欢迎,关键之处也大体在此。

 

因为现代学术体制强调的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客体化分析处理的科学精神,由此增进新的认识,但并不觉得历史研究对现实有何借鉴指导意义;然而,黄仁宇则像中国大众一样,秉持一种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观,认为可以从历史中得到现实问题的答案,甚至借以窥见中国未来的道路走向。

 

因此,“大历史”一词不过是黄仁宇借用来为自己的研究正名的术语,本质上,他的著作都是在对自己一生的核心问题作出回应: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在日本入侵时无法动员起自己的全部潜力来应对内外部挑战,并最终走向崩溃失败?他的答案是:中国社会在组织管理上太落后,无法有效动员出自己的力量,要达成这一点就必须进行全盘的现代化改组。

 

这种思路乍看是历史学的,实际上却源自1930年代中国的政论环境。一如王汎森所指出的,1930年代的中国相当流行一种“历史哲学化”的思潮,其用意在于寻求某种“较高层次的科学规律解释,因而超脱出历史主义过度问题取向式的零碎性,赋予历史大图景、大时段、大跨度的解释”(《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这种特殊的时代心态既承认中国已落后于西方,但又强调中国最终能超越西方,关键是找到适合中国的正确发展规律。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就是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其实也是一脉相生,他同样坚信自己诊断出了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也据此认为中国已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在这样的取向之下,他当然认为那种“以十年为单位”进行的历史研究课题无关宏旨,因为那根本不能给他的终极问题提供答案。关于“中国为何不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是长久以来中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只不过有些人归咎于传统文化的束缚,有些人强调是帝国主义入侵打断了本土自发的资本主义萌芽,而黄仁宇则从长期历史趋势着眼,得出了一个不同于众人的答案。

 

在他之前,也有人(如傅斯年)看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底层因无组织性(所谓“一盘散沙”)而难以动员,政府力量既难触及又无法掌控其动向,但黄仁宇则从财政税收入手,察觉到了组织管理上的漏洞和弊端,进而提炼出他所三复斯言的“潜水艇夹肉面包”(社会组织构造)和“数目字管理”。因为他发现,财税制度是无法实现动员的根本原因,而如果不完成国家建构,就无法在财税制度上现代化。他所理解的现代国家,就是以财政的现代化为主的视角。

 

基于这个结构性因素,他因而多次强调,传统中国的成败与历史人物的道德无关,因为他们都受制于组织构造和技术条件,像《万历十五年》就描绘了一幅走向衰亡、而任何人都无法力挽狂澜的画卷。然而,由于他过分突出了这种结构性因素的限制,也就不免低估了人为因素在历史事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仿佛人们就算有选择、有道德和能力高低,但结果也不会有多大差别,这就否定了历史的不可预知性——因为他往往是从已知的“失败”出发来回溯历史的。

 

虽然他经常拿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数目字管理作为对比,但他所说的其实却又不完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通过民间组织之间自治契约交易所形成的自我管理结构),倒不如说更偏向政治学。因为说到底,他的出发点是:中国社会之所以无法动员出自己的全部潜力应对全面危机,是由于一个特别落后的体制未能实现数目字管理;而要实现数目字管理,就不仅需要一个上层架构,还必须将底层社会组织化——通过国家政权的下沉以避免组织管理上的模糊性。

 

这一设想在意的并非社会性质(他常常对现代国家的形式、能力区分不清),而在于组织效率,他谈到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因为它所借助的市场机制率先有效实现了数目字管理;但他的想法其实类似于某种现代战争中的“总动员化”,因而含糊地肯定了1949年后对基层社会的组织化。他对历史的评价除了自己情感的一些倾向外,基本上是以自己的框架为衡量的,即各方的作为有没有推进中国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提升,即从“一盘散沙”变为一个“数目字管理”的现代国家机制。他不在意这一政体性质究竟如何,而是有没有具备这样的国家能力,因为他痛心的是中国历代明明有潜力,却因无法有效动员而失败了——这是他最念念不忘的事,因而晚年看到中国景象,他颇有欣慰之意。

 

从这一意义上说,黄仁宇其实是个国家主义者,他说的“数目字管理”,是现代国家的能力体现,即能充分了解、组织、动员、调动国内的人力与物资来应对挑战的国家机制,未能实现的在他看来即是有缺陷的、未现代化的。这是一种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尤其是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现代政体,要达成这一点势必需要对原有社会进行大幅改组,甚至完全可能带来原有结构的解体,乃至粉碎再造,但他对这种“国家能力”本身缺乏反思。

 

 

从这一意义上说,黄仁宇其实是个国家主义者,他说的“数目字管理”,是现代国家的能力体现,即能充分了解、组织、动员、调动国内的人力与物资来应对挑战的国家机制,未能实现的在他看来即是有缺陷的、未现代化的。这是一种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尤其是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现代政体,要达成这一点势必需要对原有社会进行大幅改组,甚至完全可能带来原有结构的解体,乃至粉碎再造,但他对这种“国家能力”本身缺乏反思。

 

政治学者蔡孟翰在一次讨论中,曾向我一针见血地指出:黄仁宇的论述着重于一种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尤其是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现代政治组织,这种观点也并不新,如“财政-军事国家”和“国家能力”的讨论在1990年代的英美大学里是本科生就已在学习的课题,对理论界而言学术价值并不大,甚至谈不到理论创新,仅是应用理论而已。话虽如此,但黄仁宇的著作有很深远的政治关怀,所解答的又是中国人长久关心的问题,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谓一拍即合,“数目字管理”的术语又很好用,在当时尚有耳目一新之感。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黄仁宇的“大历史”理论框架颇为粗糙,但他无意细究,因为他的思考都不离开国家的动员能力这一点,只有趋势才有意义。正因为他的学说意在寻找中国历史规律性的总体解释,他的“大历史观”不仅带有历史哲学的意味,有时甚至隐含着某种超历史、乃至反历史的倾向。马克思说过:“凡是把一般性的历史哲学学说当作万灵方的人都不可能了解历史,因为这种学说在本质上是超历史的(supra-historical)。”他的著作,优缺点都在于此。他虽然在美国学界浸染数十年,但从学术范式上来说,其著作与其说接近欧美的历史学研究传统,倒不如说是接近中国的政论,只是以历史研究的形式来回答一个政治问题: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何在?他的观点如果就历史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纯学术理论贡献而言,可能有限,但对促进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却有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这是他的特殊人生经历与中国时代背景的结合,在此意义上,仿照其名著《万历十五年》中“世间已无张居正”一章,我们确实可说“世间再无黄仁宇”。

 

原标题:《世间已无黄仁宇》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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