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安庆:春秋笔法:自由而审美地表现 —— 巴金《小狗包弟》的抒情艺术

【摘 要】巴金《小狗包弟》一文似乎只是忏悔之情的不断奔涌,但因有狗—人—社三重悲剧结构的规约,忏悔—拷问—批判三重情感的和弦,加上互文之狗与互文之人的破体写作点染,还有人狗互为镜像,从包弟到包袱到上帝心像的不断流转,整体上又形成了一种奔涌与节制共生,独感与共感杂糅,明澈与蕴藉相谐的美学风格。这种春秋笔法,使所抒之情“完全符合着一切规则,却不见有一切死板固执的地方”,隽永醇厚,颇能启人深思。

【关键词】春秋笔法 三重结构 互文之狗 互为镜像

与早期创作的小说比,巴金散文名篇《小狗包弟》既不属于激情宣泄的“青春型”,如《家》的写作“只求与青年读者情绪沟通,不求深刻隽永,倾向单纯、热情、坦率,以情动人,情感汪洋恣肆,语言流水行云,虽然有时少锤炼,不耐咀嚼,整体上却有一种冲击力,能渗透读者的内心”[1];也不属于深蕴细腻、带有象征意味的“冷峻型”,如《憩园》《寒夜》等篇既含有我国古典诗词意境营构的色彩,也带有契诃夫《樱桃园》式的象征品格—— 憩园本质上就是一种没落封建文化的隐喻,陈腐的传统价值秩序符号,而《寒夜》则是黑暗冷酷的社会现实的象征。

《小狗包弟》固然也写到了衰草、大化粪池等,可视作伤痛、衰飒心情的象征,但这充其量只是局部的象征,更多的还是真实心情的投射,用的是寓情于景的写法。全文似乎是忏悔之情的不断奔涌,但因有悲剧三重结构—— 狗的悲剧、人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的规约,忏悔、拷问、批判之情的和弦,加上互文之狗与互文之人的破体写作点染,还有人狗互为镜像,从包弟到包袱到上帝心像的不断流转,整体上又形成了一种奔涌与节制共生,共感与独感杂糅,明澈与蕴藉相谐的美学风格。

这种春秋笔法,使作者所抒之情真的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可以看到它完全符合着一切规则,却不见有一切死板固执的地方” [2],隽永醇厚,颇能启人深思。

一、三重结构与三重和弦

有节制或蕴藉地抒情表意的春秋笔法,中西不少文艺理论家都有过论述。西方人所说的“冰山风格”,我国古人所说的“留白”“情景交炼,得言外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都是在强调用笔曲折或节制,以形成更强劲的表现力。恩格斯称:“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 [3]但这些观点均很宏观,巴金的出色之处是将这些宏观的写作原则艺术地微观化、个性化了。

这首先表现在狗—人—社会三重悲剧结构的创设上,还有忏悔—拷问—批判三重情感的和弦上。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从表层看,全文写的是小狗包弟的悲剧。那样乖巧可爱、忠诚无邪,俨然成了作者的家庭成员之一,却终难逃脱被送上解剖桌的凄惨命运。这层悲剧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也特别欣赏。谭学纯教授认为,在这个悲剧故事中,作者的叙述单元之间存在这样的逻辑关联:①“包弟”如何变成了“包袱”?②卸下的“包袱”为何更加沉重?③“小狗包弟”如何拆解为“不是小狗,而是包弟”?④“我”如何变成了“包弟”?由“包弟”变成“包袱”,进而“我”变成“包弟”的时候,令人“进入了较高的阅读期待”,“这几组关键词似乎也成了《小狗包弟》的叙事极地” 。[4]

往深层看,文本还表现了人的悲剧:被施以莫须有的罪名,随时会被棍棒伺候(文中那位被打断一条腿的艺术家),或被强行抄家(文中那位工厂老板),自己的命运尚且无法掌控,更别说小狗了。更为严重的人性悲剧是:当灾难来临,人性原有的温柔、慈爱的面纱立刻被扯掉,还原出自私、怯懦、冷酷的一面。这种悲剧主要是通过巴金的忏悔文字完成。

尽管谭学纯教授认为这部分文字是“不太成功的修辞设计”,文章结尾的歉意告白让人觉得“提升乏力”,“几乎是一个接近苍白的休止符,它承载不了忏悔的思想重量” [5],但更多的学者还是从中看到了别样的思想情感价值:①情感的意义—— 摈弃了一切华丽的词语,用极朴素也极简洁的文字,讲述自己内心的隐痛,从而产生了一种直逼人心的强烈的效果。[6]②人格的魅力—— 面对灾难、人祸带来的惨剧,我们绝大多数人除了控诉就是自怨自艾,怨天尤人,总认为自己只是苦难的承担者,别人才是苦难的制造者。因此,自己是无辜的,自己应该在苦难过后得到加倍的补偿。然而,巴金思考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对灾难应该承担的责任,“可耻”就成为老人自我灵魂解剖后发现的病灶。[7]③净化、提升了民族的灵魂—— 唤醒了民族的“罪感意识”“悲剧意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8]

这表明:《小狗包弟》以情动人,以真诚的言语人格感人,并开启国人理性反思的精神机制,依然属于成功的修辞运作。从结构上看,狗的悲剧和人的悲剧形成一种复调的叙事结构,更能表现意蕴的纵深感和情感的立体化,自有一种绵绵不绝的情感冲击力。从情脉上看,加上“熬煎”这部分文字,更能与前面的情脉“欢快→忧虑→轻松→耻辱”形成一种连贯的整体,走向高潮中的高潮。“十三年零五个月”一直处于熬煎状态,还将持续下去,更能让人看到作者忏悔之真诚、之浓烈、之永恒,因而更具撼动心魄的力量。从文体上看,《小狗包弟》属于以情见长的审美散文,并非以智见长的审智散文。用审智散文的规范估衡审美散文已有失允当,更何况用了奥古斯丁、卢梭的身世与灵魂的自传来估衡。跨文体比较“同”不是不可以,但更要注意其间的“异”。

其实,从狗—人的双重悲剧中,文本还衍生出另一重悲剧:社会的悲剧。前两者为实,后一种为虚;前两者为显,后一种为隐。虚实相生,显隐相和,忏悔之情的发抒越发显得醇厚、深重。这一点,与林海音的小说节选文字《爸爸的花儿落了》一比便十分明了。《爸爸的花儿落了》也有三重结构:自然之花—生命之花—父爱之花。自然之花(夹竹桃花、石榴花)凋落了,爸爸的生命之花也凋零了,但父爱之花却在女儿的心中盛开了。所以,全文的情感基调并不显沉重、压抑,反而给人以亮丽、昂扬、温暖之感,但《小狗包弟》没有这种情感的翻转,这与忏悔—拷问—批判三重情感的和谐共奏是分不开的。

作者忏悔之情的发抒始于耻辱感的描述,终于熬煎感的渲染,前面与包弟相处的欢乐描写,还有抄“四旧”开始,一家人随之紧张、忧虑的叙述属于蓄势,为忏悔之情的奔涌张本。其间的春秋笔法,主要体现在熬煎感的点染上:

1.时间的暗示——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即使面对亲人的死亡日期,也不会记得如此清晰—— 中国人一般只记得“头七”“二七”。巴金对一条狗的死亡时间如此刻骨铭心,说明他天天处于熬煎之中。可见对包弟的思念之深、自我的忏悔之诚、煎熬之重。

2.环境的交代—— “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扇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葡萄藤被挖走”,“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一代文学巨匠,具有世界级影响的大作家就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可谓对其人格的极大侮辱,但是巴金无动于衷,足见其耻辱感早已被内心的忏悔之痛所覆盖,熬煎之深、之重,可见一斑。

3.心理的写真—— “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煎熬”。这不仅仅是歉意,更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忏悔,是对生命的尊重,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反省历史的呼号。“满园”写出了无处逃遁的痛楚,更见熬煎之炽烈。表面上是直抒胸臆,但因杂糅了多重情感,依然带有春秋笔法的色彩。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熬煎感的描述不同于某些作家笔下的享虐式描写—— 通过对自我人格的嘲讽、反常合道地达致现实利益的满足,如古华《芙蓉镇》中的秦书田和胡玉音想结婚,村领导说他们是“黑五类”,没资格结婚,秦书田说“就是公狗和母狗也要交配吧”。依然开不到结婚许可证,秦书田干脆回家贴上对联“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直接完成结婚仪式。巴金煎熬感的描述是与忏悔之情的发抒紧密相连的,而忏悔的目的是荡涤自我的罪感,获得救赎,这与鲁迅笔下涓生的忏悔颇为相类——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因此,忏悔和救赎之情构成了情感的和弦,彼此难以分离。

作者的批判之情含而不彰,形成了更强劲的情感交响。这就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表面上是对岳阳楼一带风光以及滕子京政绩的赞美,对滕子京被贬而伤痕累累的心灵疗伤,其实也是在向自己的灵魂下达绝对律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文都有三重意图和情感的和弦,醇永而富有张力的表现境界因之形成。

二、互文之狗与互文之人

从形象勾勒上看,春秋笔法自由而审美地表现也很耐人寻味。

或许是受小说创作惯性的影响,巴金在散文《小狗包弟》的写作上不自觉地进行了破体写作—— 勾勒人物形象。虽然不像小说那样在情节的突转或发现中,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但是昙花一现般的勾勒,还是现出了人物的风神。与一般作家为形象而形象、为情感而情感的单线条描述不同,巴金在事件叙述、人物勾勒、情感表现的过程中还注意了“复调”抒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文本的蕴藉特色。主要表现在互文之狗和互文之人的艺术处理上。

互文之狗是指小狗包弟与在险境中关心艺术家而被打伤,绝食至死的小狗。一些研究者称对这条小狗的描写是文本的肿瘤或引子是不妥的,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看到两条小狗其实是精神上的“同位素”之狗。亦即写关心艺术家的小狗的忠诚、善良、无私,就是在变相地讴歌小狗包弟—— 包弟在作者夫妇带孩子去广州过春节后,每天清早在上海家的房门口等候主人出来,天天如此,从不厌倦,不就是一种忠诚的表现吗?

这种艺术构思与《涉江采芙蓉》一诗中的同心之望,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同心之思不谋而合,属于同质互补。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秦可卿,《金瓶梅》中的武松、潘金莲这些同位素人物形象的一体两面、异质互补有所不同。但是因为有了这种互文式描写,文本的表现空间、情感浓度、陌生化带来的新鲜感,都具备了。

互文之人是指文中的艺术家、工厂老板和巴金。虽然身世、经历、命运各异,但都折射了一个扭曲、荒唐的时代。丹麦文论家勃兰兑斯在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中说:“个人的哀伤仅仅是全民族哀伤的一个象征而已,它所体现的是当时举世存在的苦难。”[9]巴金所写的这一组互文之人,虽是简笔勾勒,但因为是关系中同质的生命存在,所以更能有力地表现一个时代的荒谬与哀伤。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群众暴力、恃强凌弱……这些时代病不是直接喊出来的,而是在互文之人的形象勾勒中渗出来的,如此描写岂能没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在互文之人的形象勾勒中,巴金不是平均用力,而是让另外两人作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同时纳入自我解剖、自我忏悔的情感逻辑中。加上他间或运用的反讽手法—— 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还有折射时代面影的背景铺设—— 批斗、武斗、专政队、抄四旧……于是,抒情表意的春秋笔法更浑然、立体、有力了。虽然巴金坦承:“我不靠驾驭文字的本领,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本领,靠的是感情。”[10]但别忘了他可是将《古文观止》的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的人,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 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 [11]。《古文观止》中的文章,春秋笔法比比皆是,他不可能不受浸淫。受浸淫而不知不觉地表现,使文章进入化境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有学者评论姜夔的词作《扬州慢·淮左名都》时指出:词中历史意象与现实意象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式的意象并置,而是“采取了将同一空间(扬州)、不同时间(今与昔)的意象叠加在一起的方式,使历史与现实两幅画重叠映现,而不是交叉表现” [12]。巴金勾勒的互文之狗和互文之人,表面上是形象的交错呈现,其实在命运书写、鞭挞时代、表达忏悔之情上,依然属于形象的“重叠映现”——在《随想录》别的篇章中,巴金不断拷问自我灵魂的劣性,可以视为形象的交叉表现,如在《一颗桃核的喜剧》中这样鞭挞自我:“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13]在《十年一梦》中他继续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而且是死心塌地做奴隶。”[14]

有了这种大语境中交叉表现的参照,回过头来再看《小狗包弟》中形象迭现的互文式勾勒,不难感受巴金的散文创作,何其独具匠心!

三、互为镜像与心像转换

从修辞策略上看,春秋笔法自由而审美地表现更值得称道。

这主要体现为互为镜像与心像转换的修辞策略——

互为镜像有两组:关心艺术家的小狗与野蛮的暴民、冷漠的熟人;天真无邪的包弟和明哲保身的作者。这种人—狗互为镜像的修辞叙事,至少产生了以下两种表达效果:

一是颠覆。颠覆了传统语境中狗的负面形象,如行若狗彘、狐朋狗党、鸡鸣狗盗、狗仗人势等,重塑了狗的侠肝义胆、重情重义、知冷知热、赤胆忠心等美好品质。这种颠覆与过滤掉人性的美好,放大人性的残酷、冷漠、自私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形成了一种狗性与人性相互镜鉴的效果。

二是蓄势。两组镜像的勾画都是为后来作者的自我拷问、自我忏悔蓄势的。关心艺术家的小狗是包弟精神品质的别样写照,落实到修辞策略上,则是前者为后者蓄势—— 有道家入势而化的言语表现智慧,营造一种忠诚而悲情的修辞情境,引领读者顺利实现与小狗包弟的生命融合。野蛮暴民、冷漠熟人的镜像勾画是为作者自我胆怯、自私、冷酷镜像的刻画蓄势,他们的劣根性其实以不同方式蛰伏在作者的灵魂深处,这可以说是作者对自己十年浩劫“可耻”生活定位的真正原因。在《怀念胡风》一文中,巴金更是直击这种劣根性: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对朋友罔顾事实地上纲上线地批判、表态,牺牲正义并出卖了朋友。

简言之,将狗的镜像勾画得越纯洁、神圣、美好,将人的镜像勾画得越卑污、残酷、丑陋,就越能彰显作者忏悔之迫切、救赎之永恒、批判之决绝。这便带来了两组镜像勾画的另一个效果“强化”:强化悲剧的深重和荒谬,强化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与坚守。文中的狗性就是美好人性的镜像,颇像法国小说家科莱特《狗》中主人公对他狗的深情告白:“你的心灵……一条狗的心灵……美丽的心灵……”[15]说其带上神性也不过分。

心像转换主要指小狗包弟在作者心目中形象的转换:包弟→包袱→上帝。

作者一家称小狗“包弟”而非“包第”,其实暗指在情感上已经将包弟当作了亲人。写包弟的来历、如何乖巧地作揖博得客人一笑、如何不倦地守候主人,如何在大难临头时全然不知地向作者作揖讨东西吃,令巴金暗暗流泪,则是亲人认同感的具体展开。

“包袱”心像是伴随了作者难过、可怕、轻松心情的转换自觉完成的,而这种心情的转换又和当时形势的转换紧密关联:抄四旧—杀狗—半靠边—红卫兵抄家。

上帝心像伴随了作者耻辱感和熬煎感的诞生而一起生长。巴金说“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这种告白表面上是对虚拟读者“大家”说,对死去的包弟亡灵说,实质上也是对心中的上帝在忏悔,因为只有彻底发掘出自己的灵魂之罪、之恶,才能获得拯救——“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读者、包弟亡灵显然无法担纲此任—— 十年中的逆来顺受,违心出卖朋友,这种罪感,读者、包弟能帮其涤除吗?因此,作者的这种矛盾修辞,不断转换的心像描述和心灵自剖,远比所谓的深度思想阐析来得更直击人心。

总而言之,春秋笔法帮助巴金实现了意蕴表现的丰富性,还有忏悔、救赎、批判之情的高难度和弦——尽管他可能不是有意为之。他笔下的或并置互呈的镜像、或变动不居的心像,看似为个体的小狗、受难的民众画像,其实也趁势完成了特定时代民族镜像、心像的雕塑。巴金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16]《小狗包弟》中的春秋笔法可以说助其走向了这一艺术境界。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5.

[2]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52-153.

[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3.

[4][5]谭学纯.巴金《小狗包弟》:关键词修辞义素分析和文本解读—— 兼谈文学修辞研究方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6]谢冕.推荐《小狗包弟》[J].语文建设,2004(1).

[7]董奇峰.对《小狗包弟》几个问题的探究[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

[8]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9.

[9]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 英国的自然主义[M].徐式谷,江枫,张自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11.

[10]巴金.《病中集》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40.

[11]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1.

[12]方智范.语文教育与文学素养[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127-128.

[13][14]李明.巴金散文[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156,192.

[15]王正元,王燕,主编.走进法国文学:沙漠里的爱情[M].刘英丽,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91.

[16]巴金.探索之三[M]//巴金全集:第十六卷 随想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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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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