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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抗战纪实

黄振忠秦志超

36.新四军欲攻县城,侵略军去沪投降

孙云达拼凑杂色武装抢夺胜利果实,激起崇明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中共苏四地委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和“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方针,决定攻打崇明县城,东南行署(辖通东、海门、启东、崇明等四县)指示崇明办事处做好随军南下接收崇明的准备。

崇明办事处成立于1945年5月,隶属东南行署,是与通、海、启三个县人民政府同级的临时性县政府办事机构,倪瀛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初在启东县西区沿江一带流动办公,并在三和港设立秘密联络点。

1945年8月25日,新四军东南警卫团三个连,海防纵队一个连,县大队四连,在新四军海防纵队政治部主任赵荣森和崇明县工委书记郁谦率领下,从谢家镇北部庙港登陆,与留在三区的县大队七连汇合,集结于一区东部长兴镇,准备进攻县城。

两天后,倪瀛随短枪队返崇办公。他到达崇明后,立即宣布徐运泉任一区区长,朱焰任副区长;陈伯明任二区区长,施汉民任三区区长,汪海明任四区区长。由于工作需要,崇明办事处在三区设“一镇二乡”,任命倪平为新河镇镇长,龚嘉年为济民乡乡长,宋邦维为强民乡乡长。为了保障攻城部队的后勤供应,倪瀛抽调倪平、杨海平等二十余名地下党员和干部,在新开河、长兴镇、桥镇等地紧急筹粮,并做好了攻进县城就立即宣布成立崇明县人民政府,全面接收县城的一切准备。

为了攻打县城,赵荣森和郁谦商量后,派出顾克、黄富安等十余名侦察员潜入县城侦察。侦察员们装扮成货郎小贩、收旧货的商人、补鞋子或磨剪刀的手艺人,穿街走巷,打听城内情况。他们发现,县城西门的防御原本比较薄弱,但孙云达进城后,为防共军攻城,把靠近西门城墙的民居全部拆光,还强征民夫修筑了工事。下午,黄富安和两个战友获得一些情报后前往城北,不料半路遇到3个自称侦缉队的敌人拦路搜身。黄富安先是故作害怕,等一个敌人靠近,动手搜身时突然拔枪顶住对方的脑袋,另外两个敌人见势不妙,转身钻进人群逃走。黄富安等押着俘虏撤到北门附近时,驻守北门的敌军已经得到消息,关闭了城门。危急时刻,黄安富命令俘虏带路,找到并活捉了侦缉队长。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侦缉队长亲自开车把黄富安等三人送出东门。

被孙云达委任为崇抗二大队大队长的陈钧是谢家镇人,1939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十期毕业生,其兄陈琨曾任崇总中队长和新四军连长;时任新四军独立一旅第二团团长的沈鼎立是陈钧姨兄。陈钧部队原为崇明三区杂色武装,与汪伪有“互不侵犯”约定,一直混到1945年汪伪倒台。曾是崇总二区中队长的郁允良打入陈钧部任第一中队副中队长。地下党员黄斌奉命打进一中队后任中队文书,秘密协助郁允良做地下工作。郁谦指示紧急赶回崇明的陈伯明利用黄斌和郁允良的关系,迅速收集城防情报和劝降陈钧。

陈伯明秘密会晤黄斌和郁允良,得到了城防兵力配置草图等重要情报,并了解到陈钧部队被收编时只有四十余人,装备很差。进入县城后,陈钧先是抢在孙云达之前占据县政府,后又违抗孙云达的命令占据东门,行动颇为诡谲!为了摸清陈钧的态度,陈伯明决定与陈钧面谈。陈伯明谎称是陈钧亲眷,连闯数岗,直接进入陈钧指挥部,又称受沈鼎立之托,要与陈钧单独谈话。陈伯明向陈钧阐明当前大势和发展趋向,劝其弃暗投明。陈钧没有料到沈鼎立会派人来劝降,他骨子里是反共拥蒋的,所以第一反应是拒绝。不过,陈钧也感到形势难料,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对陈伯明表示,起义有困难,但会保持中立,保证不向中共部队开枪,不支援其他守军。陈伯明从陈钧防区安全出城。

1945年8月28日,是崇明史上又一个重大日子:日本驻崇明侵略军接到命令,集体去上海投降。他们在上海派来的国军“保护”下,垂头丧气地在南门港登船。围观民众人山人海,人们有的大声怒骂,有的喜极而泣,有的欢呼雀跃……自1938年3月18日算起,日寇在崇明横行了七年五个月又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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