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大家之家>> 百家集成 历史文化>>正文内容

谌洪果:奴隶制的幽灵一直在徘徊——《政治学》读书系列(2)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奴隶制做了辩护,这当然会引起今天许多人的非议,甚至由此认为这种宣扬错误价值观的书籍有什么可读的。不过,任何伦理标准是否合理、正当,都得经由某种反思性的权衡。即便是那些看起来令人厌恶的观念,其理据也值得认真对待,其对我们自身价值构成的挑战,也能增加或削弱我们信奉的那些原则的力量,因而是必要的、有助益的。

读《政治学》这样的经典的好处,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正本清源,了解到太阳底下无新事,有关政体、正义等基本问题,先贤早已深刻透彻地思考辩驳过;另一方面,基于当时的历史与语境,有些制度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但其存废原因却是复杂的,需要同情理解,如果我们简单予以拒斥,反而可能导致新的偏见或盲目。要知道,许多悲剧的发生,正是由于缺乏理性的思考与判断。更何况,基于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对权力的追逐,对专制的喜好,早已近乎本能,在它们面前,自由总是显得脆弱。故而像奴隶制这样的问题,总有变换形式死灰复燃的可能,因此,听听亚里士多德对此的见解,不论是为了批判还是为了自省,无疑都是颇有意义的。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认为奴隶制合理,基于以下三重理由:

第一,工具性理由。他分析道,人要生存,就要获得财产;要获得财产,必须具备专门的工具。在完成某项专业中,从属者自然便是主导者的工具。工具又分为无生命的工具和有生命的工具,比如对于船长而言,船桨是无生命工具,船员是有生命的工具。按此逻辑,在家庭生活中,奴隶便是主人的财产或工具。

第二,秩序性理由。一切事物如果由若干部分组合而成,各部分便有明显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别,比如:一支美妙和谐的乐曲,存在主导和辅佐的原则;处在健康状态的人,灵魂统治身体,灵魂中的理性部分统治着情欲部分;人与兽之间,动物受人的管理则驯良而得以保全;任何有秩序的共同体,尤其政治共同体,皆离不开统治者的权威来创造和维持。“世上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分,这不仅事属必需,实际上也是有利益的”,因为“一方主治,另一方受命而行,两者合力,就可完成一项事业,合作的两方较高,所完成的事业也就较高。”

第三,天赋论理由。问题是,谁来当统治者?谁来当被统治者?一切天注定。只要一个人在本性上缺乏自主人格,而属于他人,那么他自然是一个奴隶。何谓本性不自主呢?有体力和灵魂两方面标准。体力上,奴隶体格强壮,自由人体格俊美;灵魂上,奴隶缺乏理性思考能力,主人则能发出理性的命令。尽管存在例外,个别奴隶也可能具备自由人的身体或灵魂,但这些例外不足为凭。总之,如果某人在灵魂和肉体上天生低劣,那他天生就是个奴隶。

以上三个理由,说到底都是基于他的“自然正当”的观念。只要奴隶制是合乎自然安排的,它就是正义的;既然人各随其天赋的本分而成为统治和从属,那么专制就是有益而正当的。亚里士多德从而认同自然奴隶,也因此反对强迫奴隶。根据当时战争常例,战败者都归战胜者所有。亚里士多德坚持,主奴关系应该以善好和卑恶为准则。劣种从属于优种的奴役,才合乎自然。自由人不能把战败的自由人沦为奴隶,因为强迫奴役是反自然的、不公道的。不过,既然战争导源于狩猎,是为了在自然间获得生活资料,那么,对于那些卑下部族,倘若竟不愿意服从,人类向它们进行战争,也是自然和正当的。蛮族俘虏也属于自然奴隶。

亚里士多德捍卫奴隶制的观点,当然有许多可辩驳的地方,略举要点如下:

首先,按照秩序原理,事物之间总存在统治与服从关系。可是,当某物服务于与另一物的自然目的,就能证明某物在本性上属于另一物吗?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也承认,不仅主奴之间,在夫妻、父子、雇主与雇工之间,也都存在统治服从关系,但后面几种都不必是人身依附关系的状态。换言之,只要存在其他统治服从的形态,那么自然奴隶就不是必然的。进而言之,即便事实上存在某些自然奴隶,也不能因此推导自然奴隶是应该存在的。

其次,关于前面提到的例外问题,即个别奴隶可能天赋上很优秀。尽管亚里士多德强调个别例外不足为凭,但从逻辑上讲,只要有一个奴隶在灵魂或肉体上非常优秀,就足以证明“自然奴隶说”是无法证立的;从实践操作看,对于这种品性优异的奴隶,是让他继续被奴役还是使其自由,也很难处理,继续奴役,违背自由人不能受压迫的政治原则;使其自由,口子一开,又可能导致无法掌控的混乱。

复次,奴隶也具备善德所带来的困境。如果奴隶也有善德,为什么就沦为被统治者呢?如果奴隶不必具备统治者的各种品德,又显得怪诞。统治者要是不能克己复礼,守法奉公,固然无法治理,而被统治者要是缺乏这些品德,而是放纵或怯懦,他又怎能循规蹈矩而服从统治?为了解决这个困境,亚里士多德对不同品德做了细分。其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会遵循某些品德,但程度不同。比如,二者都需要节制,但奴隶的节制要求更严格;其二,有些品德表面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奉行,但具体内涵不同。比如勇敢,主人是勇敢开拓;奴隶是勇敢服从;其三,更多更重要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有种类的差别。比如理智是统治者的善德;忠诚则是被统治者的善德。品德要和本分相匹配。亚里士多德因此指出,与其空谈普遍道德,不如列举道德的各个项目,并且各部分的善德必须同整体的善德保持和谐。这些分析听起来细致恰切,却可能带来更多的困惑。从根本而言,所谓人的自由,都是在道德尊严意义上说的,一旦无法否认奴隶的道德性,主人压迫奴隶的正当性就存疑了。

第四,亚里士多德所谓天然奴隶制的理论,意味着奴隶身上的低劣的奴性,是天生的、本质的、基因的。可是,大量的奴隶是否真的心智不健全,他并没有提供经验的基础(更何况前面提过,即便有经验基础,也不证明是正当的)。事实上,大部分的“奴性”,并非如他说的是天生低贱,而是强制或熏陶的结果。而且,他所说的“低贱”,也存在定义不精确的问题,低贱如果是在理性、智商层面的,并不能削弱伦理地位上的平等和尊重。

最后,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在合乎自然的奴隶体系中,两者各尽自己的职分,这就存在着友爱和共同利益。换言之,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是必然的、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那么,我们只要证明双方利益有偶然成分,就足以推翻他的论断了。恰好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自相矛盾。在《政治学》第三卷,他又说:“自由主人和天然奴隶两者的结合的确可以互利,但主人执掌统治权力时,总是尽多地注意着自己的利益,即使有时也考虑到奴隶的利益,那是因为奴隶如果死灭,主人的利益也就跟着消失了。”(第134页)在这一论述中,奴隶的利益就是偶尔才考虑的、附带的,只要不影响主人的利益,奴隶的利益就是可以忽视的,甚至奴隶本人也是可以牺牲的。这样看来,主奴关系还有什么友爱、共同利益可言?如果缺乏了友爱和共同利益,这岂不就是反自然的了?毕竟亚里士多德说过,“自然所作所为既不残缺,亦无虚废”啊。

请注意,我以上所述的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奴隶观”的批判,都是忠于文本解读基础上的批判,而不是无顾作者的论证逻辑,站在今天的立场简单指责。如果还原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历史环境,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待奴隶的人道,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毫不客气地说,今天很多义正辞严指责亚里士多德为奴隶制辩护的人,要是能够穿越到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我相信绝大多数都会暴露更加专断的本色。为什么?因为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他由此得出的人道立场,也保持了论证的一致性。比如他说,谁要滥用或误用主人的权威,那就必然损害主奴双方的利益;他还说,奴隶和自由人各凭其本分而成为奴隶和自由人,所以主人需要从奴隶管理中超脱出来,去思考政治和哲学等更重大的问题;他还认为,

奴隶不仅是生产工具,也分享主人的生活,因此奴隶比之于儿童,更需要加以道德的教导;他甚至预测,除非到了梭自动织布,琴拨自动弹弦,就是今天的所谓全自动化时代,才可能放弃奴隶。这个观点我想会迎来许多人的掌声。

然而,亚里士多德没有预测到,奴隶问题的解决,终究不是靠技术进步,而是靠道德省察能力的提升。经过现代价值观洗礼的人们,好像已经习惯于以自由平等尊严等个人主义的焦点来对过去的现象进行藏否,却忽视了那种共同体生活的意义世界。我们把作者当时所没有的资讯强行读进文本之中,这就扭曲了意思,或形成错误的评价。我们经常有一种通病,就是把自己对世界的经验视为规范、合理和正确。

的确,亚里士多德的天然奴隶制理论,投下了长长的历史阴影,一直延伸到19世纪的美国南方,当时那些为奴隶制辩护的人士,除了曲解圣经之外,也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很多灵感之源。可是不要忘了,许多站在现代而指责奴隶制,却无视其复杂的现实成因和道德理由的人们,其简单粗暴的逻辑和思路,与那些为奴隶制辩护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他们都从自我出发,认为自己秉持的价值观是天经地义的。只要人心中仍然充满偏见和教条,仍然没有勇气进行自我批判,奴隶制的幽灵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字体: 】【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内容
网站合作联系 邮箱:afachina_runhui@163.com/QQ:540116422/陕ICP备09001060号 © 大家之家网版权所有 /暴恐有害信息举报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