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我们比俄罗斯作家少什么(二)

狄马,独立作家。陕西子长县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表思想随笔、文化散文、文学批评、杂文等各类文章近百万字。著有随笔集《一头自由主义的鹿》、《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杂文集《中国杂文(百部):狄马集》、《另类童话》等。

 

02

 

摩罗早年有一篇名文叫《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里面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是俄罗斯的人民培养了俄罗斯的文学家、革命家。这话当然不错。没有一个人会否认巨人的成长需要更多的土壤和养分,正如一棵大树的成长需要比小花小草更多的阳光和空气一样;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你说巨人是从人民中来的,但人民又是从哪里来的?你说“有恃才能无恐”,没错!

 

巨人要凭依人民才能变得强大,但人民又要凭依什么才能变得强大?你说,俄罗斯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多的巨人,是因为俄罗斯有无数优秀的人民;我们没有产生那样的巨人,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优秀的人民;但为什么人家有,我们没有呢?为什么人家的女人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丈夫或父兄犯法,就抛家弃业跟到了西伯利亚,我们的女人党委书记一谈话就宣布和丈夫离婚了呢?

 

为什么人家的“叛徒”被流放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而我们的“叛徒”一旦被当局盯上,人民就会把他当成麻风病人了呢?一言以蔽之,为什么人家有那样的人民,我们有这样的人民呢?如果你不想说这是天生的,就像北极产白熊,南极生企鹅,水中有鱼鳖,丛林出巨蟒一样都是造化使然的话,我认为原因只能到宗教和传统里去寻找。

 

有人说,这关宗教和传统什么事?一国国民的性格,包括劣根性,都是由制度造成的嘛!但现在是我们的制度,包括意识形态都是学人家的。学人家的制度,学人家的言论管制,但结果却很不一样,这是为什么?除了制度和意识形态,还有哪些因素更深远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表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

先说宗教。尽管经过几十年的“无神论”洗礼,俄罗斯的传统信仰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东正教在这里差不多有近十个世纪的传播史。俄罗斯作家也历来有拷问灵魂,追问终极关怀的传统,这一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看得一清二楚

 

尽管他们个人可能不上教堂,不研习经义,每个人对宗教、上帝的看法也不同,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渴念,一种对俄罗斯土地和人民发自肺腑的爱,使他们活着仿佛负有某种神秘的使命,而在这种神秘的使命完成之前上帝命令他们不许死去。这种精神就是一种宗教精神。

 

中国人因为信仰观念淡薄,作家们普遍缺乏终极关怀的能力,因而他们无法理解,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前与克格勃发生的第一次争执,竟是为了一个十字架。在列弗尔托夫监狱,索尔仁尼琴要求发还被抄走的十字架,他说“在牢房里我需要十字架!”但克格勃人员不给,说十字架是金属,他们的任务是要防止他自杀。后来在他的执意要求下,克格勃人员终于在出境前还给了他。

 

其次是自由传统。苏联虽然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尤其在斯大林当政时,更是将专制独裁和个人迷信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在这里约有三百年的历史。加上地缘的优势,作家或普通公民收听外台,接触西方人或西方书刊的机会很多,人们并没有完全闭目塞听。

 

而与苏联相比,中国在更远的“远东”,作家或普通公民根本没有接触西方的机会,加上历来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外在的势力一大,便只能全面崩溃。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从“五·四”开始的,但实际上,即使算上“五·四”传统中断的几十年,也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

 

自由民主的理念不用说在普通公民中,即使在作家和知识分子心中也不甚了然。像科举时代的文人一样,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把写作当成一种邀名利、取富贵的手段。因而外在的压力一来,甚至还没有来,就主动送怀上去。这就是中国作家与俄罗斯作家的差别。

 

03

 

看俄罗斯作家、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常常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对抗强权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自信所震惊。殊不知离开俄罗斯近十个世纪的宗教传统、近三百年的自由熏陶,这些作家、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单独成为巨人。

 

巨人和人民都是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吮吸着同样的乳汁而分别成为巨人和人民的;巨人不过是把久藏在人民心中的愿望勇敢地说出并担当起来而已。巨人的成长需要从人民那里获取丰富的资源,但如果人民自己都吃不饱,还怎么供给巨人呢?巨人只有自己把根扎在渊深的土里,向上生长,而无权要求人民分给他阳光和空气,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不能指望小花小草供给它营养一样。

 

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巨人叫安泰俄斯,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住在现在刚刚推翻了卡扎菲的利比亚。安泰俄斯力大无穷,凡与他摔跤的,都被他摔死了;但他有个秘密:只有保持与大地的接触,他才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接触大地能使他从母亲那里获得无限的力量。

 

后来,英雄赫拉克勒斯发现了这个秘密,就把他举到空中扼死了。俄罗斯的巨人们也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一样,力量来自俄罗斯的土地。他们中不管是谁,只要他的脚踏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他就能从俄罗斯母亲那里获得战胜敌人的力量。

 

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

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伏伦斯基是上世纪20年代苏联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对各门艺术都有极高的鉴赏力。曾创办了当时最好的杂志叫《红色处女地》,发表过许多精彩的文学作品,连左琴科都是它的作者之一。

 

斯大林爱看歌剧,每次去都喜欢把伏伦斯基带上,想听听这位杰出的批评家怎么说——实际上是想借专家的嘴印证自己的博雅,而伏伦斯基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父亲就是个神父,当导师和领袖打电话说:“一起去看《包里斯·戈杜诺夫》”,他去了,但去了以后却本着一个神父之子的良知说话,不肯做导师和领袖的应声虫。导师和领袖很生气,就把他流放到了利佩茨克。过了几年,领袖又想起了他,就把他重新召回莫斯科——大概是想试探一下他对这个国家的新沙皇现在的态度。

 

“瞧,你现在知道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了吧?你看到我已经在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了吧?”这时,只要他低低头,就能重新成为克里姆林宫的高级顾问,享受别墅和豪华车队的伺候;但伏伦斯基看了看斯大林,回答说:“对,我看到你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建成了社会主义。”斯大林气坏了,下令说:“把他带回去!”这样他就又回到了利佩茨克——好在利佩茨克永远跑不了。

 

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斯大林又试了几次,想“挽救”他,但均无结果。最后一次是这个神父的儿子病危,躺在监狱的医院里,等着见上帝。领袖去看他,逼他在死前悔过。“见鬼去吧”,伏伦斯基用尽最后的气力对他说,然后死了。

 

像伏伦斯基这样决绝的人当然是少数,大部分人考虑到事业前程、妻子儿女都难免恐惧。比如,和其他几位诺奖得主相比,帕斯捷尔纳克就是比较软弱的,但到了事关生死的原则性问题上,这个天性柔弱的诗人仍然表现出了美术教授和钢琴家的儿子良好的人文素质。

 

据他的第二任妻子吉娜伊达·尼柯拉耶夫娜回忆:在1937年大清洗的高潮中,有一天大白天来了一个人,征求作家签名,表示拥护判处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死刑。来人没有不敬,只是奉命行事,但帕斯捷尔纳克怒不可遏,冲到此人面前,大声嚷道:“要签名,得对这些人有所了解,应该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而我对他们则一无所知,我没有给予他们生命,也无权剥夺它。只有国家才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不是个别公民。同志,这可不是签署一张剧院入场券,我无论如何不能签名!”这时,他的妻子正怀有身孕,见此情景吓傻了,求他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就签个名吧!他回答说:“将要出生的那个孩子不是我的,而是一个另一种观点的人的孩子,我不要,死就死吧。”

 

当时正值大逮捕的高潮,仅他们居住的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就有25位作家被捕,但他似乎完全忘了这回事,推开惊呆的妻子,冲到此人面前说:“就让那种命运也轮到我头上好啦,我完全情愿死去。”一边说,一边把那人赶下了楼。

 

这事传开以后,作协主席斯塔夫斯基把他叫去,希望他好好考虑一下,签个名。他回答说,要是签了名,那就等于自己剥夺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宁愿死在别人手里。他的妻子知道后十分害怕,就干脆把他的衣物都装在箱子里,彻夜不眠,等待克格勃来敲门。可他却像个婴儿似的酣睡,仿佛门口的箱子是为一场旅行而准备的。后来克格勃没有来抓人,斯塔夫斯基解释说,因为编辑的“错误”,他的名字最终还是出现在签名簿上了。

 

这当然是妻子的回忆,因为崇拜丈夫,细节上有夸张也有可能;但有一段流传甚广的故事,见于好多人的回忆录,就不得不使人信服了。

 

1934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因为写诗讽刺斯大林而被捕。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正住在沃尔洪卡,曼德尔施塔姆也常来他们家,但他们的关系处得并不好,尤其是主妇吉娜伊达很不喜欢他,觉得“曼德尔施塔姆仿佛一个任性的美人,自尊性极强,又嫉妒别人的成功。”跟帕斯捷尔纳克说话,态度傲慢,好像老师教训学生。

 

家中举办诗歌朗诵会,总是没完没了地朗诵自己的,不给帕斯捷尔纳克机会;但听说他被捕,帕斯捷尔纳克立刻找到《消息报》的主编布哈林,求他向斯大林说情,释放曼德尔施塔姆。布哈林当即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尾提了一句:“帕斯捷尔纳克同样不安。”一天,女邻居突然跑来告诉吉娜伊达,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要找帕斯捷尔纳克。

 

当时他们居住的是一座公共住宅,所谓公共住宅,就是每层楼上住着几家人,除了卧室分开,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只在楼道里装一部公用电话。帕斯捷尔纳克拿起电话,才知道打来电话的人是斯大林。他说,抓曼德尔斯坦姆,他感到很吃惊!斯大林告诉他将重新审理曼德尔施塔姆的案子,并假惺惺地问他:为什么不营救自己的朋友?如果是斯大林的朋友,斯大林就是跳墙也要去营救。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如果我不营救,你未必能知道这桩案子。斯大林又问:你为什么不找作家协会?帕斯捷尔纳克回答:作家协会1927年后便不管这类事了。帕斯捷尔纳克对斯大林说,他很想同他见一面,讨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斯大林问,什么问题?帕斯捷尔纳克回答,生与死的问题。斯大林没有回答,挂了电话。

 

没过多久,曼德尔施塔姆果然释放了,流放到了气候温和的沃罗涅日,这在当时算是较轻的处罚了。帕斯捷尔纳克也因为电话设在楼道的原因,名声大噪。整个莫斯科都知道斯大林给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打过电话。作家协会对他的态度亦为之大变。到作协的食堂里吃饭,不仅有人给他开门,脱大衣,请一些穷朋友吃饭,食堂还给他免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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