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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孟先:秦渡记忆

公元前1136年,周文王伐崇,建都于丰。公元401年(弘始三年),后秦姚兴帝迎天竺高僧鸠摩罗什至长安,于逍遥园(今草堂寺)设译经场翻译佛经,于“丰宫”所在地设渡口,于是有了“秦渡”这一地名。唐开元盛世,太监卢广奉诏协修“广济桥”,修建文昌阁(明志有记),这里已商贾云集。至宋、元已成名镇,明清达到鼎盛。可惜志史缺失,终成遗憾。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愿借沧海之滴水,映射古镇之一瞥,故而命笔。惟惶恐,有挂一漏万之憾。权且放胆,成抛石引玉之举,是为此文。

丰水

丰水,即沣河,本是是一条较小的河流,全长82公里,总流域面积也只有1460平方公里,但是,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历史名河。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就有“丰水东注,维禹之绩”的诗句,(据说,这句诗为周文王所说)说明这条河流与大禹治水有关。汉代刘向的《笺》中也说:“昔尧时洪水,而丰水亦汜滥为害,禹治之,使入渭,东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于其旁,地为天下所同心,而归太王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丰邑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沣河西的户县,在尧舜时代为崇国的疆域,大禹的父亲鲧曾任崇伯。户县境内现在还有一个“三过村”,据传说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家乡。

公元前1136年,周文王伐崇,在丰水的西岸(现在的秦镇)建成西周的都城——丰京。后来,周武王姬发又在丰水东岸建起镐京。丰京和镐京并称“丰镐”,成为西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才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的诗篇。后来的秦朝和汉朝也都相继在丰水的附近建立都城。《诗经》中好多著名的诗篇都产生在这一地区。如描写男女相爱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产生于沣河岸边。历代诗人写沣河的诗篇枚不胜举。

丰水最早是由沣河、高冠河、太平河汇集而成,到了唐朝的中叶,时任宰相的杜正伦,将潏河改道,汇入沣河。沣河的水非常清澈,二十世纪60年代之后,河里一人多深的水还是清澈见底,是秦渡镇大部分居民的饮用水来源。每天清晨,三五成群的人们担着水担,在河中心的石桥上取水,成为秦渡地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古文献中看,沣河水的清洌,几千年来一直这样。春秋时的著作《文子》中就有:“老子云丰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尘垢,金铁在中,形见于外。”的记述。

沣河的沙子非常纯净。白白净净的沙粒,非常均匀,好像用筛子筛出来的一样。平时的河滩白茫茫的一片,成为人们夏天夜晚乘凉的好去处。每到黄昏,人们扶老携幼,成群结队

的来到北门外靠城的沙滩上,在成排的睡铺之中找一块地方,铺一张床单或一张草席,席地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大人们坐在滚烫的沙子上“谝闲传”,五马长枪的讲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趣闻快事,笑声笑语连成一片。深夜来临,身底下的沙子渐渐地凉了。沙滩上也渐渐的静了下来。习习的凉风,把人们带入了惬意的梦乡,带来了无限的舒适和欢乐。

考察沣河上游的河流,沣河的主流以及旁流高冠河,太平河,坡度都较大,秦岭山沟中的石头(多为花岗岩)被湍急的水流冲出山口,在山下形成一个宽广的扇形河滩,大小不等的圆形石头相互撞击,形成河道深厚的鹅卵石河床,这些鹅卵石在水流过程再次撞击,在水流的涤荡冲涮中,干净而细小的沙粒铺满下游的河床,水流不接触泥土,所以河中的水流清澈见底。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上游的人为改变,下游砂石无限制地滥采,土质河床裸露,在秦镇以下的沣河,再也见不到洁白干净的沙滩和清澈见底的河水。

秦镇南门外,就是陕西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沣惠渠渠首拦水大坝。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国内著名的水利学家李仪祉先生,选摘了秦镇南门外附近的沣河、潏河交汇处建起沣惠渠拦水坝,成为西安市区的重要水源地之一。这里是沣河和潏河的交汇处,水面宽阔,绿波荡漾,水声轰鸣。湖面上游冶的鸭群,从水面一掠而过的水鸟,水边柳荫之下三三两两垂钓的人群,如同一幅美丽的图画,使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

广济桥

位于秦镇北门外的沣河大桥,是户县地区通往西安的交通要津。这里水势湍急,在清朝以前多为木桥,时断时修,已为寻常。修桥的历史,明代以前已无从考察。仅现存的明崇祯鄠县志记载,唐朝开元年间,曾派太监卢广监修秦渡沣河大桥。从现存的明代时任户县县令王九皋《三秦广济桥记》的碑文中:“户县东三十里有秦渡镇,镇北有丰水,其由来已久,文王伐崇迁丰即其地也。河之源上接终南秦岭诸水,自紫阁而下,势若建瓴,兼之时雨泛滥,洋溢浩荡,浚成巨壑,往来险阻。冒渡者溺亡,民甚病之。”王九皋倡捐修秦渡沣河桥。桥成,“百眼长,亘一里许。高三丈余,阔二寻有奇,可容并轨。”王九皋为其取名“三秦广济桥”,王九皋就“三秦广济桥”做如下解释:为什么要叫“广济”?因为有利于百姓就是“济民”,利于此不利于彼不能叫“广济”。此桥梁一建,四通八达,毫无阻隔。从一县而言,利在一方;从三秦而言,则利在广大地区;从西通巴蜀,东接河、洛广大地区所言,四通八达,利于天下,带来的实惠实在是非常多。况且方便在当前,利于一时;惠及将来,利在长远,所以题名叫“三秦广济桥”。(原文:“广济名又何称焉?盖利民者即济民也,利于此而不达于彼者,非广济也。此梁一举,四达不悖。自一邑而言,则利在一方;自三秦而言,则利在八郡;自西通巴蜀,东接河洛,四通八达,则利在天下,其所济者众矣。矧便于目前,则利在一时;垂于来兹,则利在万世,其所济者远哉。故题曰:‘三秦广济’云。”)

广济桥屡修屡毁。据1952年农历八月在秦镇北门外出土的《重修广济桥记》的碑文记载:“至道光初,淫雨洪发,桥毁于一旦。”后长安史鱼寨富户赵恒斌募资修双石板桥,石桥墩72个,长约60丈,宽不足三尺。民国初,长安闫家渠一富户为接送嫁之河西的女儿方便,捐资加宽桥面,成为三页石板桥面,宽三尺多。虽交通有所改善,但凡沣河涨水,水淹桥面,行人溺水时有发生;凡遇集日,桥面阻塞,过往群众叫苦不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经过多方努力,1986年夏季,一座长254.6米、宽12.5米、高9.4米的十二孔钢筋水泥大桥建成通车;2012年又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建成通车,两桥合璧,沣河两岸连成一片,才永远结束了秦镇过桥难的历史。可惜的是,新桥建成不久,老桥轰然倒塌。

枯骨塚、孤魂庙与灵台

孤魂庙位于秦渡镇北门外偏西大约数十米远。孤魂庙的旁边是一堆称为“枯骨冢”的荒冢,这和周文王建灵台有关。据汉刘向《序》记:周文王建灵台以及挖掘灵沼时,发现有死

人的骨头。主管的官吏报告文王,文王吩咐择地埋葬。官吏告诉文王这些都是无主的墓葬。文王说:“有天下者,天下的主人;有国家者,一国的主人。我就是主人,怎能说没有主人?”随后命令官吏以隆重的礼仪埋葬。(原文:“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也,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这座庙正是为纪念这件事而设立的。不但如此,在秦镇丁字街口有一座“孤魂楼”可能也与此有关。(民国《续修鄠县志.古迹第二十四》记载:“枯骨冢,在秦镇北门外,旧修有庙,以祀孤魂。年久倾圮,嘉靖间重修。镇人张有记之曰:‘闻之周文王作灵台,掘地得人骨,王曰:‘更葬之。’天下曰:‘贤美泽及枯骨,况于人乎!’相传,吾秦镇北此冢即当年葬枯骨处也。以有枯骨像,讹传‘孤魂冢’。今扁曰:‘枯骨冢’云。”)孤魂庙北不到一里就是灵台遗址的所在地——平等寺。《诗经.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译文:开始规划造灵台,经营仔细会安排。黎民百姓都来干,建成灵台速度快。建台本来不着急,百姓高兴自动来。)郑玄注:“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丰台。”文王在伐崇作丰后,在丰京作灵台,建辟雍,掘灵沼,建灵囿。灵台作为观测天象,祭祀天地,察妖祥的重要台观。武王伐纣在这里祭天地,祷告上苍。商纣灭亡后,在此祭奠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后来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最后封神的封神台,不正是灵台的艺术塑造。

至春秋战国时,据《左传》记载:“秦穆获晋惠公,舍诸灵台。”《西安通览》记:“秦囚晋惠公于灵台,灵台即沣河以西周文王所筑灵台是也。”说明灵台的建筑在春秋时还在。

其后,唐李泰《括地志》中记载:灵台,“今悉无复处所,惟灵台孤立。今按台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说明唐贞观年间,灵台上的建筑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座孤零零的土台。

后来在灵台故址上所建的“平等寺”有始于元代和明代之说,但是,据清乾隆年间在陕西担任巡抚一职的毕沅所撰写的《关中胜迹图志》记述:“《雍胜略》云:灵囿在长安西四十里,跨鄠县境。今旧阯无存,惟灵台故基岿然,在沣河西岸,秦渡镇北。明秦藩改为佛寺。臣于乾隆三十九年亲往,相度加修葺焉。”根据毕沅文,建于明朝,应为可信。

平等寺后台基上的文王阁,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时,户县籍著名学者王心敬《灵台创修大圣文王庙疏引》载:“某常有事于沣水,未至之前,必庆此行真平生之幸,得亲见大圣之遗迹,且意其上应有崇阁丰碑。乃至其上,而故台岿然,弥望荒芜。一亩之宫、三尺之碑无存。肃然意伤者久之。······如此圣灵,如此明地,独无有溯厥渊源、筑宫墙······者是何?”在“灵台之在丰京,则为文王当日之所经营,以辨云物、察灾祥,而加惠于周人。遗迹载在《图经》,艳传宇内,迄今阅数千年矣。海宇好古之士无不思一睹以为快。盖重灵台思文王而不得见。见当日所经营而成之遗台,犹如见文王也。”昔日修建灵台,“丰人欲为未为之公志,其乐输襄事者应且人人恐后。当日斯台之经营也,不日而成,今日此宫之创始也,亦且成以不日。”

到清乾隆年间,巡抚毕沅重新修葺立碑。至清末民初之时,文王阁已经破败不堪。1908年,国内著名的学者邓之诚先生赴陕考察,根据所拍的灵台照片,文王阁残破,周围一片荒芜苍凉。这样的景象,和我儿时的记忆相当。现在的文王阁,是2005年前后在原址上按照原有式样重新修建,基本保持原建筑的风貌。

遗憾的是,“枯骨塚”遗址由于秦镇居住区扩大以及“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影响,已荡然无存,历史的记忆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被人遗忘。庆幸的是,历史文献的存在,为人们保留了丝丝痕迹。

丰宫与城墙

在杨志治先生整理的资料中,有一句搜集的秦渡民谣:“先有柳州城,后有秦渡镇。”长

期以来,我对这句民谣不解,“柳州城”,到底是什么意思?近来查阅如《括地志》、《长安志》、《肇域志》以及明清时代的《鄠县志》都提到周文王时丰京中最重要的建筑——丰宫在秦镇,清初雍正朝编纂的大型图书《图书集成》同顾炎武所撰的《肇域志》都异口同声的告诉人们,丰宫不但在秦镇,而且“丰城在焉”。这就是说丰宫或丰京的城墙还在秦镇。使我想到了那句民谣,其中的“州城”可能是“周城”之讹。“柳”则可能与域内柳树较多有关。

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在开建秦镇中学时出土一方《明故处士罗公、孺人刘氏合葬墓志铭》,这是秦镇一个古老家族罗家的墓葬,这个墓志铭中的主人公以及撰写者在明清《鄠县志》中都可查到。这个墓志铭中的一句话:“其先世鄠人,傍古丰、秦渡家焉。”引起了我的关注。从这句话中,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古丰是秦镇,这是一条不容置疑的信息。

秦镇城墙的修建,薛思达的遗著《秦渡镇近百年事略》记载是清康熙四十七年,时任鄠县令的芜湖人张世勋修筑,有碑记。根据同治元年间城中大量的房屋及庙宇楼阁被回民起义焚毁的情况推测,道光、同治时,镇子周围的部分城墙已经倾毁,所以薛思达先生在《事略》一文中,对光绪八年和十八年的两次修城称为“补修”。

主持光绪十八年城墙补修工程的是秦镇籍的恩贡,人称“路二先生”的路振铎。听老人传说,路二先生为一私塾老师,家中并不富裕,同治光绪时在长安大原村教私塾,是清光绪时任清廷总理衙门总理大臣赵舒翘的启蒙老师。修城时,资金短缺,路写信给赵舒翘,赵派人协助募集资金。为此,笔者专门查阅了《民国鄠县志》,在卷四“选举”卷中确有恩贡路振铎,在《封赠》一章中有“路振铎,诰封朝议大夫”的记载。从县志《封赠》一章看,凡受封赠者,大都与其子孙在朝中担任官职有关,而唯独路振铎没有子孙任职朝中的记载,与家属任职无关。这种奇异的现象,进一步佐证了传说的可信程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仍存在的秦镇城墙,城墙共有五座城门,分别是东南的南门(也称洪南门)、正中的大南门、西南的“小南门”、以及西门和北门。城门洞上分别镶嵌有青石门匾,分别为“沣水凝辉”、“千岩竞秀”、“ 终南佳胜”、“丰京胜地”和“襟帯镐京”五个牌匾。城门一律为型号较大的青砖砌成,上有门楼,飞檐高挑,宏伟壮观。城墙用三合土打成,高两丈有余。五六十年代儿时的我们城上玩耍时,城墙的顶部大约在四、五宽。相隔数十米之间还有四方形的敌楼。1957年后部分城墙倒塌,整个城墙时断时续,但是除城楼已经倾圮,城门基本完好。

对于1957年6-7月的大水灾,很多过来人现在仍然心存余悸。据《户县志》记载:“7月17日沣河发洪,淹地13万亩,倒房4000余间。”由于长期的暴雨连绵,河水暴涨,水位居高不下,河堤决口,沿河田野一片汪洋。河外水位高涨,高大的城墙被浸泡在大水之中,外高内低,内外内外高差两米以上。值得庆幸的是坚固的城墙抵挡了迅猛的洪水冲击,否则,城内民众险喂鱼鳖。秦镇的城墙功不可没。虽然城墙坚固,但内外压差过大,管涌时有发生。6月19日,位于南城的城墙出现管涌,洞口迅速扩大,在堵管涌过程中,秦一村的杨成良、武余良两人光荣牺牲。

说起丰宫,按常规来说,凡宫都有宫墙。在传说为丰宫遗址的当阳堡、中兴堡和陆家堡的周边原有一圈土墙,按其规模大小与宫墙相差甚远。听老人说,在这一片遗址区内,原来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兴国寺,这一圈围墙可能是寺院的围墙。

丰宫的宫墙在哪里?从现在的秦镇街道的布局,主要的两条大街西街和南街,都建在一个高台之上,宽约50-60米,和相邻的地域高度相差2-3米以上,而且沿着最南端,被称为楼下坡的地方向西延伸,由西街的药王楼附近向南延伸,到交汇点,就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框,奇怪的是这个长方形的框高度基本相同。还有一个更奇怪的现象,几乎在这个长方形的每一个角上原来都有一座楼阁。东南为无量楼,东北为孤魂楼,西北为药王楼(土地楼的位置不详)。走访一些90多岁仍健在的老人,才知道现在的西街、南街都是在清同治之后的光绪年间从建的。这两条街道是建在城墙废墟之上,这个框型土台正是丰宫的城墙的坍塌废墟。

秦镇的城墙还有更神奇的地方,按照周朝的礼制,“天子五门,诸侯三门”,秦镇的城墙恰巧是五个城门。这有可能是沿袭了丰宫城墙的原有建制。

但是遗憾的是,丰宫虽多个历史文献共同指向这里,但是长期的人为破坏,丰宫的其他遗留文物荡然无存,能够证明丰宫存在的文物唯有“丰宫瓦当”。嘉庆《长安志》记载:“丰宫瓦,出于长安西南土中,周列四种神,中作丰字,篆笔。周丰宫在长安鄠县境内。”按照《长安志》所指出土地点,当指秦镇附近无疑。据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三》:“丰宫瓦当,瓦当径六寸,四方朱雀、元武(玄武)、青龙、白虎,四形中一古丰字(篆书),今藏嘉定钱氏(清代史学家、汉学家钱大昕)。”民国《陕西通志稿》、《长安志》及民国《鄠县志》金石卷均有记载。

墩台、西庵

墩台和西庵是秦镇城外的两个高大的土台,墩台在秦镇的正南数百米的地方,而西庵在秦镇的西门外。小时同伙伴们在上边玩耍,只觉得在平平的地面,突起一个高高的土台,站在上边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极目远望,沣水浩浩荡荡,从古镇的东边流过;被称为“南山”的秦岭山脉如翠屏峙立,郁郁苍苍;脚下的田野,一望无际,微风吹过,如绿色的涟漪,波浪起伏。这两个高大的土台,是古烽火台的遗迹。

这两座土台,像两个千年老人,静静地俯视着古镇的沧海桑田、荣衰变迁,长久的岁月交替,而人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真实名姓。

位于城西的土台,其上原有座“真武祠”,创始年代不详,后成道观。“全真”王重阳的弟子马钰(丹阳子)、丘处机、谭处端、刘处玄四人在此“言志”,后“相揖而退,各居一方,刳心练形,全精固气,莫不确然,各以大事因缘为己任。自是,祖师之道风行天上。”(元至元二年《重修四真堂记》碑文)。故此后称“四真堂”或“志道观”,因其在秦镇西,故当地人又称“西庵”。观中有水井一眼,据传马钰曾在此取水炼丹,故名“丹阳井”,为一著名胜迹。明嘉靖元年腊月,曾在朝廷任吏部考试郎中的著名文学家王九思为之撰写的《延龄会记》碑文记述了该道观的创始过程:“自胜国(指金元)时,王重阳羽化,创建祖庭,筑别宫于此。其后,徒四人者马、谭、刘、丘,有志于道,插柳为期,而兴于此地,故称为‘四师堂’。至我明兴,有道士孙碧云尝居于此,奉诏入对,天子嘉之,乃名‘志道观’。”清康熙《鄠县志》也有记载:“四真堂,宋重阳王真人演教之所。马谭丘刘自山东来,受业于重阳,分志插柳,各自为踪,遂名‘四真堂’。春夏之交,仙柳争荣,绿荫茂密。更元宋,柳枯。入国朝洪武初,敕赐‘应梦真人’孙碧云,游历终南大华,经历于此,仙柳枯而复荣,乃复立观。亦一异也。”

到明朝嘉靖时,这里已是绿柳成荫,郁郁葱葱,王九思在《延龄会记》中记载:“其殿宇静深,其卉木蓊郁,翛然绝尘,真物外一佳境也。”观中的主持叫王崇玑者,召集镇中王斌、王文等十三位老翁在此集会,“会以朔望,推一人为主,方其酒酣耳热,高歌击筑,起舞翩迁,飘飘然若乘虚御风。”此情此景,与当今时兴的广场舞何其相似,只是角色发生了转换而已。

可惜,这座在全真教兴盛时规模宏伟的道观,随着全真教的衰落,逐渐荒芜倾圮,到解放时仅剩下顶上一座不大的房屋。解放后,最后一位住在道观中的崔姓居民也从中搬离,五十年代中后期,房屋倾圮,只剩下一座光秃秃的土台。后来,随着生产队农田基建和积肥、基建用土、取土,两座年代久远的烽火台,彻底从视野中消失。唯留下清光绪壬辰(1892年)和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两次《鄠县志》中的记载。

九楼十三堡

秦镇的“九楼十三堡”远近闻名。但是,从清朝光绪之后,人们仅见到的只有“药王楼”

和“火神楼”两个楼阁。

关于“九楼十三堡”,《户县志》编辑之一的王景民先生在他的《秦渡古镇》一文中曾有过记述:“镇内除南北西成丁字形的三条商业大街外,又有十三各村堡,即薛家堡、高家堡、连城堡、楼北堡、楼南堡、楼西堡、壕六堡、通城堡、陆家堡、单家堡、孙家堡、四六堡、中兴堡。并在镇内相继建造了日月楼、药王楼、孤魂楼、花楼、土地楼、无量楼、玉皇楼、火神楼、等九座楼,因此有‘秦渡镇九楼十三堡’之称。”

十三堡的大致位置:从北门开始,路西第一个巷道即高家堡,第二个为薛家堡,这两个堡子今仍在,只是居住人家变得稀少。这两个堡子的西南就是楼北堡,原来有两条巷道,东西向。向西去是从药王楼通往土北门的大路。所谓土北门,是以后在北面城墙的最西边挖开的一个豁口。连城堡在楼北堡和小学之间,堡子已不复存在,成为新开的南北大街(当地人称为“二十四米大街”)。而位于西街最西边的是楼西堡,向东依次排列着壕六堡、四六堡。四六堡东边的中兴堡和陆家堡为东西向,从北向南依次排列。通城堡为南北向,在中兴堡和陆家堡的东边。通城堡又称“当阳堡”,当地人称“当家堡”。 当家堡、四六堡、壕六堡已重新改变方向,和中兴堡、陆家堡彻底贯通已经形成新的街道。南边最后一个东西向的街道叫“西巷”,在这个街道的南边即是单家堡,孙家堡在西巷的尽头。这两个堡子的位置没有变动,不过东西贯通向西延伸,形成更宽更长的街道。另外,四六堡据一些老人讲,应为“寺里堡”,“壕六堡”应为“壕里堡”。这两个堡子的形成都与“兴国寺”有关,位于“兴国寺”里,或者在寺的旁边,故而称作“寺里堡”或“寺邻堡”。处于壕沟里边,则称“壕里堡”。连同中兴堡、陆家堡、通城堡,据传是西周王宫的位置。可惜,年代久远,没有留下一丁点痕迹。

九楼的大致位置:火神楼位于南门内,无量楼位于楼下坡,孤魂楼位于丁字街西大约50米位置,花楼在北街中部,药王楼在西街楼南堡这一位置,然后稍西为玉皇楼,腊八楼还在玉皇楼的西边。土地楼的地址不详。根据薛思达先生撰《秦渡镇近百年事略》中药王楼的修建年代,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而文革中拆除的药王楼,为光绪六年重建。据记载,原楼为四柱三层,后建为八柱两层。采访镇内的高龄老人84岁的韩印玺以及80岁左右的薛维城老人,据老人听上辈所说,秦镇九楼除位于南门的火神楼未被焚毁,其余均毁于同治元年的回汉冲突之时,解放后仍存的城隍庙戏楼、“老爷庙”(关帝庙)献殿都是在光绪年间重建。这九座楼阁应建于康熙以前,甚至更早。其中的腊八楼,应为“八腊楼”之讹。“八腊”,本为古时祭祀之名。夏时称“嘉平”,殷代称“清祀”,周时称“大腊”。旧时于每年建亥(腊月)在农事完毕之后,祭祀诸神,以祈祷来年的丰收。所谓八腊即为八种神:一为先啬,即神农;二为司啬,即后稷,相传其为母所弃,故名弃;后为舜的农官,封于邰,号后稷;三为农,即古之田畯;四为邮表畷,邮为田间庐舍,表为田间道路,畷是田土疆界相连缀;五为猫虎。六为坊,即堤防;七为水庸,即水沟;八为昆虫,即蝗螟之属。后来,在北街薛家堡口的“无量楼”(清光绪后建)上,供奉的“八弟兄”神,即“八腊”。“孤魂

楼”,有人称“骨魂楼”者,实为“孤魂”之讹;这座楼同北门外的“孤魂庙”相同,是纪念周文王修灵台时埋葬无主尸骨的好生之德而建。“药王楼”上除了供奉着“药王”孙思邈之外,还有文昌帝的神像(原来在文昌庙中,不知什么时候移至药王楼)。药王楼前耸立着一对高大的铁旗杆,为乾隆八年所建。同时,在城隍庙、关帝庙、药王楼前都有戏台或戏楼,其中城隍庙的戏楼最大,宽五丈余,宏伟高大,非常壮观。另外,位于南街的“火神楼”,20世纪40-50年代时仍在,后因年久失修倾毁。1966年“文化大革命”,药王楼、戏楼被作为“四旧”拆除。从此“九楼十三堡”永远成为记忆,留在了传说之中。

神庙、寺院和宗教

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农民等下层民众,始终在温饱边缘上挣扎。政治的腐败,文化的落后,科学技术上的愚昧,导致了广大群众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神鬼的护佑之上,统治阶级也以此作为愚弄百姓,笼络人心的工具,所以形成民间强大的求神拜佛的热潮,有时竟达到“狂热”的程度。

据粗略统计,解放初,镇内有大小庙宇及寺观十三、四座。除了前边所说的“志道观”外,还有关帝庙(当地人称‘老爷庙’)、城隍庙、文昌庙、马王庙、三官庙、小关庙、马脚庙(即八腊庙,也称八弟兄庙)、土地庙、疮神庙、菩萨庙、及药王楼,另有佛寺“白云堂”和基督教教堂一座。这些还不算供奉在各村口小楼之中的神祠。据健在的八九十岁老人说,在现在的中兴堡、陆家堡位置原来还有一座非常大的寺院——兴国寺,据说寺院的山门远在长安的南留村附近,根据以后的村落位置,应在光绪十八年之前已不复存在。据八旬多的薛维城老人重复其早已去世伯父薛思达老先生的说法,“兴国寺”、“城隍庙”等在清同治元年的“回乱”中无一幸免,均被废毁。从此,“兴国寺”庙毁人亡,从此,不复存在。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清理关帝庙废墟时,挖掘出乾隆二十八年的“重修关帝庙记”和“关帝庙平面图”石碑,从石碑可以得知:该庙宽约五丈有余,进深十余丈。三进,最外为门房,门外有高大的朱铁旗杆,两边的石狮雄伟壮观。对门是高大宽阔的戏楼。走进门,院子的两边各是钟楼和鼓楼。穿过中间的甬道,进入眼睑的是三间高大宏伟的宫殿式建筑即关帝庙的献殿。顺着献殿两边的通道,顺着画廊进入后殿的门楼前,从中间的门楼进入一独立小院,一座五间大殿进入视线,院中的铸铁大香炉,烟雾缭绕,给人一种虚幻神秘的感觉。

现在,关帝庙的旧址仅存一献殿,为清光绪七年在原址上重建。解放后被政府占用,现为一佛寺所占用。秦渡人对关帝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以为关公忠诚,讲诚信,被称为“武财神”,所以尤得生意人的崇拜,香火非常旺盛。

镇内最大的当数“城隍庙”了。说叫城隍庙,实际里边除城隍外还有其他几座庙。进入牌楼之后的大门,首先进入视线的是西边一小院内,高台之上一座高大雄伟的殿宇,这里就是秦渡镇的“文昌庙”,也称“文昌祠“。现在问起一些老人,文昌庙里的文昌帝是谁?好多人认为应是孔子,孔圣人,实际文昌帝另有其人,即梓潼帝君。据《明史.礼志四》:“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代)加封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据采访九十几岁的张德琴和韩印玺两位老人,秦渡镇从清光绪年间起成立一“文昌师”的民间组织,两位老人都是“文昌师” 的成员。 “文昌师”设在文昌庙内,成员为十人左右,管理教育以及祭祀事务。镇内有42间公共街房,以房租维持平时的费用开支。据薛思达《秦渡镇百年事略》记:宣统三年,楼北堡薛有恒在文昌祠院内始建“秦镇小学”。文昌庙后面的台下(台阶高3-4米)为“枋神庙”,香火也很兴盛。再往前走有两座神殿东西并列,西边的是这座庙中的正神——城隍,而东边则为“马王庙”。这些庙凡80多岁的老人大多见过,像70岁左右的年龄老人孩童时,这里已经改为学校——秦镇小学,在这里上过学。对神的事已经知之很少了。据薛维城老人听其伯父讲,城隍庙原来的规模非常大,内部的庙宇已经

延伸至操场以北,同治回乱毁于大火。以后的殿宇都是光绪年间新建的。

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教为主,与道教、佛教融合并行。从户县境内起源的“全真教”正是秉承了这一特点,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主张三教合一,以三教的经书《道德经》、《般若心经》、《孝敬》为全真道士必修经典。宣扬人生是“苦海”,家庭是“牢狱”、“火宅”,劝人“跳出樊笼”,看破功名富贵,学道炼丹,以离“苦海”,而且否定了旧道追求肉身不死,即身成仙的无法实现的目标,而讲求“阳神”、“真性”不死。这在当时外族入侵,国土沦丧的金元时代,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所以能够流行于大江南北。“全真教”对秦渡地区广大群众以后的宗教信仰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大多数群众对三教有着共同的信仰。

基督教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英国人孙香甫传入户县,时白羊寨信奉基督教的王树堂由洋县返回协助传教。宣统元年,美籍牧师任道真以县城为总堂,先后在秦渡镇、白羊寨、兴盛滩等地设支堂(分堂),后挪威籍牧师王耀吉在秦渡镇建教堂并负责户县基督教事。秦镇教堂,据《户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王耀吉牧师主持修建,由王树堂主领施工,地址在秦镇西巷。共有房产11间,其中教堂5间。教堂建成后,王耀吉主持;1951年张葆康(秦渡镇人)主持;1952年王安邦(秦镇楼北堡人)主持;1954年闫锡成(秦渡镇人)主持,至“文化大革命”被拆除。1984年将秦一村木头市东侧的5间公房作为活动场所,2003年重建,教堂房产十间,其中教堂5间。

每年的农历二月二、四月八、八月六日是秦镇的古会,也是药王庙、城隍庙、关帝庙(老爷庙)的庙会日。每年每会,药王楼、城隍庙、关帝庙前的戏楼都会有大戏演出,街头人头攒动,台下熙熙攘攘,饮食摊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每逢庙会,也是秦渡镇最热闹的时候。

水.稻米与商贸

被秦镇人称作“南山”的秦岭山脉,横贯中国东西大地,连亘数千里,阻隔南北,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东南亚的季风,将太平洋、印度洋的饱和水汽,源源不断的送入中华大地,随着秦岭山脉高隆而起的地势不断抬升,超饱和的水汽凝结成水珠,顺着大大小小的山谷斜坡挥洒而下,形成小溪,汇成大川,从秦岭的各个峪口奔泻而下,一路欢歌,滋润着八百里秦川的肥腴土地,使关中大地成为物阜粮丰的天下粮仓。汉班固《西都赋》云:“陆海珍藏,蓝田美玉。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林茂粮丰,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秦镇所处的西安地区,从古就有“八水”滋润之胜,沣河等八条河流在古长安城的周围形成一个完整的“回”字形包围圈,将长安城紧紧地环抱其中,东有浐灞,西有沣涝,南有镐潏,北有泾渭。正如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说:“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沣、滈、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这些河流,最为突出的当数沣河,上汇丰峪、祥峪、高冠、太平诸谷之流,下纳樊川、御宿川

的滈、潏诸水,加之特殊的地质结构,河床砂石纯净,如雪似玉,河水不受尘垢,干净清冽,水质纯净,正如春秋末老子所言:“丰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尘垢,金铁在中,形见于外。”沣河的上游,渠堰纵横,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水利网络,使这里成为关中地区最肥腴的水稻产地。

而秦渡镇正处在沣河和潏河交汇处的西边的台地上,和东边延伸过来的的细柳原相连,处于秦岭沣河冲积扇的中上部位,居高临下,好像一个天然的拦水坝,将秦岭脚下涌流而下的明水暗水潴留于长安杜城至秦渡镇以南的广袤区域。从樊川、御宿川一直到户县境内,这里渠堰纵横,涓涓细流,淙淙不息,潮湿的空气中散发着稻花的香气,山色如黛的终南山下,绿浪平畴,一望无际,畦垄交错,渠堰纵横,使人恍入江南水乡。也正是这样特殊的地形,上高下低,如天设地造的水塔,下游地带暗流奔泻,巨泉喷涌,形成被称为“灵沼”的浩淼水面,以及长流不断的灵沼河(亦称泥河)。

由于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沛,鄠杜之间的万亩稻田连绵不绝,从古到今,在秦渡镇形成这一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地。古老中国是一农耕社会,“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流通是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由于这个因素,注定了秦渡镇“龙头”的作用,自古被人们称为“秦头”。

秦镇周边的万亩稻田,形成了秦渡镇高度发达的粮食市场。笔者在采访87岁的韩印玺老人时,老人谈光绪年间,韩家有骡马等大牲畜130多头。这些大牲畜主要用于运输。有资料统计,当时在北街和南街经营运输的车户有四十几人(刘志杰提供资料),北街和南街还有十多家车马店,从侧面可以看出,商品交易之繁盛。秦渡镇从南门口一直到楼坡(南门向北的第一个街口)开着大大小小数十家粮食店。正如王景民先生《秦镇古镇》一文所记述:“(大的)粮食店有三盛合、同义成、林盛和、福林生、长盛和、景信和、培德成、德顺和、永信和、永丰盛、万顺成、福园泰等,其中三盛合等几家大店常年存粮都在百石以上,粮食业一直是秦渡镇的主要行业。这里不但有本省客商,且山西、河南、甘肃等外省客商也多有来往。”

粮食业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外地的京貨、山货也涌入秦镇,辐射范围远至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地,成为关中地区著名的货物集散地。据明《鄠县志》记述“秦渡镇辐辏繁盛,晋豫客商较多。”雍正十年的《鄠县续志》记述:“邑之四关,乡之四镇,惟秦渡一镇为商贾辐辏之区。”到了同治、光绪年间,秦镇的市场已经很繁荣。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秦镇的市场得到高速发展,由于地处后方,潼关外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的商人进入秦镇,尤其是1942年前后大批的河南人涌入秦镇,各种商铺,竞相开张,手工业加工作坊遍布街巷,钱庄、当铺、邮局、药店、诊所齐全。使秦镇真正成为沣河岸边的大都会城镇。据民国1942年资料,秦镇共有商铺196家,其中京货舖11家,杂货铺28家,鉄瓷店15家,盐店9家,药铺10家,粮食店21家,染坊3家,木匠铺10家,铁匠铺6家,银匠铺10家,皮坊4家,丝坊1家,熟食店12家,猪肉架子16家,黄酒坊4家,烧酒坊1家,裁缝铺4家,竹铺10家,理发店3家,棉花行店2家。弹花柜6家,山货行店3家。其规模超过县城,远远超越其他乡镇。从晚清时期起,在秦镇就设有专门的税收机构,其收入数额超过县城。

据一些老人记忆:杂货铺有福顺和、福德成、槐盛生、槐成德、晋福隆、祥泰隆、红万志、裕庆丰、义元成、顺义和、三余德、拾盛德、德泰隆、义兴成、复兴永、永茂恒、永顺泰、吉盛丰、通顺德、永顺和、仁本善、任德昌、协盛茂、郭明鹤等二十多家,主要经营盐、碱、食用油、煤油、酒、醋、蜡、木耳、黄花、粉条、南糖、点心、红白糖等日用品。

中药铺有锦新堂、景明堂、三晨堂、通顺堂、万春堂、半济堂、裕兴堂、德馨堂、复信堂、永顺和、同志成、四箴堂等十二家。这里的中药店和外地不尽相同,除了经营中药材外,主要收购、加工、销售用于做黄酒的“乌药”和“广药”原料,并制作和销售各自配方的黄

酒曲。

秦镇街道曾经有过大大小小的黄酒馆十多个,有好多黄酒世家,如现在开于南街和北街的“长安居”黄酒馆,就是解放前开于南街的“馀德馆”滑天泰老人的儿子开设的黄酒馆。从家中现存的镌有“馀德馆”明朝万历年间铸造的铁烝甑,算下来,滑家开设酒馆有四百多年历史。北街薛家堡有一支上百人的家族,以其先祖在秦镇街上开过叫“圆门馆”的黄酒馆,这一家族至今还被称为“圆门馆”。临解放时,大的黄酒馆有四家,生意非常兴隆。对于秦镇的黄酒业,秦镇籍的原新华社记者王宗西先生,在他撰写的《户县黄酒》一文中有详细记述:“清末直到户县解放初期,户县县城和秦镇、大王、庞光三镇共有黄酒馆二十几家,酒馆的名称也很雅致,如县城的聚仙亭、陶然居、永乐馆、忠和园,秦渡镇的醉仙馆、同乐园、康乐居、大盛馆等。酒馆的经营方式有鲜明的乡土气息,首先是这些酒馆没有耀眼的门面、桌椅、餐具、和摆设。临街门内只有三尺宽,五六尺长的通道,很像城市居民区的小巷子,一般人从前门走过,根本不会发现里面还有个黄酒馆。人耐心的走完这条光线暗淡的巷子尽头,一拐弯,豁然开朗,才发现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酒馆。其布局:前屋是账房、炉灶、酒缸、滤酒床,两廊厦房和上房都摆设着粗制的桌椅,或盘有土炕。虽地僻背不易寻找,然而却常是高朋满座。当地有句谚语说的最真切:‘酒好不怕巷子深。’酒馆不卖菜,菜是由顾客自购。酒馆设有专人和炉灶,代客承做,不收分文,即使婚丧大事做筵席也只收火銭和工钱,仍属来料加工性质;主要是为了多卖酒。‘多卖一勺醅,就有三分利’,这是他们的行话。达官和富户人家很少来这里,因他家的宴客条件要比这里好得多。黄酒是连渣一起喝,故把喝酒也叫作吃酒,《水浒》上的英雄侠客一进酒店,先叫酒保‘给俺筛一碗酒来’,户县的黄酒馆仍有这样的流风余韵。”

山货土产收购店有秦兴家、逢瑞福、志盛荣、协和家、长发祥、秦生利、同心德、同积福等家,主要收购生丝、生漆、桐油、清油(食用油)、核桃、板栗、蜂蜜、花椒、木耳、黄花、棉麻、纸张、木炭等,这些店铺收购后,加价运往外地或出售。

京货有万胜德、怀盛德等十几家。鉄瓷店有世昌盛等十几家。这些商店、商铺除了粮食市场集中于南街楼下坡一带,其他主要分布在三条大街。

在城外和一些背巷(即大街以外的街巷),形成了不同的专业市场,除粮食市、骡马市、木头市之外还有菜市、旱烟市、蓆箔市、麻市、灯市等。粮食市有专门的门店,也有临时设摊摆点的,木头市有专门的堆放场院,其余均是约定在同一地区,集日就来,集罢就散。这些地方往往以市场命名,如麻市口、木头市等。

两天一集日,四面八方的客商、周边的农户,提笼挑担,车载肩扛,三五成群,涌入秦镇。北门外的沙滩、城里的三条大街,人头攒动,接踵摩肩,熙熙攘攘。叫卖声、讨价声、呼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街道两边摆满了农民从自己田园中采摘的新鲜蔬菜、时令水果、山货特产。

城中的大小店铺,挤满了前来购置生活用品的群众。京货店,干净的铺面柜台,后面货架上摆满了成卷整齐的土布、洋布,主顾之间的讨价声、账房先生的算盘声,响成一片。杂货店琳琅满目,各种生活日用品、土特杂品、南糖干果、点心小吃,应有尽有。肉店门内的长凳上,坐满了卖完山货的群众,相互拉着家常,交换着信息,排着队等待买肉。

李家十字北边的木头市,木材、山货,堆积如山。木材、山柴、山竹、木制家具、农具,

摆满市场,从擦把、扫帚到椽、檁、柦、柱,应有尽有。

西门外的骡马市,人欢马叫,马驹、驴骡、牛羊、猪狗,充斥其中。牙行的牙客根据牲口的牙口,在卖买双方之间协调价格。买卖双方和牙家之间,在长袖里用五指论价,交易双方互不见面,交易成功后,由牙家抽头,付给卖方价款,买卖双方皆大欢喜。由于交易量大,牙客们以此为生,收入可观,受人羡慕。

最热

外,街道两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小吃摊。大米面皮、辣子疙瘩、臊子面、肉浇米饭、牛羊肉泡馍,搂丝荞粉、甑糕、油糕、油炒荞粉、千层油饼、饦饦馍、乾州锅盔、醪糟打鸡蛋等小吃,应有尽有,馥郁幽香,香软可口,让人流连忘返,饞涎欲滴。有名的有:姜家的肉浇米饭、杨家的肉炒米饭、朱相公的豆腐脑、王家的醪糟打鸡蛋等。

最忙的当属南头的粮食市场,家家户户,大包小包的大米、麦子、谷子堆满仓库、店堂,从早到晚,粮食囤子摆满街道两边,伙计们招待客商,发货进货,忙忙碌碌。

北门外的沙滩上,杂耍的、说书的、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摇会、押宝、相面、算命,五花八门,热闹非凡。晚上的秦镇,灯火通明,街中的店铺,迟迟不打烊关门;街道上的小吃摊点,坐满了食客。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城隍庙对门的大戏楼,经常有省内的知名秦腔剧团演出,台下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呐喊声、喝彩声和外边的叫卖声连成一片。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四月初八是药王楼、城隍庙庙会,附近的群众、香客挤满了庙宇和楼阁,人山人海,络绎不绝。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使人联想起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画面。

后记

面对日渐残败的老街,随时消逝的古镇,凡到过秦渡镇,以及生长在这里的人们,无不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无法面对祖先的羞愧之情油然而生。面对改革开放以后在这里兴起的米皮热,古镇商业贸易逐渐恢复,破败而肮脏的市容,成为秦镇人不可言状的尴尬,无法治愈的心患,也成为秦渡古镇发展的瓶颈。秦镇古城的重建和再次辉煌是秦镇人最殷切的期盼,朝思暮想的愿望。但愿借“鄠邑区”的强劲东风,一扫阴霾,早日恢复昔日的靓丽,使古城真正成为三秦大地上的“秦头”,从而跟上大时代的潮流,不胜高兴之至,此文聊作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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