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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or信徒: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碰撞与冲突(1917—1927)

撰文:罗敏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蒋介石于1906年经陈其美引介在日人宫崎滔天家中拜会孙中山,至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时,二人交往时间涵盖了蒋从20至39岁早期“生命史”中最为关键的“壮年时代”。与孙中山长达二十年的交往对蒋介石整个人生的形塑至关重要。1934年2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之我是由幼年时家庭教育,父母所锻炼,青年时代日本军事教育所琢磨;壮年时代总理革命教育所陶冶而成也。”

蒋自弱冠之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直到不惑之年才被委以重任,中间经历二十年之久。蒋在追忆与孙中山交往的经历时写道:

我是二十一岁入党的,二十六岁就辛亥革命了,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并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从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二十年之久,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正是总理了解我、砥砺我、培植我的德意。

蒋在以孙中山继承者的身份追忆往事时,带有建构自身革命正统地位的意味,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强调是孙中山在有意栽培、磨炼自己的意志。其实,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并非其日后所记述的那般始终信任如一,而是经历一番的碰撞与冲突。孙中山直到去世前对蒋的倚重依然有所保留,基本限定在军事领域。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蒋虽然出席,但因孙中山的劝告,未当选中央委员。孙中山逝世之后,蒋因两次东征战绩显赫,名声大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由此可见,蒋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获得是在孙死后而非生前。

长期以来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大陆与台湾学界对孙、蒋关系的研究各走极端,呈现“叛徒”与“信徒”两种截然对立的历史评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陆培勇(Pichon P.Y.Loh)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通过还原蒋早年的生活经历,揭示了蒋的个性特征与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变和海外珍稀档案资料的发现与利用,学界对蒋介石早年政治生活及其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逐渐摆脱非黑即白的极端化叙述。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比对蒋介石笔下关于与孙中山交往的相关记载,从蒋介石个人生命成长史的视角,结合政治史的背景考察,试图通过还原蒋、孙关系在历史漩涡中跌宕起伏的演变经过,突破蒋介石在功成名就后对其革命正统性的自我形塑。

1

若即若离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的遇刺,对正值而立之年的蒋介石来说,可谓是影响其整个人生走向的关键事件。陈其美不仅是蒋的革命引路人,对自幼丧父的蒋介石来说,更是亦父亦兄般的人生导师。陈其美遇害后,蒋悲痛欲绝,深情怀念道:“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矣!”陈其美的遇刺虽令其在当时悲痛万分,但在蒋的事后认知中,却成为他日后革命事业的崭新起点。1929年8月,蒋在追溯其革命思想之缘起时称,陈遇刺之后,他以“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总理与诸同志日加器重”,“余之革命基础可说立于民国二年讨袁失败之后,而成于民国五年英士亡后,自立、自强之时也。”

陈其美

其实,陈其美去世后,蒋虽然开始与孙中山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但在长达七八年时间里,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状态。1917年11月成立的援闽粤军是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的重要收获。1918年1月,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成立,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作为孙的军事幕僚,于1918年3月15日到汕头就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之职。蒋对自己刚过而立之年便能就“上校参谋职”,内心踌躇满志,在日记中写道:“忍耐五年,用功五年,不过三十多岁,何事不可为,何事不可成。”

蒋在就任粤军作战科主任期间,展现了他作为职业军人的良好军事素养,任职半年,便由负责参谋事务的作战科主任,升任独当一面的第二支队司令官。陈炯明曾以“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赞誉蒋的军事指挥能力。然而,1918年底永泰战役惨败使蒋在粤军中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蒋因战前未遵令停止进攻,在擅自攻占永泰后,又“过信停战协定,以为敌无反攻之计”,致使永泰得而复失。永泰战役失败后,陈炯明虽然表示“非关吾兄处置之失当,军事作战之不力,盖有种种主因,非战之罪”,但蒋却感觉陈炯明对其有所疏远。1919年5月2日,蒋自沪销假回到漳州与陈交谈后,发现“彼之于我,其诚信远不如前矣”。 10日,他又在日记中记称:“自漳州至今,疏忽已有旬日,而上下交迫,内外受攻,神经之痛苦极矣。”

蒋因对上无法获得陈炯明的信任,对下苦于粤军内部地方本位主义的羁绊,于7月12日自鼓浪屿寄呈孙中山“辞去第二支队司令官书”。蒋在粤军中的发展受挫后,开始考虑“筹措费用,游历欧美三年,再定进退”。蒋之“游学欧美”的人生规划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孙因需蒋在国内助理军事,不许其远离。既不愿回粤寄人篱下,出国游历又遭“中师”否决,已过而立之年的蒋介石痛感“世界之大,竟无介石立足之地也”,陷入茫然不知所从的人生危机之中。

当蒋混迹上海对人生感到茫然,愁闷抑郁之际,孙中山正寓居上海著书立说,阐释自己的革命主张,坚定党人的革命信仰。《孙文学说》出版后,1919年9月1日,他曾致函革命党人于右任解释其在沪著书的目的,称:“吾党同志向多见道不真,故虽锐意进取,而无笃守主张之勇气继之,每至中途而旁皇,因之失其所守,故文近著《学说》一卷,除祛其谬误,以立其信仰之基”。蒋虽读过《孙文学说》,但并未坚定其对“党义”信仰,他在日记中悲叹到:“若学未足,时未热,仍不免为党义所动入此旋涡,而不能脱离,是则学业将为主义所害,实我之大不幸,然而无可如何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耶?悲不自胜。”

失去人生方向的蒋介石,在建设力量与破坏力量之间挣扎,他对孙中山的态度也在消极与积极间徘徊。见“中师”对自己不离不弃,“恳恳施教重复之状”,他内心感到“惭愧不已”,“恐不副其所望也”。他对孙在日本友人面前对自己“称许异甚”,“垂爱之状,不可言喻”,更感“自愧殊无以当中师之赞也”。蒋在对孙“师事弥笃”的同时,对孙命其入闽筹划辅佐军事却始终视为畏途。1920年4月8日,他在孙中山、陈炯明、许崇智、朱执信、廖仲恺等多方催促下,勉强同意赴闽一行。但他于11日抵漳州,仅停留几天,便有如坐针毡之感,于16日便不辞先行。5月间,孙中山又借探病之机,劝蒋身体痊愈后,和自己一同赴漳指挥粤军回粤作战。孙之所请让蒋颇感为难,“应命则不堪为怀,逆命则情实难却,为之奈何!”6月中旬,蒋得知孙“已无意赴闽,而命我独往”,内心更加不情愿,表示:“余决计不赴闽,为人作嫁衣裳,以作恋栈之马”。

蒋以身体不适为由拖延三周后,才在孙的一再催促下于7月8日离沪赴闽。陈炯明当时旨在保全实力,借机向孙要求饷械接济,实际并无回粤之志。蒋见“粤军作战无望”,于8月5日奉孙中山电召回沪报告粤军军情。粤军得到桂军动员进犯福建的报告后,于8月12日下令回师广东。粤军回粤战事进展顺利,接连攻克大浦、黄冈、饶平、潮州、汕头等地。蒋此时并未因战事进展顺利而欢欣鼓舞,其情绪完全为家庭不睦、投资失利所笼罩,为自己退隐之后设计“安居美宅”而“累夜焦思”。对孙中山、廖仲恺、戴季陶等人一再劝说其赴粤参加讨桂战事,蒋开始坚决不允,后“以过固执恐伤感情”,于是答应有条件赴粤。

因蒋执意反对赴粤,孙中山只好让步。9月22日电召蒋赴上海商议出处,让其在俄国、四川、广东三地任选其一。蒋权衡认为:“去粤则公益大而个人损失不小,去蜀则是我所愿,惟去俄以同行者非知交,暂不能行”。蒋本打算去四川,但因廖仲恺坚决主张其赴粤,加之受朱执信在虎门遇难所激励,于10月5日,抵达汕头,参加讨桂之役。蒋率领第二军从老隆出发,攻克河源、惠州,顺利攻占广州。此时,蒋在孙的心目中已成为继朱执信之后最为信任的军事人才。10月29日,孙在致蒋信中称:“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又过之。”孙在称赞蒋“知兵”之长的同时,也指出其性格方面之短,“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希望他能站在“为党负重大之责任”的立场上,牺牲个人成见,与陈炯明精诚合作,认为只要粤陈能在“主义、政策与我一致”“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其在言论方面是否违背自己无关紧要。

2

政见分歧

蒋介石对陈炯明的看法与孙中山存在明显分歧。孙中山认为,陈炯明“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因此劝告蒋介石应“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孙中山希望陈炯明能成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其美)”,表示要“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并望蒋能将此意代为转告。蒋则对粤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认为国民党在粤军中的“基本部队不多”,“稍有错失,易致动摇”,“粤军将官性质复杂,程度不齐”,直接指挥起来困难很多,“感情弄恶,则基本尽坏,不可复问矣”。蒋甚至声称:“今日竞存对总理,如当作二人看待,则将来一场无结果,可以断言也”。

陈炯明出任广东省长后,欲据广东自治,不愿再出兵讨伐邻省,于是变更既定战略,置西江战略要地肇庆于不顾,反将粤军主力派遣至北江。蒋留书陈炯明指责其变更战略,并于11月6日毅然离职。11月下旬,当孙中山率部回粤组织军政府时,蒋寓居武岭家中,以“家事未了”“家慈病甚”为由,再三拒绝孙中山电催返沪的要求。蒋之消极避世与任性使气引起廖仲恺、戴季陶等党内诸友的不满,蒋不为所动,12月28日在日记中写道:“吾之性质,实与社会不能相容,非从事脱离,以谋自全不可,故决不赴粤,争此闲气也。”

1921年1月7日,孙中山再次电蒋称:“援桂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为了缓和此前赴粤问题引发的纷争,“不致有伤感情”,蒋让好友张静江出面代为回复,提出了同意赴粤的条件为:“一、以动员之日起程;二、须季陶同行;三、请速汇淡游、元冲之款;四、以个人私交,随从督战,勿居名义。”2月6日,蒋抵广州,参与制定粤军援桂作战计划,但未及一旬,便因军事进展缓慢,粤军内部“仲元(邓铿)避怨,竞公(陈炯明)争地”,使其“穷窘难过”而离粤赴港。

蒋之离粤,一方面因为不满孙中山在军事方面过分依赖陈炯明的武力。他在3月5日致孙中山长函中强调:“至论广州现状,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旦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方面“有一不忍言而又不能不言者”,即反对孙中山早选总统。蒋认为,孙主张早选总统的目的,主要出于外交方面对抗北京政府的考虑。蒋反对借重外交,认为:“回忆吾党失败之历史,无一次不失败于注重外交者”,“本党惟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则内部巩固,实力充实,自有发展之余地也”。

蒋的这两项建议并未被孙所采纳。在孙中山看来,他与陈炯明之间的“意见不同,确无可讳”,但“决无公开破裂之理”,外界所传孙、陈不睦即将破裂的消息,都是反对党所散布的谣言,“其实予与陈炯明多年患难之交,其关系有欲离不能离”。关于选举总统问题,孙中山力主坚持,对外发表谈话称:“此次费无数力,始得回粤。如不举总统,西南无发展之望。我今次回粤,具破釜沉舟与粤共存亡之意”。4月5日,孙致电蒋介石等人称:“昨开大会,以外交紧急,不可无政府应付,已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剋日北伐案。万端代理,务恳诸兄速来商筹大计。”18日,孙因军事紧急,再次催蒋速来粤。

蒋因与孙政见分歧,对赴粤一事十分消极,“以母病危不忍遽离,侍奉为辞”,一再推迟赴粤行期。5月9日,蒋因感“我在家中,母病反多不便”,于是“思泪起程”。然而,蒋抵粤不到两周,便因梦见“雪深数尺,一片白色”,以为母病凶兆,于26日离粤返乡。蒋母于6月14日病逝后,蒋不顾杨庶堪、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孙中山等人墨絰从戎、赴粤助战之苦劝,以“先母安葬期前,不敢以身许国”相复。延至9月初,蒋因不堪忍受“乡下事烦”,决定起程赴粤商议北伐事宜。此时,粤军已取得援桂战役胜利,孙中山开始筹备北伐,主张:“当于平桂之后,再做一番功夫,以统一中国”。蒋于9月10日抵达广州后,会同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商议出师北伐出兵日期。17日,蒋获知陈炯明无意北伐后,痛心疾首,在日记中感叹:“本党之无人,可怜中师之苦心也”。蒋因北伐出兵无望,痛感陈炯明之辈粤人之“最无道义”“最下流者最难弄”,于10月1日再一次离开广州。

是年底,蒋在故乡安葬完母亲灵柩,解决困扰数年的家庭妻妾拖累后,决心要“一心致力革命”,再出辅佐孙中山。此时,陈炯明以“粤省自身欲完成自治”为由,公开反对出兵北伐。孙中山坚决表示,北伐“决不延滞”,于12月4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筹划北伐事宜。蒋于12月15日动身赴粤,至22日抵达广州,旅途中一直草拟《北伐作战计划书》,历时半个月之久才脱稿。他在计划书中“苦索南北两军接触与会战地点,及最后胜利所属,都凡三千余言”。陈炯明为了阻止北伐,派人暗杀留守广州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为了防陈生变,蒋建议“北伐军宜留粤暂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孙中山则坚持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陈办理,以示感召。蒋因夹在孙、陈之间左右为难,故“极想摆脱一切,不入漩涡也”,于4月26日辞职离粤。

此后,蒋虽心系广东局势,致电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人“主张先巩固后方,再计前进,愤恨某等盘踞省城,逆命作乱也”,但始终没有同意赴粤应付危局。直至6月18日,获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脱险登上楚豫军舰的消息后,蒋方悔恨交加,在日记中痛感:“吾速返粤不滞迟,则此事或不至于如此也,吾亦有罪”。蒋于6月29日登上永丰舰陪同孙中山,共同经历一个多月的海上冒险,直至8月9日才随从孙中山离舰赴港。孙对蒋冒险前来永丰舰救驾之举铭感在心,在为蒋所撰《孙中山广州蒙难记》题写的序言中称赞道:“陈逆(炯明)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3

以退为进

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为总部参谋长,襄办部队整理改编事宜。蒋于22日抵福州后,不到一个月,因对东路讨贼军内部的派系争斗产生恶感,去意又起。11月19日,孙中山复电督责蒋须先完成讨贼重任,“万勿轻去,以致偾事”。21日,孙再次电蒋勖勉其坚守福州,称:“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在勖勉蒋坚守福州的同时,孙还以代其联系赴苏一事加以“诱掖”道:“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然根本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藉,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著也”。

蒋不顾在孙中山的督责与诱掖,因不满总司令许崇智对第一军军长黄大伟部的改编办法,于11月24日携黄赴沪。翌年1月中旬,他又因不堪讨贼军内部倾轧,痛感“人心之恶,世道之劣”,愤而离职。这一时期,蒋之辞职性质较以往发生变化。此前,因地位卑微,他亦有自知之明,深知“现在地位只可以守为攻,不可以退为进”。因此,他在辞职后往往沉迷于金钱与女色之中,无所作为。然而,在经历陈炯明叛变的考验后,蒋因“护驾”有功,逐渐为孙中山所倚重。他在离职期间不再消极无为,而是积极献策,展现自己作为一名军事将领的政治抱负。1923年1月26日,蒋自上海主动致函廖仲恺、孙中山为广东未来局势的发展出谋划策。蒋认为党义与政权二者之间关系不可同时兼得,“欲速得政权,先以政治方法统一中国,而求实行主义”;党与政府也应“暂分为二”,“组织政府不妨先用中国式政治家”,“不然,以今日中国局势仍固执从前之主张,则政府决无统一中国之望,吾党政府之所以屡屡失败者,其最大原因未始不在乎此”。

为了取得政权不应拘泥于党义,可以通过延揽一批旧式政客来组织政权,蒋的这一政治理念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他在个人出处问题也深谙以退为进之道,2月12日,他致函孙中山,表示要赴粤随侍,但需由孙出面向总司令许崇智解释:“本欲促介石来闽,兹因时局变迁,不得不携之赴粤,到粤后布置略妥,即当嘱其来军相助”,以免许崇智发生误会。次日,他又致电胡汉民、汪精卫、杨庶堪等,商请孙中山暂缓赴粤,要等滇军布置稳妥,能完全负责保卫之电到沪后再行决定,届时他将“准如遵命来粤效劳”。

蒋缓期赴粤的目的实现了,3月16日,孙中山任命蒋为大本营参谋长。这样,蒋就由许崇智麾下改为直接隶属孙中山了。此时,陈炯明在东、西两路讨贼军的联合夹击下,被迫放弃广州,逃往惠州。孙中山于2月21日抵粤,成立大本营,续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权。3月17日,孙中山以“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电催蒋速来粤就职。蒋不顾孙中山的迭电急催,陪同前来劝驾的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故乡游览一番后,又前往上海小住,迟迟没有赴粤就任。蒋借孙急求赴粤襄助之机,提出同意赴粤的条件,一是政治方面首先整理财政,以廖仲恺为广东省财政厅长;二是军事方面力促许崇智军剋期抵省,待各军集中后,在共同制定“作战方案”。4月8日,蒋自上海致函杨庶堪称:“财政如无把握,军事难定计划,廖任厅长、许速回省二令,可否在弟起程前发表,俾弟到省后,即可着手进行,而鼓来者之气也。”蒋在要求获得满足后,于4月19日返抵广州,出任大本营参谋长。

蒋在辅佐孙中山统领全军过程中,与孙中山的交往日渐密集。4月30日,蒋在拟订东江作战计划时对中国军队素质非常忧虑,孙中山开导称:“中国军队不能望其遵照意旨,及守原则,攻守进退,唯听其自然,只要大局无碍,吾决前途希望甚佳也。”蒋闻后深感“此言非常心所能言,不胜钦佩!”5月15日,因不满滇军将领指摘命令之电,蒋拟回电驳斥,孙则建议认为“置之不理,亦是办法”。蒋对孙的处事方法赞不绝口,谓:“此等度量、气魄、规模之宏大实为吾人所不及也。”20日,蒋又以孙中山“无权、无饷、军队跋扈、毫无纪律为忧”,认为“与其受辱负责,于国无益,不如引咎辞职”,但孙中山表示反对,“元首之意适相反也”。6月14日,蒋陪同孙出巡,所到之地皆降雨充沛,蒋不禁感叹“是亦天意乎?”23日,蒋与孙谈时局,孙告知俄德近况;晚又与孙谈党事,“及至人才缺乏,不禁唏嘘太息而已”。

虽有像中山先生这样愈挫愈奋的革命元首在身边督责不断,蒋因与总司令许崇智关系恶化,有感于“内部水火,君子道消,虽有贤主,不能挽此劫运,党败国亡皆在于此也”,于7月12日向孙辞行。次日,他在致好友杨庶堪的信函中宣泄对粤局的不满称:“倘再不离粤,则昔日之同志尽为我所侮辱,于公既无所补益,于私则个人之情感几将断绝”。关于个人行止问题,他在函中以略带要挟的口吻表示:“今与兄等约言,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蒋以退为进的作法再次奏效,8月5日,蒋奉孙中山之名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1950年代蒋在撰写《苏俄在中国》时,受当时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将1923年的赴俄考察视为其反苏反共政策的起点。这一日后被蒋建构为反共反俄政策的起点的赴苏访问,对当时急欲摆脱广东内部困局的蒋介石来说,可以说是难得的人生机遇。他自1919年“游学欧美”的计划因孙中山的反对而被迫放弃后,便开始自学俄语,阅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受俄国革命成功的影响,他还萌生了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憧憬五年之久游苏计划终于得以实现之际,蒋在为自己走后孙中山周围缺少人才而感到悲伤的同时,更为自己“前程发轫有望”而感到欣喜,认为“较之赴粤得益多矣”。

蒋对苏联的观感既不像憧憬得那样美好,也不像后来回忆时那样负面。他在对苏联红军的军队组织和武器装备赞叹不已的同时,也对苏联外交人员的“无礼怠慢”嫌恶至极,几乎生气回国。蒋对苏联方面无法真正释怀的是其支持蒙古独立。因不满苏联支持蒙古独立,蒋对共产国际支持中国革命的动机产生怀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普泛不实,其自居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他甚至由此断定第三国际必将失败,“不久必有第四国际出现,以待该党不正之举也”。

1923年下半年,广东政局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军事方面,孙中山亲自督师对陈炯明退守的惠州城发动攻击;党务方面,孙主要依靠鲍罗廷的帮助着手改组国民党。蒋虽为摆脱内部牵制而赴苏远游,但对广州局势始终密切关注,对自己未能“始终侍侧,辅翼代劳”,致使“中师”陷入险境而深感自责。除了牵挂孙中山的安危之外,蒋对广东内部政局的变动忧虑不已。回国前夕,当他从友人来函中获知许崇智欲谋广东省长,极力排挤胡汉民和廖仲恺的消息后,又萌生了“厌倦与消极”之心,在日记中感慨道:“人心之叵测,吾中师诚为人终身作嫁而无益于党与国也。”

出于对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前景的忧虑和广东内部许崇智独掌大权的不满,蒋在游苏归国之际对个人出处的问题进退不定。12月15日,蒋回到上海后,没有立即赴粤报告赴苏考察结果,而是借口返乡祭扫母墓,等待赴粤时机。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也先后电蒋,表示鲍罗廷急欲见蒋商议国民党改组事宜,认为“此事或较省长问题为尤重”,劝蒋“不可因小失大”。孙中山亦电催赴粤报告赴俄经过,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政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1924年1月16日,蒋从上海回到广州。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确立的联俄容共政策,对国民党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据鲍罗廷的观察,当时国民党的状况,“甚至最优秀的一些国民党人思想上也很混乱;一些人希望弄清中国面临的问题,准备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虔诚地工作;一些人企图攫取党内的肥缺,他们违背自己的信仰和利益留在党内,只是因为已同孙共事20年。所有这一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都有表现。”鲍罗廷对蒋的主要印象,主要来自当时共产党人瞿秋白和国民党人廖仲恺的看法,认为:蒋“是个普通军人,没有任何政治知识”,他对苏联“很同情,并满怀激情”,认为“苏联有给予支援的真诚愿望,问题在于,国民党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务”。

鲍罗廷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国民党改组前后的新旧过渡时期,蒋介石在党人心目中还只是普通军事将领,在国民党内政治声望有限。或因如此,时年38岁的蒋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仅被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这对自视甚高的蒋介石来说应该是不小的人生打击。直至20多年过后,蒋在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亲手将儿子蒋经国的名字从中委候选人名单中拿掉时,他才领悟到孙中山当年是出于保护自己的良苦用心,在日记中写道:“余决将经国不列入名单之内,以偿其志愿。彼必不愿列入也,而愿提其母为候选人也。因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理之不将余列入者,知其故也。”

然而,蒋在当年难掩内心的失意情绪,通过辞职的方式发泄内心的不满。1924年3月2日,他致函孙中山解释辞职的原因时,抱怨孙对自己缺乏信任称:“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是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以陷危地,必能维持现状,恢复旧疆,从无不能成军之时,更不知有元首受惊不知下落之奇闻”,“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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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信徒”

蒋、孙之间虽然经历了认同危机与政见分歧,蒋虽屡屡通过辞职方式发泄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但是,他对“中师”的个人忠诚从未有过动摇。蒋本欲借旅苏之机,继续游历海外,但当他得知石龙失守、孙中山下落不明的消息后,反省自责认为:“此皆中正不能坚持忍耐、始终侍奉之罪”。他于是决心回国,朝夕侍从孙中山左右,以图报万一。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蒋对孙的这种“忠诚”更多是基于对孙中山人格魅力的敬仰,并非出自对其革命理论的信仰。孙中山自护法运动失败后,自1918年6月至1920年12月定居上海,专心著述,完成系统阐述其革命理论的两部著作:《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蒋对孙中山著作的阅读有限,据其日记所载,于1919年7月27日开始阅读《孙文学说》,至29日两天便读完了,似乎印象不深,没有留下任何感想文字。

对性格暴躁、格局褊狭的蒋介石来说,“中师”宽容大度、中正平和的人格魅力令他心驰神往。早在1921年初,蒋因任性使气,坚不赴粤,与好友戴季陶发生争执时,曾坦承自己“处世之病在乎极端,故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应酬敷衍普通之交好”。戴则劝蒋应学习孙中山“中正和平”之伟大人格,谓:“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学识见之优长,皆不过为涵养其伟大人格之工具,而决非其伟大人格之本质也。吾人日与先生处,而能见及此点者,已为不多,能学得此点者更少。”5月2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遵中师之规模,争二陈(英士、竞存)之精神,学胡、汪之言行,则可以担当国家责任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直到1936年,蒋还在为自己气度不宏、举止局促所苦,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容止言辞皆不能宽裕大方如总理也。勉之!”

由于蒋早年追随孙中山主要是基于个人情感方面的感召,因此蒋对孙的忠诚带有一定的中国传统忠臣报君色彩。1923年底,蒋在访苏期间,因加入共产党问题,以有须请命孙中山相复,被当时“留俄同志”讥讽为“忠臣多而同志少”。这一当时令蒋感到“阅之甚骇”的讥评恶语,却成为他日后求之不得的一种人生境界。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再起后,面对内忧外患交相逼迫,感慨手下无人能为其排忧解难,1932年6月6日在日记中写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如余对总理之精神者,至今不可再得,此吾党之所以失败也。”

蒋介石在思想上真正认同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是在出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之后的事情。1924年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这成为蒋介石个人生命史中的分水岭。此后,他摆脱了任性狂妄的“童年”时代,终于找到了自己愿意奉献终身的人生舞台,开始步入任劳任怨、勇于承担的“中年”时期。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训练黄埔新军过程中,蒋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认识上升到新高度,同他自己的话说:“我们总理这十几年来所讲的话,都是精切平实,句句可以应用的,他是以心理、统计、社会伦理、哲学逻辑、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学问为根据,再拿中国的风俗习惯、历史法度以及各种的情形为中心,而参考各种的科学,斟酌损益,方能得到这切实的三民主义。我们大家的思想行动,如果都能以他的主义为中心,不但是于本党于国家有益,而且于我们自己的学问,可以少用几十年的研究工夫,就同多长命几十年的一样。”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是要以苏联红军为蓝本,训练一支有别于旧式军队的“党军”,使军队成为实行三民主义、实现党的目标的武装力量。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乘“永丰”舰启程北上之际,专程视察黄埔军校,并在蒋陪同下检阅第一期毕业生军事演习。他对黄埔军校学生寄予无限厚望,盛赞称:“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现本党主义。今我可以死矣。”中山先生临别之言不幸一语成谶。孙中山逝世后,蒋在公祭文中表达继承总理遗志的坚定信念,谓:“朝闻道,夕死何憾,主义不行,责任未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今惟有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生命,复兴中华,以慰在天之灵而已。”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同蒋介石合影。

长期以来,受历史后见之明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指责蒋违背总理遗教,背叛革命,而忽略了蒋之所以“违教”背后心态的纠结与变化。在孙中山去世后一年多时间里,蒋一度谨守总理遗教,努力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1925年底,黄埔军校内部共产派与非共产派之间内讧愈演愈烈。12月5日,蒋在为军校第三期同学录撰写序言中强调要继承和发扬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集而成之血统”,并大声疾呼:“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之旗下,以实行吾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愿死于青天白日之旗下,吾为国民革命而死,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12月25日,蒋又发表忠告海内外各党同志书,公开批判所谓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分共”政治主张,坚决捍卫总理“联俄”“容共”政策,谓:“容纳共产党,此总理于本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者也。自改组迄今两载,成绩具在”,“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中国革命不成,列强敢于侮我,皆因国民勇于私斗,党员徒争意气,团体惯于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欲不谓之反革命,不可得也。”

孙中山逝世周年之际,蒋因与苏联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和汪精卫矛盾激化,于1926年3月20日采取断然措施镇压中山舰,逮捕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多人,还派兵监视苏联顾问寓所,收缴卫队士兵的枪械。中山舰事件之后,蒋并未改变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根本原则,只是在方法层面加强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活动的限制。用他自己的话说:“共产党为今日革命势力之一部,本党应遵照总理意旨,以后仍当予之合作,惟现在党内纠纷必须解决者,即为纪律问题与分子问题是也。”7月24日,他在回复好友张继的信中明确解释称:“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

为了确保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解决国共之间的纠纷,蒋提议召开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并提出《整理党务案》。蒋提出《整理党务案》之初衷,固然有限制中共的一面,但也是“合作的一种办法,与其说是限制共产党员,无宁说是督促一般老党员觉悟为当”。蒋之所言并非巧言辩护。根据王奇生教授的研究,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认为,《整理党务案》是广州国民党中央与中共订立的妥协条件,将“容纳共产分子”变为“两党合作”,意味着国民党从此将变成“国共联合党”。

蒋对于清退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实际颇感无奈,他在为退出军队的共产党员专门开设的高级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训话时称:“这里CP同志很多,要知道这次CP是并没有损失的,而是国民党的损失,是革命的损失,更是黄埔军校的损失。CP党员非但没有损失,而且有很大的益处,CP非但没有退步,而且是有进步的。更要知道你们只有一个人的损失,而我校长却有几百倍的损失,我的痛苦,于此可知了。”然而,与共产党加入后所增进的革命力量相比,蒋更看中的是革命指挥权的绝对集中与统一。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在大处注意,要懂得一个革命中心,如大处不注意,而专注意小处,仅说亲爱、团结等的口头话,仍归无用”,“我们又要知道国民党员是不能加入共产党而取消国民党的,因为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党,中国现时正切需这样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国民革命,作共产党员,必须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

蒋之所以主张限共,反对西山会议派公开“分共”,有争取苏联援助、确保北伐顺利出师的现实利益考虑,但他内心更为忧虑的是,不愿背负“违教分裂”的罪名。蒋在与鲍罗廷磋商国共协定时,曾解释称:“对共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能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蒋限制共产党的种种措施不仅令鲍罗廷持有异议,也让参会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感到“惊惶”。 鉴于此,5月22日,他在大会闭幕式的致词中进一步说明道:“此次整理党务案,在局外人看来,有许多与先总理在日主张不同的地方,不过时代的事实逼到我们的头上,使我们不能不提出此案”。蒋表示,“总理如果尚在,到了今日,亦只有这个办法”。

国民党在中央政治层面消极限制中共的办法,未能阻挡中共在基层组织和宣传方面的壮大与发展。随着北伐战事的推进,“前方胜仗愈大,武昌距离愈近”,蒋内心之忧患“与之俱深”。为了遏制蒋之军权膨胀,鲍罗廷联合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发动迎汪复职运动,并于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临时联席会议,取代国民党最高机关政治委员会的权力。蒋也毫不退让,于12月30日宣布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才是国民党的最高机构。蒋与鲍罗廷关系由此破裂。1927年2月17日,汉口临时联系会议制订《反革命罪条例》,直指蒋为“反革命”之意呼之欲出。至此,蒋与共产派势力之间的矛盾,由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右”之争激化为你死我活的“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在这种情形下,蒋虽明知“违教”亦只能在所不顾了。(作者授权刊发,首发于《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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