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忆 父 亲

 

西安是1949年上半年解放的。和我家同住的堂哥王益鼎,西安解放前夕,因患黑热病,不足20岁就离世了。我的父亲刚解放不久也患上了黑热病,人民政府在西安南郊西八里村临近东边马路的地方,设立了一个黑热病免费防治所,父亲的病在这里治好了。治病期间,西八里村一位孤寡老太给他提供吃和住,一分钱没要。父亲回家后不久,提了自家的一些农产品到八里村专门感谢这位好心的老人。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一次去看老人时,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初解放前后,我家6口人,姐弟3人都是七八岁左右,虽有几亩薄田,因为没有较强的劳动力,生活非常艰难。直到互助合作化,依靠集体,生活有所改善,姐弟三人也才相继上学读书。父亲感到弟弟比我聪明,亲口给弟弟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希望弟弟念书成才。我念小学三年级时,父亲怀疑我用小字毛笔写的作业不是我写的,私下去学校办公室找老师胡世民,胡老师拿了一张纸到教室找我,要我照抄了一段课文,拿去给父亲看,父亲打消了怀疑,给人说:只要我好好学,就一直供我把书念到底。

我家所在的南张村,1950年代初只有四年制初小。上高小五六年级,经过考试,我被录取到村北八九里外的大吉村村西完全小学学习。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王文博,20多岁,很精干,很有才。一次语文课,我在全班同学齐声回答老师所提问题时,声调怪异,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大怒,命我离开教室,到隔壁他的卧室兼办公室,一个人反省。此事不知怎么被父亲知道了,他没有向我打问事情原委,私下到学校,向管理学生米汤灶的一位老亲戚任伯伯了解情况。任伯伯信基督教,曾在解放前两次帮助搞地下革命的伯父石瑛脱离险境,这在我整理的伯父回忆录所依据的原始录音里有记述。任伯伯是个善良人,不知怎样给父亲说的,父亲回家后没提这事。

上小学这一段时间,我因为一会儿跟东隔壁王信哥(村里最早党员,曾是乡政府派去史鱼寨的驻村干部)学吹箫,一会儿向王信哥学打算盘,一会儿又向王生孝叔叔学拉板胡,自学拉二胡,自学吹笛,自学弹三铉,听戏看戏演戏,父亲想知道我将来能干啥?背着我托人给我算命,受托人把结果告诉了父亲,父亲没有说话,至今我也不知道算命结果是什么。

中学六年我是在细柳中学(现在的长安四中)度过的,从1956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其中1956年到1957年过得比较艰难。学校离家十多里路,周日下午到校,周六下午回家,每周在校六天,每天三顿饭都在学校吃。经济条件允许的同学,每月给灶上交3元钱伙食费,交30斤从家里背来的面粉,早饭有馒头小菜,晚上一般吃面条,中午饭比较丰盛,八个人一席,四个菜,每天有肉,或一起吃,或分开吃。我和许多家庭困难的同学一样,上不起灶,背一个礼拜的馍,喝学校烧的开水。初一第二学期,我感到很难坚持下去,托去伯父那里的表兄忠鼎给伯父带去一封信,伯父给我回了一封长信,讲他过去艰苦革命的情况,鼓励我把学上下去,给我买了一支骆驼牌金笔,买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我现在查四角号码字典就是从那时学会的。他还通过解放前和他一起闹革命当时担任细柳中学校长的田举年,给我和堂兄王志哲寄来50元钱,每人25元,上了一年灶。到了1958年,全国大跃进,生活好过了。

1959年上半年初中毕业时,有两条路可供选擇,一条路是上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不收学费伙食费,学什么专业,毕业后就在所在工厂企业上班,工资不高也不低。再一条路是上高中。文革前大中小学全是免费教育,但学习生活日用花费还要家庭负担,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国家每学期虽有助学金,但钱数少,受益面窄,并非人人都能享有。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回家种地,运气好一点的可以当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我是一心准备考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班主任曹家瑞老师专门为我考什么学校的事,骑了10多里自行车,从府君庙到南张村进行家访,和我父母亲谈了好久,其他话记不清了,只有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志儒(我的曾用名)不上高中,让谁上高中?”曹老师的热心肠感动了我的父母亲,下决心供我上高中,我于是才有了今天。可是到了1960年,全国经济困难,我家劳力少,人口多,生活非常紧张。当时国家在中学一些年级招兵,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把想去当兵的打算给父亲说了,父亲想了半天,说:“你说得我也拿不定主意了。”就在这年,父亲下决心把我家后面两间宽的破安间瓦房卖了100元钱,支持我把学上下去。恰好细柳中学此时给评上三好学生的同学奖励菜票,我连续两年被评上三好生,得了不少菜票,每天可以比其他同学多吃一份菜,直到毕业。

1964年下半年,中央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的老家陕西长安是西北局抓的重点,中央的杨尚昆、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亲自蹲点。虽有中央两个文件,实际工作却是按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办事,进村后把所有基层干部一律甩开,不管有无问题,围攻批斗。父亲虽没念过书,解放后却也认得了一些字,村里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他都担任生产小队会计,因此而被当作“四不清”干部挨了几个月批斗。当时我在甘肃省张掖地区的民乐县龙山大队参加社教,张掖是甘肃省委的重点,省委副书记李友九挂帅,西北局王林亲自蹲点并指导全局。我知道基层干部的苦处,运动开始不久,便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如有问题,主动向工作组和贫下中农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后来知道这封信被工作组截获拆看,因信中没有违背中央精神的话,交给了父亲。这年春节,中央制定公布了“二十三条”,下面议论说这是纠左。和我们一起的民勤县工作队员都回家过年去了,我和兰大参加社教的同学都没有回家,住在张掖地委党校休整。中央把“二十三条”印成大布告直接发往生产大队张贴出来,没有通过工作团队,我们同学是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文件内容,互相传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首次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对干部要一分为二,我对父亲处境的担忧之情有所缓解。

1965年5月社教结束。暑假我回老家,才知道那年春节家里过得很恓惶,亲戚朋友没人来往,父亲的头发没心剃,胡子没心刮,饭菜没心吃,像解放前那些逃难的。只有和我一起在兰大上学的现代物理系李建勋去南张村小堡子给丈母娘拜年,不顾别人的劝阻和议论,去南张村大堡子我家里看望父亲,安慰父亲。李建勋现在虽已离世,我至今未忘他的好处,有时想起来,总会因为没有机会向他当面致谢,感到深深的愧疚。

暑假回到家,村里那些大小干部知道我在张掖参加社教,一见面就大诉四清社教之苦,任全福小队长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挨斗经过,我也只能耐心听着,说几句安慰的话。父亲一直没给我说一句他如何挨斗的事。有一次,他侧身躺在炕上,把我在社教结束前夕因被评上县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而得到的奖励——塑封笔记本,要了去看,里面写有我学毛著的心得体会和一些诗歌、记事之类。他一页一页看得很认真,看完后交还给我,没说一句话,情绪好像比任全福等其他村干部好一些。

1968年8月4日晚,兰州军区在兰州市到处用大喇叭宣传毛主席关于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八·五”批示,我和几个老乡校友连夜返回老家参加生产队秋收。不久,父亲收到我的好友武文军从兰大寄来的一封信,说学校有人揭发我说“江青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黑人黑户”,许多同学好友被弄糊涂了,要我赶快回校说明真相。这在当时可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言论,父亲看信后,觉得问题严重,又怕我看到信后发生意外,没有把信交给我看,拿去和大堂兄商量,让我躲过风头再去学校。不久又接到同班好友胡屯良(现名胡波)来信,说学校已恢复平静,要我回校参加毕业分配。过了几天,又接到中文系分配领导小组同样内容的信。回校后,我去找班主任齐裕焜老师,从齐先生那里得知了事情的经过。齐先生宽宏大量,不想追究此事,我连忙给父亲写信,叫他不要担心,已经没有什么事了。当时齐先生要是来个“公事公办”,给我档案里加张字条,写上“有人揭发王志儒说江青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黑人黑户,此事需要调查落实。”那我后来十多年就别想过安宁日子,父母家人也要跟我受连累了。有一次我把此事告诉了好友张文轩,文轩说:人家齐裕焜是北大研究生毕业,不是那种小鼻子小眼睛的人。齐先生不究此事,也是想息事宁人,怕引发分配矛盾。但我还是要感谢齐先生和系分配小组放了我一码。我这个人一辈子奔奔磕磕,每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总有贵人助我摆脱困境,齐裕焜就是这种贵人。不是我运气好,是我父母为人善良、厚道,给儿孙积了德。

1980年代初,父亲已近70高龄,还去泾阳给三个正在上中小学的外孙做了几年饭,接着又被一个包工头请去当建材保管,挣了三五百元钱,说我负担重,要给我,我没有收。当时我每月给老家和岳丈家分别寄10元钱,日子虽不宽裕,每月几十元工资总还可以凑合着过,比农村老家强多了。

老家实行包产到户后,地里活主要是弟弟工余干(弟弟还在村里电镀厂上班),一系列辅助农活和没完没了的家里活,全都是父母亲和一个同住的伯母三个老人干,主要是父亲干,一年四季忙到头,直到去世也没闲过。父亲1980年代末的一个秋冬,2001年的冬春,两次来我这里看病养病,两次总共住了六七个月,算是一辈子的休息时间。

201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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