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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广: 理解路遥

 
 

 

      50岁,是人生的盛年,但路遥的坟茔却已是7载枯荣了。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极为普通而贫困的农民家里。贫困的使年幼的路遥自尊心格外敏感,也格外坚强。七岁时,父母将“多余的”的他过续给延川的伯父。在他伯父家勉强上完了村里的小学。在这五年期间,路遥的父母极少来看他,他与家乡也一别就是五年。父母与他平淡无奇,他与父母冷漠无语。五年,不算漫长,却是路遥忍饥挨饿的五年,是路遥内心孤独、压抑的五年,他形成了内向忧郁的性格,形成了倔强刚毅的气质,形成了吃苦耐劳、自立不息的品格。三年初中是路遥一生中最难挨最困苦的三年,饥饿常常伴随着他,饿得饥肠辘辘、头晕目眩、心火缭乱的情形,如同寻常。他没有生活保障,连最低的生活费都交不起,有时甚至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菜都吃不起。学校的饭菜分甲、乙、丙三类,路遥从来就是丙类:黑窝头、稀粥、野酸菜。就这,还是班里要好的同学凑的。这段镂心刻骨的饥饿史,被他几度写入《在困难的日子里》和《平凡的世界》。

 

 

      他也曾羡慕过富家子弟,但涌起更多的不是悲天悯人,而是奋发拼搏,超越自卑、战胜自我的激情。他广泛涉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书籍,就是为了砥砺自己坚强的意志。中学毕业后,路遥返乡劳动,当过生产队长,做过农村小学教师,在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工作。1973年,他开始创作,并在当年的《陕西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同年,他被推选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在延安大学,他系统地阅读了中外文学名著,尤其是馆藏的建国以来的主要文学杂志,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路遥发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以县委书记马延雄在两派群众无畏的相互武斗中倍受煎熬仍以群众的疾苦与生命为根本,直至为平息武斗保护群众的生命安全挺身而出,将自己献上祭坛的悲壮行为,揭示了“文革”以“革命的名义”祸国殃民的实质,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是路遥的成名作。1982年,他又出手三年反复,三易其稿的中篇小说《人生》,通过农村有为青年高加林的人生之路,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农村新一代知识青年坎坷不平的奋斗历程,深刻地揭示了时代、环境、个性使高加林从起点到起点的悲剧内涵,轰动文坛,并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电影后更是家喻户晓。路遥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作家,面对鲜花和掌声,他说:“作家的劳动绝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生活得更充实。” 

 

 

      倏忽间,他想起了自己十几年前立下的一个宏伟宿愿:在四十岁以前完成一部规模宏大的书。这个愿望看似偶然,实际上是路遥所心仪的两位陕西作家杜鹏程、柳青成功经验的心理折射。1954年,33岁的杜鹏程出版了标志着建国初期长篇小说创作水准的《保卫延安》;1959年,43岁的柳青创作了代表十七年文学高度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二人的平均成果年龄38岁。因此,路遥也希望自己能在40岁以前实现达到或超越前辈的梦想。路遥有个习惯: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沙漠。置身于静寂寥廓的沙漠里,他心静如水,浑然忘却了所有的杂念,城市间一切的嘈杂和烦恼也都不复存在,个人的渺小与世界的浩大,荡涤了烦躁的心灵。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一种用青春和生命浇铸未来的虔诚的宗教般的意志力,从心中油然升起。他决定按照三部、六卷、一百万字的规模,全景地反映出1975年初到1985年初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的设计,投入沉重的劳动之中。为此,他重新阅读了中外近百部长篇经典,其中三读《红楼梦》,七读《创业史》。一些专门书籍如哲学、经济、历史、宗教等,杂书如农业、工商、财务、气象等也广泛涉猎。为弄清这十年间的大小历史事件,他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延安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逐一翻拣,摘抄记录。手指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就用手掌继续翻。为了获得全景的生活感受,他不辞辛苦地奔波于西安、延安、榆林、铜川等地的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之间,为生活的重新到位做不懈的努力。1985年秋他开始动笔,历经磨难,终于在1988年5月25日,三部、六卷、一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杀青。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正是这种起始于环境和个体内部的现实冲突,使路遥的创作心理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种固有的模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城乡的差距与现实的冲突,这也成为路遥创作的典型情结。路遥是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贫困的山村走来的,家境的贫寒在乡村不足为奇,但在城里却是一桩难以掩饰的存在。不过这对路遥来说倒不算得什么,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城里人特别是略有权势的人,自恃所谓的出生优势──生于城里,长于干部家,不学无术,外强中干,仅凭寒碜的服饰就从骨子里蔑视乡下人,就从内心天然滋生城里人的优越感。这种丑陋的心理,使路遥一方面对城市人特别是略有权势的富家子弟的鄙视反鄙视,另一方面也对乡间那种“比爱情还要美好的”精神和情操,铭怀于心,更使他对城乡之间的差距有着切肤的感受。《在困难的日子里》主人公“我”在最困难的时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高中,“全村的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了,但仍然把自己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纷纷端到我家里。那几个白胡子爷爷竟然把儿孙们孝敬他们的几个玉米面馍馍,也颤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里,叫我在路上饿了吃。”“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对人毫无怜悯心的”同桌周文明,“每当下午自习时,我就饿得头晕目眩,忍不住咽着口水。而我的同桌偏偏就在这时,拿出混合面做的烤馍片或者菜包之类的吃食,(他父亲是县国营食堂主任),在我旁边大嚼大咽起来,还故意咂着嘴,不时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一下我的喉骨眼;并且老是在吃完后设法打着响亮的饱嗝,对我说:‘马建强,你个子这么高,一定要参加咱们班的蓝球队!’”甚至有一天当着众多女生的面,“把他啃了一口的一个混合面馒头硬往我手里塞,那神情就象一个阔老耍弄一个叫花子。”“我”猛烈地反击了这一侮辱性行为──将它远远地甩在了一个臭水坑里。“我”知道,唯有通过内在的实有的精神的富有才能战胜外在的表象的物质的拥有。果然,“我”以全班平均第一的成绩与周文明全班倒数第一的名次形成强烈反差(“我”成绩最差时仍在周文明之前),表述了精神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的哲理内涵。而吴亚玲等人的友情与关怀,更化作爱的清泉滴入每个读者的心扉。

 

       实际上,这一“情结”,早在短篇小说《姐姐》中就有所表现。27岁的姐姐“文革”时与“特务儿子”高立民相爱,成为他非常时期的生活支柱。“文革”后,高立民考上大学,而姐姐再一次差几分与大学无缘,命运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原本说元旦前要来看姐姐的高立民寄来了一封绝交信,信中除了说父母反对外,还特意这样写道:“从长远看,咱们若要结合,不光相隔两地,就是工作和职业、商品粮和农村粮之间的现实差别,也会给我们之间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人生》中高加林与刘巧珍、黄亚萍的爱情前提就是首先抹平了城乡之间的沟痕──尽管这是暂时的。高加林抛弃刘巧珍及与黄亚萍由热到冷的转变,除了他们思想的差异外,城乡的差距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孙少安虽然与田润叶青梅竹马,但真接到田润叶的求爱信号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是不可能的!“是的,不可能。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生活的反差使“他不能答应和这个爱他的也是他爱的人一块生活!”他理智而又现实地斩断了这段一度令他痛苦万分的爱情。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结局,被许多少男少女疑惑不解,究其实,仍然是城乡的差距与现实的冲突。当省报记者田晓霞来到大牙湾看望普通矿工孙少平时,虽然孙少平内心依然汹涌着澎湃的热浪,但冰凉的潜流也不时从心中湍湍而过。“井下生活的严酷性更使他感到他和她相距有多么遥远。他爱他,但他和她将不可能在一块生活──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结症!”田晓霞走后,矿工孙少平认为:“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对这件事的悲观论断。

 

      他永远是这样的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酬报和宠爱,理智而清醒地面对现实这也许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为了遵循现实制约原理,路遥不惜违背艺术规律将田晓霞生命终结于一个偶然的水灾之中。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一“情结”是作家生活经历的心理折射,而在于这复杂的情绪潜流中,涌动着深沉的历史内涵:正是历史的逆转,拉大了现实的距离,扩大了城乡间干部与农民的生活标尺,吞噬了农民向往幸福的生活理想,才迫使他们不得不挣扎在贫困与屈辱之间,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

 

      也正是上述独特的生活道路和心理意念及其所透示的历史内涵,使路遥的艺术关切点不在于表现心灵的选择和灵魂的搏战上,而在于揭示外在环境的迫压对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制约,物质条件的匮乏对人格精神追求和发展的限制。高加林志向非凡,“联和国都想去”,但起始却因家境的贫寒连民办教师的位置都无法自保,愤恨而又无奈的父亲得知儿子被挤掉后,思前谋后的决断竟然是:见了高明楼还要主动讨好可又不能让人看出他们是专意巴结。在回村的一段时间里,高加林辗转反侧,痛苦万状,无精打采,以死命的劳作排遣心中的郁闷。他一直没有放弃进城施展才干的企图,一旦有了进城的机遇他立刻抓住并在新的环境中显出精明能干的本色来。马建强完全有能力在尖子班里拔得头筹,但物质的严重匮乏使生存都受到了严重威胁,何谈精神的充实与提高!而一旦吴亚玲充满友爱的关怀解决了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基础,马建强立刻成为班里无可争议的“状元”。然而,马建强面临的绝不只是饥饿与寒冷,而是施舍与怜悯降临时,屈辱与鄙视降临时,宽爱与友情降临时,自奉与他救降临时,物质与精神,卑微与崇高,心灵与肉体的搏战,尊严与德行的捍卫,人格与正气的发展。孙少安虽有自己的一番人生理想,但在家庭的重负下,在传统的伦理道义中,他辍学回家,毅然和父亲一起支撑起整个家业。面对田润叶的爱情,他不敢接受也不能接受,甚至想独自找个没人的地方,抱头大哭一场。他转而去山西看不要彩礼的农家女子贺秀莲并与她迅速成婚,何尝不是物质的匮乏导致的精神臣服呢?可贵的是,路遥在历史的环链中,在环境的迫压与人格的挑战中,始终注入一种美的崇高的品格,使他的作品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路遥对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他们的生存困境,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来路与去路,路遥萦绕于怀,牵挂一生。每当他面对这土地,这人民,他的眼里常常噙满了泪水。这里,干部群众无别,男女老幼无别,贫富贵贱无别,贤明愚鲁无别,俊丽丑陋无别,只要是黄土地上的人民,他都以敬重理解的情怀流溢笔端。与鲁迅揭示国民劣根性的一面相比,路遥正好展示的是国民美德的一面,不是说路遥不知农民的劣根性,而是他不愿写,不愿从心里击碎这美的群像,这或许妨碍了他向国民性深处的挺进,但这就是路遥!《平凡的世界》一开始通过孙少平、孙少安一家因困顿的生活备受煎熬的描写,再次摹写了农村的贫穷本相和农民的命运。贫穷使少安被迫中断学业,承担家业,而少平又无法安心学习,常常蒙受屈辱。不争气的姐夫王满银贩老鼠药被“劳教”却又要亲人孙玉厚“陪教”,从肉体到精神再受折磨,人的尊严丧失殆尽。而田福堂、孙玉亭等“革命”的政治家们,醉心于各式各样的批斗,各式各样的运动,什么移山造平原等,而对孙少安的农业“合同”惊奇恐惧,予以封杀。“左”与“谬”的联姻,势必抖落出“穷”与“衰”的家底,势必使生活在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更加凄惨惶然。

 

    《平凡的世界》特意选取了1975──1985这十年间中国社会由政治禁锢到思想解放,由阶级斗争到经济改革这一历史的转型期为背景,将农村的裂变伸展至城乡的巨变──全国的巨变,就透示出路遥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现状的历史、现在、未来的焦灼的关切之情。实际上,这种关切在《人生》中高加林和刘巧珍的“卫生革命”中就有所体现。愚昧几乎打败科学,更令人看到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巨大反差。更令人悲哀的是,刘巧珍具有进步意义的爱情追求最后竟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与同样大字不识的马栓结合,聪明美貌仅成为形式与外壳,又何尝不是封建积习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牺牲品!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路遥关注农民的命运,“更多地关注他们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 他看重的不是结局,而是搏击的过程和这一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

 

 

 

      孙少平由一个普通的农村知识青年成为一个出色的产业工人,历经磨难。在黄原打工,他不惜气力,整个脊背磨烂了仍咬牙坚持。刚进煤矿,他担心体检不过关被退回,忐忑不安地找大夫讲情,一旦成为正式矿工,孙少平勤学苦做,月月满勤。在王师傅不幸遇难后,他成为独挡一面的班长。孙少安种地,拉砖,拾菜,贷款,烧砖,办厂,闭窑,还债,东山再起──由一个普通的农民成为一个农民企业家,同样几经坎坷。但是,只要“改革”与“开放”联姻,“福”与“兴”的家业就从劳动者那里越垫越盈实。路遥不是单独地写农村的状况,农民的命运,而是与历史相联系,与时代相互通,“历史在这里就不是空泛的事件和静止的背景,而是人们实践活动和内心活动的潜在动力;普通人的生活在这里就不是日常琐碎的生活场景的素描,而是时代历史进程的活生生的内容。这才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学。” 

 

 

 
 

 
 

 

      在路遥的作品中,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有一定知识的农村青年,特别是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青年。他关注他们对生活和幸福的追求,对人格解放的探寻,对文明的接受和向往,在他们身上,他倾注了深挚的爱情。风雪黄昏,父亲来到被弃的姐姐身边,给她围上围巾,用粗大的手轻轻地、慈爱地抚摸着姐姐,给她以父爱,给她以希望,更将生命的哲学传达给自己的儿女:不要灰心,土地是我们永远的理想。(《姐姐》)兰兰嫁进城里,憨厚的大牛砸车发泄固然有歇斯底里的因素,但人格的亟待提高,何尝不是兰兰、大牛的当务之急。(《月夜静悄悄》)与兰兰相反,冯玉琴本可以嫁给城里干部的儿子,成为城里人,但她却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从城市返回了农村。(《风雪腊梅》)刘丽英在婚姻上左右摇摆,一波三折,在利欲与良心之间反复拷辨,就在于人格的羸弱,而路遥对刘丽英的鞭挞也反衬了作者的理想主义精神。(《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然而,社会是个复杂的多面体,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现出纷繁多样的特性,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特别是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青年。路遥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迅速在这充满矛盾、五光十色的“立体交叉桥”上传递了深邃而丰富的时代内容,《人生》就是这一思考的集中体现。

 

      农村青年高加林不愿再循父辈的道路,也不愿为传统的文化观所束缚,一心想在广阔的天地中一展才华,在爱情的抉择中也以志同道合为最终的目标。刘巧珍集中国传统美德于一身,只可惜目不识丁,但胸中一颗向往知识向往文明的心却跳动不已。黄亚萍以心相犀情相通为爱情准则,德才兼备为呼应,展示现代女青年爱的风尚。他们从各自的人生理想出发,向难以捉摸的现实,发出了有力的挑战。不幸的是,由于种种或然与必然的因素,他们对生活和幸福的追求,对人格解放的探寻,对文明的接受和向往以悲剧告终。从高加林回村、进城、又回村的圆形轨迹中,从刘巧珍、黄亚萍爱情得而复失的结局中,人们看到了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时代的以及个人的种种纠葛给农村青年带来的新问题,看到了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有为青年在迈向人格解放的征程上亟待修正的人生课题,看到了作者对势在必行的改革的深沉呼唤。

 

      貌美纯洁的刘巧珍一心酷爱才貌双全的高加林,毫无疑问,她的这种追求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遗憾的是,追求者本身又有其先天不足。自身没有文化而形成的差距,使她高傲而又自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更多地表现出传统的观念。例如她对高加林外出工作的态度,既希望高加林出门工作为她添彩,也为他创出一片天下,又焦虑自己贫瘠的知识难以拴住高加林不羁的心。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爱情,刘巧珍不是争取,而是去乞求,因而当现实的生活给她补上残酷的一课时,她痛苦而又无奈地接受了生活对她的宣判。

 

      与刘巧珍的传统观念不同,高加林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性,不循老辈的活路,而希望有自己的活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有远大的志向,联合国都想去,不愿受缚于现实。在爱情的抉择上,他最终转向有知识、有现代眼光的黄亚萍,而抛弃集中国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刘巧珍,并伴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共鸣与愉悦,追求的是内外相一的和谐之美。在事业的道路上,他较少审度现实与他的距离,而是集中精力思索自己的理想与自身价值的对应。他不计手段而求目的,有实现个人价值的机遇决不放过,不考虑这一结局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因此,不虑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巨大惰力,不顾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酿成了他从起点到起点的悲剧结局。在高加林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了新的时代农村有为青年不满现状向现实挑战的急切心理,也看到了个人主义以及卑视土地与劳动的直接后果,既看到了农村青年坚强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们脆弱的一面,更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了生活的启示: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可以反抗因循守旧的生活模式,却不能蔑视养育生命的土地;他可以追求他的理想,却不能一味地要求只满足个人的欲望;也不能说在城里人面前自卑,在乡下人面前自傲是可悲的情感,但要抹平这一不应有的心理,完善其性格,却不能不慎思社会与人的复杂纠葛;作为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他可以因自己的实绩而自信、自强,却不能因欲望暂时战胜了障碍而沾沾自喜;他应该在他人生的道路上踩出坚定的脚印,却不该没有一个健全的核心的理想贯穿始终,并使之成为有序。

 

      高加林的形象,曾引起人们对他回归土地问题的争论,路遥对此特意予以辩解。不过,路遥虽然在口头上予以否认,但在后来的创作中修正了这一问题,《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孙少平的形象就准确地体现了路遥对农民未来的关爱与思考。在孙少安、孙少平身上,少了高加林的个人主义色彩,多了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精神。孙少安几经曲折,终于成为优秀的农民企业家;孙少平历经坎坷,终于完成了普通农民向优秀产业工人转变所必须经历的从身心到精神的苦难磨炼。这一过程既回答了他矢志不渝回煤矿以及与田晓霞最终未成眷属的因由,更体现了路遥对历史哲学的准确把握。

 

      写到这里,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柳青的《创业史》。柳青当初在构思这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史诗时,为了充分地体现生活的广度,特意写到了改霞进工厂的情节,意欲将工业战线与农业战线连成一体,形成更为广阔的史诗规模。但是,由于历史的遗憾,柳青的宏愿未能实现。三十年后,路遥以孙少平、孙少安为中心,以一个完整的艺术长度了却了全景式展望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宿愿,虽然史诗性逊色于前辈,但史诗的品格是可以与前贤比肩的,这对于先哲与来者恐怕都是深感慰藉的。

 

 
 

 
 

 

    1992年春,路遥在西北大学作报告时,我曾问他:“您最爱什么?最恨什么?”他说:“我最爱劳动者,最恨不劳而获的人。”他的话使我想起了陈学昭那部激荡一个时代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也悟出了路遥审美理想的核心:劳动者是美丽的。你看,《平凡的世界》里出场了数百位人物形象,除了金富之外,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坏人,而金富的被捕正是因为他偷盗──不劳而获。纨绔子弟蔑视劳动,孙少平给他们上了生平极为重要的一课──如何对待劳动。他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回工友的物品,使他们视己为本舍的“权威”。路遥说:“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如何对待劳动,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课题。”李向前双腿虽然残疾,却不接受田润叶居高临下的爱,而要钉鞋──通过自己的劳动赢得生活的权力。 田润叶理解李向前钉鞋的缘由:“他是个男人,不劳动而靠老婆养活,便失去了活人的尊严。是的,尊严。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尊严地活着啊!”田五这样一个只会出死力且能吃的低能者,只是会劳动,作者也给他安排了在孙少安的砖厂凭气力谋生的结局。至于田福堂、孙玉亭这样的农民政治家,作家也没有让他们凄惨地离世,而让他们最后都走上了劳动的道路,虽然他们的出山显得凄凉,但他们毕竟迈出了自食其力的第一步。满年闲逛的“二流子”王满银,只有春节这有限的几天才想起家的存在,作者对他的厌恶溢于笔端。但是,路遥并没有让他象金富那样被捕(虽然王满银搞过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的活动,在男女之间有过不检点的行为),而是让他在旅馆的镜子面前照出苍老的面容,照出前半生荒唐而愚蠢的生活,照出内心的忏悔和“觉醒”,在未到年关之际破例回村,收心务农,在土地上改邪归正,在孙少安的砖厂的劳动中重建家庭的温馨。这是养育自己的土地,这是哺育自己的人民,这是将劳动视为第一需要的给社会创造财富的父老乡亲,这是美的生活的创造者。怎么能忍心让他们没有一个应有的、良好的生活支点呢?是的,劳动者是美丽的!

 

 

      路遥是一位将激情倾注于普通劳动者与奋进者的歌手,他毕生都在为他们忠实地歌唱。他说:“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来使自己永世流芳。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为此,他将他的这部百万字作品最初起名为《普通人的道路》, 最终定名为《平凡的世界》。在这部交响乐中,奋斗与拼搏是崇高乐章的主旋律。孙少安,即使现实一度梦断了自己的理想,但他并不失望,而是立足农村,为家乡父老生活环境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不遗余力地奋斗着。当少安的砖厂运转后,他们拼命地忙着,虽然很累但仍然充满激情。“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孙少平,虽然家乡可以给他提供施展才能的一切条件,但外面的世界更加诱人,勇闯天下的胆识使他自强自力,不畏荆棘,勇敢地面对不熟悉的世界,在苦难的门槛前坚韧地奋进,在充满泥泞的坦途上坚毅地跋涉。对此,路遥曾借田晓霞之口作了一段理性地说明:“是的,他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的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社会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度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正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路遥鼓励青年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只要你不屈不挠,你就能迈向既定的目标。

 

       孙少安砖厂因“二把刀”师傅倒闭了,他一度心灰意灭,但他终于重新站了起来。李向前失去双腿后,痛苦而又镇定。作者说:“你的两条腿是失去了,但愿你能在精神上站起来!”是的,倒下的是躯体,不灭的是精神!当武惠良因家庭破裂要离开团地委时,路遥告诫说:“青年,青年!无论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致人于死命。”要忍耐,要韧性,要仁爱。金波经历了一场情感悲剧后,理解了生活的意义。“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正是路遥为普通劳动者倾注了真挚的爱情,在作品中贯穿着一股强大的积极的向上的力量,激发了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他为他们所了解和爱好,并真正走进了广大读者的心中。

 

      路遥走了,年仅42岁的路遥永远地中止了他对“人生”深沉而睿智的回想,中止了他对“平凡的世界”炽烈而深挚的激情。他的过早离去,使我们不忍心指责他的不足。我们知道,他走的是躯体,永存的是精神。他真正走进了广大读者的心中,他值得我们敬仰,也值得我们深深理解他。我愿以此文纪念他,愿他在地下安息。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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