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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先生三封信

    

张澜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主席,作为新政协的主要发起者之一,77岁高龄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公众对他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长袍长须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形象比较熟悉,但对他以后的活动却知之不多。最近读到他给周恩来的三封信,感到张澜先生的晚年值得进一步认识。

张澜本来是一位教育家,1926年出任国立成都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打开夔门,延揽人才,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使得这所地处西南的高等院校群英云集。魏时珍就是他礼聘的一位杰出学者。 

  魏时珍本名嗣銮,字时珍,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蓬安县魏家坝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魏鼎是举人,父亲魏锡远是玉环书院院长。 1913年出川到上海,考进 德文医学堂  同济大学 前身)德文科,1918年毕业,进入工科,主修电机专业,并留校任德语教员。1920年4月,与好友 王光祈 结伴负笈 德国 ,于1922年进入 哥廷根大学 ,师从戴维·希尔伯特、科朗、波尔恩、列尔松等知名学者,完成论文《在平均负荷下四边固定的矩形平板所呈现的现象》,以数学方法解决了物理弹性力学的疑难问题,对建筑学颇有贡献,于1925年获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当时年近不惑的朱德也在德国求学,他还曾帮助朱德补习德文。他对德国古典哲学、文学等亦有研究,提出 德国 批判主义与中国程朱理学有相通之处。他关注国际最新的 物理学 动态,主动与 爱因斯坦 写信联系,希望把《相对论》的基础知识介绍到中国,得到爱因斯坦的回应。1923年,他在《少年中国》月刊上首次向中文读者介绍了相对论。] 他从 德国 学成归国后,在成都大学担任理学院院长,讲授" 偏微分方程 "、" 变分法 "、"相对论"等新兴学科。1935年, 中国数学会 成立,他当选为第一届理事,兼杂志编委会成员,成为中国数学界的元老。他撰写的《 偏微分方程 》一书,于1936年由 商务印书馆 出版,成为中国第一本关于 偏微分方程 的大学教材。他还在《少年中国》学刊上发表《人类进化面面观》、《科学之宗旨》、《量子论的数学基础》等论文, 研究领域涉及数学、物理、哲学、文学等多学科。他主张为文、史、哲应为一体,密不可分,大学专业设置不宜过细,文科、理科应相互渗透,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建议数学学院应开设文、史课程,文、法学院的学生也应该学习自然科学。这与张澜的教育思想十分吻合。因为张澜小熟读经史子集,中过秀才,后来留学日本学习格致之学,也是一位文理兼备、会通中西的学人。他们互相切磋学术,成为知音。

  魏时珍到成都大学任教后,受同事李璜之邀,参加了中国青年党。中国青年党的前身是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中国留学生1923年在巴黎创建的政党,领导人有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主张" 国家主义 之精神、全民革命的方式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曾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建立时,为其中的三党三派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青年党倾向于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和国社党参加了蒋介石主导的1948年国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定为反动党团。魏时珍虽然并非热心政治之人,但青年党员的身份还是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1951年1月25日,他被带到成都南较场政训班隔离审查。身在北京的张澜获悉此事,立即致信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全文如下: 

恩来先生:

  昨接成都友人胡助来信称,魏时珍于一月间忽奉命往南较场集体学习,与匪特等受同一待遇等语。魏时珍为川北蓬安县人,曾留学德国学物理,澜主持成都大学时,聘任教授,后继续主办农工学院及国立理学院。虽早年加入青年党,从不过问政治,澜所素悉。拟请先生电告成都行政当局,如魏时珍无其他大罪过,可令来京进革命大学研究院学习,以容纳知识分子,并加深其学习。特陈。

  此致

  敬礼!

                                   张澜

  

    接到张澜的信,周恩来自然十分重视。他马上通知川西行政当局,说"魏时珍的问题,要调查事实,慎重处理"。经过几次函电往还,沟通情况,魏时珍总算在1951年6月24日走出"政训班",获得自由平安回家。是年8月,成都大学并入新成立的四川大学,聘魏时珍为数学系教授。

张澜又给魏时珍去信,加以劝慰,信中说:"兄于理学院接管之时,稍受代表诘问,即认为皂白未分惴惴不安,大可不必。须知中共的基本精神,即在批评与学习;它们视学习等于生命,以批评提高警觉,每值学习与批评的场合,语贵坦白,义取彻底,盖不问好人坏人,不论学历、职位与年龄。兄之学诣,素所佩仰,除待间当代揄扬外,特略述中共作风,藉广襟期。"

在张澜帮助下,魏时珍教授平安渡过一劫,后来在四川大学教书,工作,得到师生的尊重。1958年,主编《相对论》;1980年,完成《孔子论》。1982年出版《魏嗣銮先生科哲论文集》。1984年6月,德国哥廷根大学向他颁发《金禧特别纪念证书》,表彰他在数学领域的成就,以及为增进中国与德国之间数学交流所作的贡献。1992年6月8日,以97岁高龄去世。

 

1952年2月8日,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卢作孚在"五反"运动中自尽。为此,张澜在两日内给周恩来写了两封信。


恩来先生:

   关于卢作孚在渝服安眠药致死一事,澜根据来自重庆、汉口、上海等处报告,研究其主要原因,大约为下列三项:

    一、作孚最近曾亲自回其故乡合川县一行,在该县之民生公司股东多人曾要求作孚设法发给股红息,以维持生活,竟有人出言偏激者谓,将以流血相对付。又重庆方面之股东亦有酝酿将俟股东会开会时,攻击作孚不应好大喜功,在国内国外大量造船,虽然为了公司增加巨额资产,但使公司现款呆滞,以致股东不能分得利润。

    二、民生公司职工多数固能勤苦努力,廉洁守法,但亦有少数人在国民党通货膨胀时期,利用机会营私舞弊者。

   三、民生公司财务情况,在人民银行巨额贷款扶助,及作孚在渝精密筹划,率全体职工努力执行增产节约之下,一九五二年一月份最枯水时期收支已接近平衡,但二月初间三天之内,连续有两支轮船触礁失吉,又造成重大损失,打破平衡收支计划。以作孚对民生公司之公忠勤苦,为全体股东积累巨额资产,而股东中乃竟有只顾目前私利之人不加谅解,言行偏激。以作孚之性行,向来以身作则,诲人不倦,严于责己,宽于待人,但难收感化奖劝之效,而职工中亦竟有人营私舞弊。以作孚治事之切实精细,坚毅勇猛,刚要做到收支平衡,忽又遭意外挫折,损失重大,更加重其心脏间歇之旧病,平时每天必服安眠药始能就寝。在这几种刺激之下,宜其急剧转变,多服药片,消极自了,以明心见志。

    虽然作孚在艰苦时间不肯作最后积极奋斗,而竟出于消极自了之一途,不无缺陷。但综其一生事迹,除民生公司外,尚有几项较显著重大者:如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增益民众知识;在北碚服务地方自治,肃清盗匪,振兴教育,普及卫生,提倡科学;手创中国西部科学院,搜集丰富,研究精博,并与各科学研究机关密切合作;在抗战以前,曾创立以科学技术改善四川水利及农业之基础,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民生公司运出大批抗日战士,运进大量自沪、汉等地撤退之公营私营机器材料,以供长期抗战之用,作孚均亲自在汉口、宜昌调度,加速运输。为了增加运输工具,除在国内增造轮船外,又向国外借款造船,此等资财均已归之人民,并尽量为人民服务。

   又查作孚系出身无产阶级家庭,一生服务丝毫不苟。其在香港接收加拿大所造新船,并布置南洋航线时,个人生活简陋,衣物缺乏,在港董事数人曾联名通知香港分公司,将作孚月薪改为港币支给,暂照分公司经理待遇,而将其重庆总公司薪资暂停,作孚闻讯,严拒收受。其历年由董事会通过正式给予之酬劳股票,生前曾表示,决定捐献,死后仍遗言捐献。在渝房屋系属租用,向公司借用之物品,遗言一切清还,足证来清去白。澜与之交往数十年,爰举事实以供参考。

在旧社会中出于自觉自治而有如此成就,实属难能可贵,可否由政府指定专人搜集资料详加考核。

此致

敬礼!

                          张澜

                                一九五二,二,二十九


恩来先生:

   关于卢作孚经过事实,昨日曾函述概略,借供参考。惟关于向加拿大借款一案,据澜所闻知,尚有补陈之必要,兹叙述于后。

   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受敌机轰炸及遭遇水上滩险,损失船只甚多。虽在渝自造木壳浅轮十支,但运量不大,且难耐久,故在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乃向当时盟友加拿大商洽借款造船,以备胜利复员之用。经加方调查研究认为,民生公司对抗日战争贡献甚大,故成立一千二百万加币之借款,造成江轮九支,条件公平,利息轻微。该项新船有两支于解放前到达上海,现行驶长江,其余七支于解放后陆续到达香港,因受海上阻挠,无法驶到长江,遂暂在港澳、港穗行驶。到一九五一年九月,应该第一次开始偿还加债本金时,作孚秉承人民政府交通部之指示,与加方商洽,就此次到期本金再延缓并分次归还,因加方未予同意,并径行通告过去之担保人台湾反动政府及香港法院。作孚获悉消息,乃密令七轮全部开离香港,直驶广州,以免为台湾及香港所夺取。现北新轮七支及其它行驶长江之大轮数支,均集中广州,足证作孚为了保全人民财产,曾作坚定而精细之努力,完成任务。此项财产将来即为人民服务运输之重要工具。特此补陈。并致

敬礼!

                       张澜

                               一九五二、三、一

卢作孚自杀时舆论压力很大,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昭雪。而张澜在当时就能据实给中共领导人写信,以证老朋友之清白,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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