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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本地位极高,叫周恩来大哥,是叶剑英上司,晚年默默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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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初,新中国成立没有多久,澳门的电报局来了一个中年男人,此人写了一封电报。收报的工作人员一看内容就呆了。

开头是这样的:“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坚苦奋斗得有今日……”

这个人竟然称新中国的总理为兄,这是什么级别的人物啊。

而这封电报的大意是,周总理这二十多年艰苦奋斗,终于革命胜利了,我感到很佩服很欣慰,如果有船的话,我希望能到北京来当面听您你的指教。

落款是:弟包惠僧叩。

2

包惠僧。

如果对中共成立史有印象,在中共一大那一长串的名单里可能听过这个颇具侠气或者说佛气的名字。

没错,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是早期地位很高的中共领导人。

而包惠僧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偶然也有必然。

包惠僧,湖北人,家境中等,大概与毛主席的家境相当,读的同样是师范学校,不过是一江之隔的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此后又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参加过“五四”运动,毕业后,回到武汉当记者。

在1920年时,包惠僧作为记者,采访了一位到武汉来讲学的文化界大咖,这位大咖就是陈独秀

当时包惠僧介绍自己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所以当了记者,说起来还有点自卑的感觉。

对于这样的青年,陈独秀都是给予鼓励的,尤其是在北京大学读过书,参与过新文化运动的。

于是,聊着聊着,两个就感觉不错。

此后,陈独秀回了北京,没多久,陈独秀派了一个人过来找包惠僧,说要在武汉成立一个组织,问包惠僧原不愿意参加。

包惠僧当然愿意!

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学习小组。

就在这一年,包惠僧参与组织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是书记。还有另外两位很出名的负责人,一位是董必武,一位是陈潭秋。董必武大家都听过了,陈潭秋也是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在1943年与毛泽民、林基路一同被盛世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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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春天,包惠僧来到上海共产党小组所在地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准备去苏联留学。结果被告知,党组织现在没有经费,所以去不成,你不如留下来做工作。

什么工作呢?

就是挑选可以去苏联留学的人,刘少奇、萧劲光就是由包惠僧推荐到苏联留的学。

到了7月,重大的事件发生了,中共一大召开。

陈独秀没参加,他为什么不参加呢?原来陈独秀当时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正在给广东大学筹款子修宿舍,所以没空参加。

陈独秀最后推荐包惠僧代表自己去参加中共的代表大会。

这样,包惠僧就参加了一大。时年二十七岁。

一大的会议,真正的大咖李大钊陈独秀都没来,一个江西人跟一个湖北人发言最为积极,江西人是张国焘,湖北人当然就是包惠僧。

4

参加完一大,包惠僧回到武汉工作。

在这期间,包惠僧发展一个老乡入党,这个人叫向忠发,曾经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后被捕叛变。

除了发展党员,包惠僧主要组织一下工人运动。有意思的是,一江之隔的毛主席却在做农村工作。

两人还碰头了,当时毛主席被湖南军阀通缉,不得不离开湖南来到湖北。就住在包惠僧家。

包惠僧为人豪爽,颇有侠气,而且很容易激动,爱吵架,甚至吵到后面会动手,人称“包大炮”。

但包惠僧跟毛主席的交往却很融洽,两人相处二十多天,包惠僧还带着毛主席下馆子。

数十年后,毛主席写下“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多少也有对当时的回忆。

5

接下来是国共合作时期。

当时国民党的大佬邓演达准备筹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邓演达挑中了在武汉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包惠僧当助手。

给邓演达当助手,当然是找到了大靠山,包惠僧把分校直接办到了自己的母校湖北第一师范,出色完成了任务。这样一来,邓演达相当器重他,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国民革命第一师的政治部主任。一下就相当于师级干部了。

没过多久,一个更重要的职务降临在包惠僧身上。

国共合作时,周恩来亦从法国回国,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训练北伐干部,学员毕业后到分配到各军。

由于周恩来经常到前线去,黄埔军校的工作常常顾不上,就设立了一个前线政治部主任,一个后方主任,后方主任就由包惠僧担任。

这个岗位可谓非常重要,蒋介石就是因为出任了黄埔校长一职,从而奠定了军界大佬的地位。

黄埔军校可以说是近代军事家的摇篮,叶剑英林彪、徐向前、聂荣臻,还有国民党一方的张灵甫、戴笠、毛人凤等人都出身于黄埔,他们都可以说是包惠僧的学生跟部下。

这时,包惠僧可谓达到了人生的顶点,接下来,考验的时候到了。

一九二七的春天,是一个肃杀的季节,是很多人的分水岭。

6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随后背叛革命。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策划南昌起义。周恩来给包惠僧去信,要他先到南昌去。

包惠僧到了以后,南昌起义已经结束了。周恩来率领起义部队南下,包惠僧又生病了,留在南昌养病。

小半年后,包惠僧来到上海,听到南下部队失败,部队已经散了,遂产生悲观情绪,宣布退出。

这在当时并不奇怪,朱德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到井冈山,数千人的部队,最后只有八百人留了下来。

此后,包惠僧靠着邓演达的关系,又跟蒋介石认识,在国民党内部找了一个工作,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支中将薪。这个职位也是相当高的。

不过,因为邓演达搞第三党运动,被蒋介石杀害,而包惠僧因为跟邓演达的关系密切,尽管多方切割,但终究没有获得蒋介石的信任,长期都出任闲职。

蒋介石给他安排工作,暗地里打招呼:“此人不宜用在部内”。

从此,包惠僧就领点工资,干点闲事,借得一提的是,此时,他的导师、好友陈独秀陷入了生活困境。包惠僧常常去看望他,并给予接济。陈独秀别人的钱一概不要,但包惠僧的钱他就收下。陈独秀临终前一天,还在叹:“要是今天惠僧来了该多好。”

1949年,包惠僧跑到了澳门,新中国成立后,他给周恩来写了一那封电报,随后来到了北京。

周恩来董必武都请他吃过饭,安排了他的工作。

包惠僧主要是负责写一些文章,回忆中共早期的历史。在这期间,他坚持给陈独秀一个中肯的评价,实为难得。

而包惠僧做了一件让自己最为心痛的事情。他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给烧了。这些信的史料价值不说,光是市场价值就在百万美元以上。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结束了传奇又唏嘘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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