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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叫我抓右派

1957年,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隔三差五便有轰动消息。当时主其事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周扬。后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怨言声声、怒气冲冲。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中,陆定一和周扬是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扬为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出力甚多,但人们对他在1957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1957年的“右派”丁玲等人变成了“左派”,而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后者依然耿耿于怀。

 

周扬是代人受过。

 

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但主持会议,带头发言,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弄错了,不是追悼会。后来了解,是中组部举行的一个仪式,宣布为冯雪峰的右派问题改正,恢复党籍。追悼会是在这之后举行的)。同去的人说,他一进会场就痛哭流涕。他自己说,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

 

1975年,周扬刚从牢里放出来,独自一人,坐公交车从西到东,横跨北京城,去看望癌症晚期的冯雪峰。看到雪峰穷困潦倒,周扬返回家中,向夫人苏灵扬要了三百元钱,再次送去。雪峰十分感动,写了一篇寓言《两只锦鸡》,说:两只锦鸡各自拔出一根最美丽的羽毛,送给对方。雪峰行将就木,唯念党籍尚未恢复。周扬回家后连夜给毛主席写信,代诉衷情。而这时他本人的党籍也尚未恢复。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冯雪峰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是“在劫难逃”。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宣布:“冯雪峰是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第二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文化部的通知:“你处报来的冯雪峰的材料,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本没有上报冯雪峰的材料,而是四个月以后补报的。先在报上点名,然后宣布决定,而决定所依据的材料四个月以后才凑齐。处理的程序完全是颠倒的。

 

名单上的人,有的周扬也想保护,例如漫画家华君武。他说:华君武出身贫苦,到过延安,言论有错,还不是右派。遭毛严厉斥责:“华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扬就是右派!”

 

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倒并没有完全归罪于这个名单,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陆定一曾自责:“中宣部的任务无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这个,明天整那个。”

 

“胡风分子”贾植芳吃过周扬的苦头,但他坦言:“如果丁玲、陈企霞当权,可能比周扬还周扬。”

 

以前只知道凑“指标”、按“百分比”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实实在在的预定的“名单”抓右派!而且,没有材料就翻老账。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规模的翻老账运动。

 

我们第三组议论纷纷,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

 

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

 

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后来审判“四人帮”时,江青果然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我相信周扬的为人,但所说的这个重大情节没有证据。我私下对周扬说:“这叫死无对证。”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推卸责任。

 

他说:“你去看看1958年1月份的《文艺报》。”

 

我有印象,说:“好像专门登了几位作家在延安时代写的作品。”

 

“那就是为了翻老账。你再仔细看看‘编者按语’,是不是主席的话?”

 

我把1958年1月26日出的《文艺报》第2期找了出来,“编者按语”的题目叫做《再批判》。确实,那口气非毛莫属,印证了周扬所说的情节。

 

后来我又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第7册找到了这个“编者按语”,那就是铁证了。注解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2期出一个特辑。《文艺报》拟的按语,毛泽东不甚满意,改写和加写了许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括号中的文字就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段落: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1941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在延安时,两位武夫贺龙、王震曾狠狠地批评湖南老乡丁玲。周扬说,当时毛主席保了丁玲。而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还是经他老人家修改、润色的。

 

“编者按语”继续写道: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15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15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重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陶渊明的《移居》诗,从此就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赏”,经批判家们“疑义相与析”,必定是“毒草”,对作者则发出“打倒”的信号。故流行的成语词典都要特别注明:“现常用于贬义”。隐逸世外的陶渊明,决没有想到他的诗句会成为毛泽东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请继续看“编者按语”: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有些什么教育作用,毒草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后面。当然,这个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

 

马铁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别人的人,后来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陈企霞早在反右派之前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大鸣大放中噤若寒蝉,为什么还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因为又一次被列入毛给周扬的名单,“在劫难逃”。由此可见周扬所言非虚。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说明,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名单?

 

起初,毛泽东确有整风的诚意,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后来形势急转直下,矛头指向帮助党整风的人。李维汉的回忆录提供了关键时刻的重要材料:“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意见可以说是切中时弊。毛泽东同志……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1-834页〕。

 

罗隆基的原话,是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知识分子“翘尾巴”了。储安平“向老和尚提点意见”,批评“党天下”,更是“尾巴”翘上天了。工人、农民都没有“尾巴”,就是知识分子有“尾巴”。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尾巴”,观察是很细致的。什么叫“翘尾巴”?狗才“翘尾巴”,“翘尾巴”就是不听主人使唤。发动反右派运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加掩饰地讲是为了整一整知识分子“翘尾巴”。毛泽东“下定反右派的决心”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讲的:“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7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总是提醒人们注意“尾巴”!所以平时不“翘尾巴”的,即使放出了右派言论,也可以保护过关,如黄炎培、胡子婴。〔《回忆与研究》下,第834页〕②平时“翘尾巴”的,即使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帽子,恰如周扬所说的“在劫难逃”。

 

丁玲等人,政治上一点不“右”,反右运动把“左派”打成“右派”,确实是搞错了。坏就坏在他们常常向党“翘尾巴”,故打成“反党集团”之后仍不罢休,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右派分子”帽子一戴,就像套上了紧箍咒,不翘“尾巴”了;摘了“右派分子”帽子,非但不翘“尾巴”,反而对党感恩戴德了,于是以“优秀共产党员”告终。不是说丁玲写过“自首书”吗?那也一笔勾销了。

 

从毛泽东在“编者按语”中所写的可以看出,要“翻延安的老账”完全发自内心,决非“坏女人”江青唆使。毛泽东交给周扬的那个名单,其中一批老作家从延安时代起就是属于“翘尾巴”一族。

 


 

延伸阅读:

 

他为何赢得知识分子衷心爱戴

 

作者:张赋宇

来源:公众号《剑客会》

 

 

“有不同意见就争论,谁正确就服从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定稿会就在在耀邦家会客厅。

 

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以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推动思想解放运动。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开学,入学的800多学员都是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对编写党史问题材料的人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还创办了一个名为《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

 

当时很多学员把胡耀邦提出的原则理解为:“判断路线斗争是非,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党校理论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认为,这两条标准是误解,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在刚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回去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的组织下,吴江、(更多猛料请关注:laohanf)孙长江和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三人合作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共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副教育长王聚武教授回忆,1978年4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稿件经由《理论动态》组修改后,由他送给胡耀邦过目。两三天后,胡耀邦通知《理论动态》组,找时间开个定稿会。

 

“定稿会开会的时间是5月初,地点就在耀邦家会客厅。”王聚武说,去参加定稿会的除他外,还有吴江、孟凡、孙长江、吴振坤、沈宝祥等六七人。这一天胡耀邦穿着白色的长袖衬衫、长裤。刚坐定后,胡耀邦就撸起袖子,把手放在膝盖上,看起来非常随便。

 

定稿会开始后,大家纷纷发言。在讨论中,胡耀邦时而举起手挥一挥,开始插话;时而突然站起来,在会客厅中走来走去,然后又折回来,重新坐在沙发上。“我感觉到他很兴奋。”王聚武清楚地记得胡耀邦大声说:“大家说,我也说。有不同意见,我们就争论。谁正确就服从谁。”

 

5月1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了。5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从此,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拉开了序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

 

为推进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在调任中宣部部长后搞起了理论务虚会。当时的与会者冯兰瑞回忆说,1979年1月19日,北京地区一百多位理论工作者精神振奋地来到京西宾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由中央召集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大礼堂开幕了。

 

著名学者郭罗基回忆理论务虚会时说,耀邦是个容易动情的人,讲到愤慨之处,他挥舞着拳头:“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近距离感受胡耀邦》一文中说:“胡耀邦给我留下四点深刻印象,其中第一点就是民主作风。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于胡耀邦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胡耀邦身体力行的名言。

 

“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全不在乎。”田纪云举例说,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但事后胡耀邦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胡耀邦是一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他不仅主张经济上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主张在文艺战线真正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给知识分子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敢于讲话,大胆创作。正是在他的提议下,文学家王蒙当上了文化部部长。也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比较浓,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创作热情大为提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所改进。”

 

“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啊?”

 

“文革”中民间传抄小说《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张扬被“四人帮”判处死刑,在胡耀邦的多次过问下“起死回生”。

 

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定稿会的沈宝祥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回忆,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刚6天),胡耀邦就对去看望他的叶剑英之子叶选宁说,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他提出三条: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他把平反冤假错案作为中兴伟业迫切要抓的三件大事之一。

 

“我记得在《理论动态》创办后不久,大概是1977年秋,有一天,我们在他办公室,他很着急地说,光揭批‘四人帮’,怎么不放人啊!要赶快把人放出来啊!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啊?胡耀邦在紧张筹备中央党校复校的同时,具体指导中央党校的三位同志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大文章,在这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吹响了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声号角。”

 

1977年12月,胡耀邦调离中央党校,但他还具体指导《理论动态》。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大都由中组部的《组工通讯》撰写和发表,必要时,胡也让《理论动态》上阵。

 

在上任组织部长不久,胡耀邦就请求中央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这个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他一改讲话只写个提纲的习惯,事前用很大功夫写了讲话稿。他在讲话中列举数字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任务还很重。他批评了有些人对落实干部政策犹犹豫豫,怕这怕那,并指出,所以这样,有些人是有私心杂念,怕否定了自己。接着他说:“我的体会是,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1979年2月16日,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结束。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

 

1979年6月25日,团中央等单位来中宣部谈“文革”中民间传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事。该书及其作者张扬被“四人帮”判处死刑,在胡耀邦的多次过问下“起死回生”。

 

1989年1月,《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前往湖南省委“九所”看望病中的胡耀邦

 

胡耀邦对文艺界人士遭受的创痛有很深的了解和同情。从上任中宣部长之日起,他就努力推动文艺政策的调整,希望以此修复文艺界的创痛,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胡耀邦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积极筹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自1960年以来,已经有19年没有召开全国文代会,文艺界都翘首以待。

 

为准备文代会,胡耀邦集中抓两件事:一是推动对蒙冤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平反,并给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解禁;二是努力营造民主空气和宽松环境,希望在文代会召开前就形成一个创作繁荣的良好势头。

 

1979年1月2日,胡耀邦出席中国文联迎新茶话会,首次与文艺界300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文化部长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接着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要“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什么新关系?他说,林彪、“四人帮”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建立新的“服务站”。“黑线”之冤宣告解除和胡耀邦的讲话,让会场反响热烈。

 

这年2月26日,胡耀邦肯定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化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才”,宣布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

 

3月,茅盾写信给文联筹备组组长林默涵,希望第四次文代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真正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21世纪跃进的大会。他希望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70岁到80岁的最好一个都不遗漏,建议中组部过问对老作家、老艺术家的落实政策问题。胡耀邦看了这封信,深有感触。他立即要求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

 

这次大会产生了一个《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加快文艺界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凡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期,因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书”、“黑线回潮”等等(更多猛料请关注:laohanf),而被审查、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包括1964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等政治帽子的,确实搞错了的坚决平反改正,批错了的文艺作品也都应该平反。积极地解决受害者的工作安排、生活困难问题,知名作家、艺术家要妥善安排。

 

郭罗基记录: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胡耀邦给他回信。信上中办秘书处的编号是“胡(81)978”。这一年的前五个月,胡耀邦处理了978封来信,平均每天六封半。

 

“他在中央组织部平反冤、假、错案时,一年处理了4000多封来信,平均每天11封,比《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处理积案的效率高得多。我因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给领导机关写信不下30次,只有耀邦每次都有交待,其他均石沉大海。”

 

2005年11月,在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座谈会上,有人披露,经胡平反的案件涉及到的人多达300万。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艺术品离开艺术就不是艺术品。”

 

希望文艺界产生未来的鲁迅、梅兰芳、聂耳、冼新海。

 

为了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之时,文学艺术创作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好势头,1979年胡耀邦指示中宣部与有关部门一起,召开了一系列的文艺工作会议,总结30年来党如何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他在谈话中说,30年来的经验教训,什么时候放手搞百花齐放,文学艺术就繁荣;什么时候控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文学艺术就出不了东西。他重点研究了电影和戏剧的创作问题。他说,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我们的题材广阔得很,现代写1000部,近代写1000部,古代写1000部都可以。

 

1979年2月16日,胡耀邦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希望文艺界产生未来的鲁迅、梅兰芳、聂耳、冼新海。

 

8月23日,胡耀邦会见广播局召开的电视节目会议代表并讲话:“广播电视是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前途很大,比电影大”,“要使人们的革命理想、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奋斗目标、生产知识、欢悦的精神生活统一起来,浑然一体。……艺术品离开政治不行,但艺术品离开艺术就不是艺术品,那看’毛选’好了,看电视干嘛?”

 

1980年1月23日至2月23日,中宣部委托中国剧协、中国作协等单位召开剧本座谈会。2月12日胡耀邦到会讲话。强调:“切实保证人民有进行文艺创造和文艺批评的自由”,“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决不是违背客观规律,凭个人意志独断专行。”提出:“在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园地里,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达不到这三个高峰不叫四个现代化。”

 

1979年11月,胡耀邦在第四届文代会上。左为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

 

1984年1月,胡耀邦批评当时的文化部“四平八稳,无新局面”,反映了他期待文化繁荣的迫切心情。

 

1985年8月,任命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为宣传部长,是胡耀邦“三宽”政策的具体体现。朱厚泽提出了著名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

 

朱厚泽回忆说:“胡耀邦让启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给书记处,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我对启立说,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不开宣传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在光明日报社、在出版工作协会上和文化局长会上,就用渗透的方法讲我的观点。”

 

胡耀邦上任总书记不久,就遇到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大批判——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判。他说:“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判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的作品……”为了珍惜文革后来之不易的局面,不触动知识分子内心尚未愈合的伤口,他要大家冷静一点,先把对《苦恋》的批判冷下来,再研究对策。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以后,胡耀邦对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

 

“再也不能以一个作品加罪于知识分子了!”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胡耀邦打电话问是不是为某个人辩护。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问:“你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呀?”胡耀邦很老实:“啊呀,我还没有看过,等我看过以后再说。”

 

一位在中宣部呆了“五朝”的工作人员回忆,在胡耀邦离开中宣部举行的告别晚餐上。胡耀邦带着几位部长挨桌向职工们,他的同事,一一碰杯敬酒,不断地嘘寒问暖,说些俏皮话,大厅里爆出一阵阵欢笑。虽然当时餐桌上只有二锅头、粉条炖肉一类的薄酒淡菜,但却让大家顿生“同饮黄龙府”之慨。

 

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5月31日到6月1日,由胡耀邦主持,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就中共中央关于国家领导人的建议名单进行了充分民主的协商讨论。九三学社主席徐德珩、副主席茅以升提出:中共中央的建议名单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没有自然科学家,建议增加一名自然科学家为副委员长。胡耀邦当即表示,这个建议好,中共中央要研究考虑。6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建议增补著名自然科学家严济慈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由于很小就当了“红小鬼”,胡耀邦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并不长,家乡成了红区,只在浏阳中学读了半年初中。在湘赣边区时,他编儿童报,自刻蜡板。后来,在“抗大”办报,自己写文章。还请毛泽东写,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胡耀邦在延安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思想敏锐,口若悬河”。

 

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说,胡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其重视有知识的人。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并尽力保护他们中挨过整的人。李锐回忆:“1977年12月24日清晨,我从广播中听到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消息后,连夜写好要求平反的长信,第二天发出。与此同时,我的二姐李英华和女儿李南英,几次找到胡耀邦家。于是我得以先到合肥的医院治病,1979年1月6日我回到北京复职。这年写《怀念田家英》一文时,田还没有平反开追悼会,文章寄《人民日报》担心难以发表,特先寄给胡耀邦审阅。他立即指示:没有什么不可以发表,还赞许有鲁迅文风。”

 

受到过批评的作家白桦回忆:“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后,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胡耀邦看了这篇讲话以后,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问题,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并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个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1981年10月13日,胡耀邦和作家巴金交谈

 

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胡耀邦打电话来问是不是为某个人辩护。谈了几句,胡绩伟觉得胡耀邦的说法有点离谱,就问:“你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呀?”胡耀邦很老实,答道:“啊呀,我还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怎么能提意见呢?”“好,好,好,等我看过以后再说。” 

 

只有像胡耀邦这样具有民主风度的上级才经得起顶撞,也只有忠诚正直的下级才敢顶撞。

 

郭罗基回忆说:“我的文章中写到,列宁曾派人向各家报纸转达他的意见,禁止对他的歌功颂德。胡耀邦给我的信中说‘使人读了有启发’,他对这一点印象很深。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以后没几天,就找北京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打招呼,不要对他歌功颂德。”

 

《雨花》1980年12月号发表顾尔覃的《也谈突破》,被认为是对抗党中央的“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打小报告,说顾尔覃有三个“突破”:第一,政治上突破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文艺理论上突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突破体验生活的领域。胡耀邦一听就说:“这是严重政治事件。”江苏省委兴师动众搞起了批判。有人为顾尔覃辩护,说是批判不合原意。胡耀邦看了文章,发现顾尔覃所说的意思是几个方面都要有所发展,“突破”不过是文学字眼。他立即给中共江苏省委打电话,改正以前的说法,还要求转告顾尔覃:“不要背包袱。”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老作家冰心撰文痛悼:“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她说:“我还是那句话:他是伟人!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我是说我自己,我快九十了,没死;他才七十三岁,却死了。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这些年,他活得很累、很痛苦。而今他平静地去了,虽说早了些,毕竟摆脱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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