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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中国》

作者:李零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历经多年遍访中国上古以来重要的城址、战场、祭祀遗迹等,在旅行日记和考察记的基础上,写作《我们的中国》。书中从禹贡九州,讲到周秦的两次大一统;从寻访孔子和秦始皇、汉武帝的足迹,到中国的山水形胜、岳镇海渎;最后还论述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地理问题。经由此书,中国自上古以来的人文和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大地上的维度。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

 

 

 

中国城市

 

中国古代文明是个城市、金属、文字三大要素俱全的文明。这三大要素,年代最早,体系最完备,成就最突出,当属城市。

 

中国的城市是从中国早期的农业定居点发展而来。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地点,画在地图上,密密麻麻,就是这些定居点。中国的城市,龙山时期,遍地开花;商周时期,初具规模;春秋战国,形成体系;经过秦汉,大体定型。

 

秦汉以后的中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没有太大变化,以至后来的地方志,可以在同一个州县下,历述其沿革,一代一代排下来讲。

 

中国的筑城体系有八大特点,可以总结一下。

 

(1)我国城市,城比市更突出。

 

现代汉语的“城市”,见于古书,本来是个合成词,“城”是城墙,“市”是市场。古人使用这个词,总是把“城”放在前面,“市”放在后面,这很有意思。我国城市,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宫殿也好,坛庙也好,市场也好,民居也好,所有建筑都围在城里,“市”是围在“城”里。我们心目中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指有城墙的城市。城墙,各国都有,但中国最突出。我国城市,不但外面有墙,里面的坊巷也有墙,哪怕很小的城邑,甚至村镇,都有墙。这和欧洲的传统不一样。欧洲各国的城市(city),多半指村(village)、镇(town)以上,人口比较多、规模比较大的定居点。这种城市,除了国家首都(capital),除了军事要塞(fort)和贵族城堡(castle),不一定有墙。现代城市更是如此,往往一马平川,拔地而起,有个楼群,楼群周围没有墙。它们的城市更强调“市”,和我国相反。

 

(2)我国城市,军事功能很突出。

 

城市是个复杂的中心,既是经济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或宗教中心,各国的城市,差不多都是如此,但我国的城市,军事功能很突出,这点不容忽略。我国,历史上战争很多,内战多,外战也多,规模之大,死伤之众,世界上罕有其匹,特别是农业民族和骑马民族之间的战争,对我国影响尤大。城市是定居农业的发明,但不是农业民族单方面的发明。农业民族和骑马民族是老邻居。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受到来自东北森林、蒙古草原、中亚腹地和青藏高原的威胁。中国文明是应对这种挑战的产物。北方民族的入侵,一波接一波,有如洪水,也强化了这一发明。为此,秦汉帝国,因山为势,堑河为防,修筑了万里长城,有如拦洪的堤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说,“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确实是中国的象征。欧洲也有长城,如罗马帝国有对付北方蛮族的哈德良长城,波斯西北境也有对付中亚游牧民族的长城,但这些长城都不如中国宏伟。“高筑墙”一直是我们的特点。

 

(3)我国城市,自古就强调以中心统摄四方。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有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就是周代的王城。《尚书》的《召诰》、《洛诰》,还有今本《周礼》中的《考工记》,都讲到这个城市。周公卜宅洛邑,是把它当作天下的中心。司马迁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我们使用的“中国”这个词,见于西周铜器何尊,原来就是这个意思。我国的城市,不同于欧洲传统的自治城市,不是分散孤立、彼此平行的城市,而是分层设级、有统一的网络。比如先秦时代的城市,有国、都、县、邑四种。“国”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一个国家的中心(注意:当时“国”是首都,不是国家。汉代避讳,改“邦”为“国”,才把“国”当国家),“国”以下的次级城市,有“都”、“县”(“都”是大县),“都”、“县”以下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邑”。它们层层相套,最后归统于“中”。秦汉的郡县,“趋中”的倾向更明显。

 

(4)我国城市,多建于近水的平地。

 

中国古代,营建城邑,选址很重要。我国早期城市,三代王都和后来的咸阳、长安、洛阳、开封,基本上都在北纬35度线上。《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略》有一门学问,叫“形法”,就和城市选址有关。班固说,这门学问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我国城市选址,非常讲究环境。地理,川随山转,路傍川走,道路交汇处,往往会有城市。古人为城市选址,一定要依托山形水势,并考虑人口、物产、交通等因素。《管子·乘马》有段话非常有名。它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我国城市一般都选在高山之下、广川之上,这是个突出特点。虽然,我国的某些古城,因为位于黄土高原之上,只能利用地势较高的平地筑城,有所变通,但所谓通都大邑,一般都建在黄河流域的低平之地,很少像其他国家,把城修在山头或山腰上。

 

(5)我国城市,一般都是土城,但很早就包砖。

 

古代城防,主要靠三类设施,第一是城墙,第二是城壕,第三是城楼。城门有门楼,四角有角楼,马面有敌楼,都可用于守望。中国建筑,一般是以石材作房基和台阶,而以木制的梁柱为框架,四面用夯土或砖、墼为墙体,而以斗拱承覆屋顶,上面铺瓦。中国的筑城方法,是属于这一体系。中国古代的城墙多半是土墙。很多古城,还有断壁残垣存于地面,不仔细辨认,就像是旷野中的土垄。中国古代的城,很早就包砖。如北魏洛阳城的阊阖门就已经包砖。《水经注·浊漳水》讲邺城,说“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塼”。还有唐代壁画上的城,宋《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的《城制图》,也都画着包砖的城墙。

 

(6)我国城市,一般都是方城。

 

中国早期城市,5000年前到4000年前(个别可以早到6000年前),有些是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但三代以来却日趋方正。我国城市设计,一直都把方城当作主流。古人理想的方城,都是坐北朝南,正方正位,四四方方。例如《考工记》描述的周王城,九经九纬十二门,就是反映这种理想。但早期古城,唯一接近这种设计的例子是曲阜鲁故城。虽然实际上,中国早期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完全符合这一标准,《管子·乘马》说,“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古人并不傻,他们会根据山形水势和居住区的实际范围调整其设计,该曲则曲,该直则直,但这种理想总是隐含其中。中国最后的皇城标本,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7)我国城市,很高很大,自古已然。

 

中国古代的城,文献记载,天子之城(首都)方九里(《考工记》),大都方三里,中都方一又五分之四里,小都方一里(《左传》隐公元年)。汉唐注疏,据以推论,说公之城方七里,侯伯之城方五里,子男之城方三里。方九里,是长宽各3,742.2米,最大;方一里是长宽各415.8米,最小。城墙高度,文献记载,天子之城高九雉,诸侯之城高七雉,都城高五雉(《考工记》)。高九雉是20.79米。前人说,即使最矮的城,也没有低过三雉以下的。高三雉是6.93米。中国古城,早期(前3,000-前2,000年)已经比较大,很多都属于方一里到方二里的大城。商周古城,像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则是方四里的大城。东周古城,一般都在方四里以上,大的可以超过方九里。如燕下都古城、齐临淄城、楚纪南城和中山国的灵寿古城,就都超过这个数字。很多后继的古城还不如这些古城大。郑韩古城,现存地面高度仍有17米,比明清北京城还要高出5米。

 

(8)我国城市,人口多,也是自古已然。

 

我国是农业古国,养育人口甚众,虽经战祸,死人无数,还是可以维持在几千万的水平线上。西汉平帝二年(公元2年),我国人口数字是59,594,978人,将近60,000,000人(《汉书·地理志》)。城,西汉晚期,县、道、国、邑,全部加起来,有1587个。当时的县,一般只有一同大小。一同方百里,约合1728.9平方公里。人口平均到县,大县在万户以上,小县在万户以下,全国有七个四万户以上的大城,长安人口最多,可以达到246,200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公元2年前,我们没有可靠数字。但战争规模,可以提供参考。战国,很多大国都拥有几十万军队,秦国军队,甚至有百万之众。很多大战,杀伤是以十万为计。总体数字,估计与西汉差不了多少。

 

战国时期,攻城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孙子·谋攻》说“十则围之”。《墨子·备城门》也说,当时守城,敌人10万,四面来攻,攻城队形,最宽是500步,4,000人足以应之。其他三面,用不了多少人。投入兵力,大约有10,000人也就够了,敌我比例正好是10:1。攻城是十倍于敌,守城是以一当十。

 

中国古代的军事技术,技术含量最高,要属攻城术和守城术。刘歆《七略》的《兵书略》著录了四种兵书,攻城术和守城术属于最后一种,古人叫“兵技巧”。此类兵书几乎全部散亡,只有一部书保存下来,就是《墨子》的城守各篇。这是讲守城的经典。

 

《墨子》城守各篇,给我们讲了十二种攻城手段:

 

(1)临,是一种可以移动的攻城车,形如塔楼,也叫“隆”。对付临车,主要手段是连弩。

 

(2)钩,是钩车。钩车,有带长臂的钩爪,可甩臂而挥之,用以砍砸城垣。《武经总要前集》有“搭天车”和“搭车”,就是这种车。钩车和下面的冲类似,也是用来破坏城垣。

 

(3)冲,是一种用以破坏城垣和城门的撞城车。《武经总要前集》有“撞车”,车上有横梁,悬挂撞木,就是这种车。撞城车,其他国家也有。如亚述宫殿的画像石,上面就有这种车。

 

(4)梯,古代攻城的梯有三种:一种是像《武经总要前集》的“飞梯”,有梯无车;一种是像《武经总要前集》的“行天桥”和“杷车”,形状类似飞机舷梯;一种是像《武经总要前集》的“云梯”,也在车上搭梯,但不是上面那种斜梯,而是可以折叠展开,比前者更利于延展的梯。

 

(5)堙,是一种贴着城墙修筑,供士卒攀援城墙的斜坡,也叫“距堙”。古代城墙,下有护城河。攻城的第一步是填壕。“堙”字的本义,就是用土填塞。前面加个“距”字,大概是指在填平的壕沟前面修筑这种工事。攻城土坡,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如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Sennacherib)的宫殿画像石,为我们描绘了公元前701年亚述军队围攻拉基什古城(Lachish)的战斗场面,上面就有攻城土坡。后来,考古学家发掘了这座古城,和图中的描绘简直一模一样。它是贴着城墙,往上修斜坡。我们在战国铜器的水陆攻战图上也看到过这种斜坡。

 

(6)水,是以水灌城。我国古代城市,选点多在道路交汇处,道路多傍川谷,川谷多依山陵,往往襟山而带河,故以水灌城的事,史不绝书。如白起拔鄢,就是用水灌城。《三国演义》,也有关云长水淹七军的故事。古人对付水攻,手段分两种:一种是在城中穿井凿渠,泄水于内;一种是把船绑在一起,当水上的临车和轒辒,运兵突围,决城外河堤,泄水于外。

 

(7)穴,是“火”字之误。《墨子·备火》已经失传,今本《墨子》没有《备火》,只有《备穴》,所谓《备穴》,其实是《备空洞》之误。历代攻城,水火是主要手段,火攻比水攻更重要,没有火攻,不可思议。如《武经总要前集》讲攻城和守城,就是把火攻、水攻放在一起讲,《孙子》十三篇只有《火攻》,没有《水攻》,把火攻看得比水攻更重要。《武经总要前集》讲火攻,手段很多,除火禽、火兽,火炬、火箭、火毬,还有火炮。当时的炮,多半都是抛石器,攻城、守城,两者都用,但守城比攻城用得更多。这种炮已经使用火药,如书中有“火炮”、“火药法”和“炮楼”。

 

(8)突,是从城墙的薄弱环节突破。对付突,主要靠突门。突门,是从里面开口,并不挖透,必要时才挖透的门。《墨子·备突》提到突门的一个用法,即从突门放烟,用烟熏敌。具体办法是,每个突门,皆设窑灶,备柴艾,候敌突破,打开突门,以塞门车塞之,点火鼓橐(橐是鼓风的皮囊),用烟熏之。《武经总要前集》有“塞门刀车”,就是塞门车。

 

(9)空洞,是用挖地洞和挖地道的办法攻城。古代攻城,有一种办法,是在城墙上挖洞,内用梁柱支撑,以燃油浇灌梁柱,放火,柱折城崩,有如“爆破”。对付挖地道,主要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眼睛看,即从高处往下看,看地上有什么迹象;一种是用耳朵听,即在城墙的内侧挖井,把大陶瓮扣在井内,让人蹲在瓮里听,听敌人在什么地方挖土,然后对着挖地道,用火烧,用烟熏,用水灌。这类攻城方法,是利用古代挖矿井的办法。如《武经总要前集》讲挖地道,就是采取坑道掘进的方法,有专门挖地道的“绪棚”车。

 

(10)蛾傅,是用密集的队形,强行登城。“蛾傅”即《孙子·谋攻》的“蚁附”,蛾同蚁,傅通附。它是以蚂蚁缘墙,比喻这种人海战术。战国铜器的水陆攻战图,上面就有蚁附的场面,蚁附的士兵是沿攻城土坡和借云梯来攻城。对付蚁附,主要是靠行临和矢石汤火。

 

(11)轒辒,是一种装甲运兵车,用以填壕。东汉应劭说,轒辒是匈奴车(《汉书·扬雄传》颜师古注引)。它的车厢是用皮革做成棚状,前面封死,士兵是从后面钻进去。《武经总要前集》有“轒辒车”,就是这种车。

 

(12)轩车,即古书中的“楼车”或“巢车”。它是一种车上树杆,杆上悬屋,可自动升降的塔楼,有如悬空的楼阁或树上的鸟巢。古代城防,制高点很重要,凭借城楼,可以居高临下。楼车和巢车,是反制措施。这类车,古人也叫“橹”或“楼橹”。《孙子·谋攻》提到的“橹”就是这种“橹”。《武经总要前集》的“望楼车”和“巢车”就是这类车。这种望楼,不仅有活动的,也有固定在地上的。

 

2010年2月2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登泰山,小天下

 

泰山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山。

 

论高,它只有1532.7米(2007年的新数字)。这一高度,别说比不了中国西部雪线以上的山(5000米以上),就连陕西、山西的山,很多都比它高(2000米以上)。

 

论美,它也比不了黄山、峨嵋。中国南方的很多山,云遮雾绕、岩秀林奇,别提多妖娆妩媚,咱们北方人不能不服。

 

可是有一点,绝不是吹牛。中国的万水千山,论名气,哪座都比不了泰山。

 

 

泰山出名,首先和两位历史名人有关,一位是孔子,一位是秦始皇。

 

过去,讲中国历史文化,有个死结,就是非得拿他俩当冤家对头。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站在孔子一边,要么站在秦始皇一边。其实何必如此?这都是后人拿他俩说事。

 

孔子和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影响太大,要谈中国历史文化,其实一个不能少。中国有两次大一统,一次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大一统,孔子天天做梦,梦想恢复的西周大一统。还有一次,是秦始皇再造的大一统。我敢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事件,可以和这两个事件相比。

 

中国的两次大一统,所谓“大一统”就是古人眼中的世界,中国人叫“天下”。

 

孔子登泰山,见于《孟子》。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

 

孔子登东山,是登蒙山。登蒙山,只能小鲁。要想一览天下,必须登泰山。《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现在登泰山,泰山脚下有个“孔子登临处”,台阶右边有块明碑,上面写着“登高必自”,故意隐去一个字,就是“卑”字。人往高处走,卑是最低处。无论是谁,登山都得这么登。山上,也有一些后人所设附会《孟子》的景点。他们相信,孔子登上山顶,不光看日出,还举目四望,东观大海,南瞻吴、越,西眺秦、晋,北顾燕、齐。

 

这就是孔子的“小天下”。他的志在天下,是周公的天下。

 

说起泰山,必及秦始皇。他跟泰山的关系,远比孔子近,不但可考,而且可靠。

 

泰山出大名,主要靠帝王。《史记·封禅书》,开头有句话,“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司马迁说的“自古受命帝王”,据说有72位,其中最有名,要属大禹。司马迁搬出这个名单,主要是为了讲汉家封禅。汉武帝“接千岁之统,封泰山”,为一时之大事。司马迁的爸爸就是因为没能参加这个大典,郁闷而死(《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武帝的榜样是谁?是秦始皇。如果说,西汉帝国有如欧洲历史上的罗马帝国,那么秦始皇就是中国的亚历山大。

 

秦王政称始皇帝,只有12年。这短短12年,他曾五次巡游天下。

 

第一次是西巡(前220年),视察陇西、北地二郡。

 

第二次是东巡加南巡(前219年)。他从陕西出发,一路东行,直奔山东,先去孟子的老家,登峄山,再去泰安、新泰,封泰山,禅梁父。然后巡海,围着山东半岛转大圈,这是东巡。南巡,是渡淮、泗,溯长江,去荆州。返程是走武关道。

 

第三次是东巡(前218年),还是去山东,围着山东半岛转。这次,他登过芝罘山,去过琅琊台,最后是经上党(晋东南)回陕西,估计是从滏口陉入,太行陉出。

 

第四次是北巡(前215年),他从昌黎、秦皇岛、绥中,顺着海边,北上辽宁,从东往西转,视察长城沿线。最后,从包头(九原),经榆林(上郡),返回咸阳。

 

第五次是南巡加东巡(前210年),他先去南郡,顺长江,去绍兴,然后顺着海边,北上胶南,再次围山东半岛转。这一次,他死在了河北广宗县。尸体从井陉口,进入山西,转道内蒙,最后从包头,沿直道返回。

 

这五次,除第一次和第四次是视察西北边防,其他三次都是以山东为中心。封禅泰山是第二次,这是秦代的大事。

 

秦始皇巡游天下,留下一批刻石,即第二次巡游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第三次巡游的芝罘刻石和东观刻石,第四次巡游的碣石刻石,第五次巡游的会稽刻石。这七块广告牌,有五块立在山东。秦始皇的政治吆喝,全都写在上面。它们,只有两块还在:一块是泰山刻石的残石,在岱庙;一块是琅琊刻石,在国家博物馆。

 

它们广告什么?就是广告他的天下。

 

 

中国的十大名山,五岳五镇,地坛里面排座次,泰山排第一。泰山为什么重要,要从中国的天下观来认识。

 

(一)中国的五岳五镇是代表天下,它是按东南西北中,各挑一个,东方是挑泰山。

 

山东的山,1000米以上有六座,按高度排序,依次是:泰山(1532.7米)、蒙山(1156米)、崂山(1132.7米)、鲁山(1108.3米)、沂山(1031.7米)、徂徕山(1027米)。这六座山,除崂山孤悬海隅,在青岛,其他五座,集中在山东的中南部。泰山、徂徕山,偏西;鲁山、沂山,偏东;蒙山,偏南,皆属泰沂山系。它们当中,泰山最高,南来北往,位置最适中,古人选它当东岳,那是当之无愧。

 

(二)山东半岛,泰山南北是分界线。

 

山东多古国,小国林立,大国有三,一曰齐,二曰鲁,三曰莒。这三大国,临淄和曲阜画条线,中点在莱芜。莱芜是夹谷之会的地点,齐长城穿其北,鲁长城穿其南。两国国君是在边境上会面。泰山在莱芜的西边。它的纬度大约为36°16′。这个纬度,是个分界线。此线以北是齐国的地盘,以南是鲁国和莒国的地盘:鲁在西,莒在东。泰山虽属鲁国,但在它的边境线上。

 

(三)山东半岛,泰山是最重要的祭祀中心。

 

秦始皇巡游天下,最迷山东。他的东巡路线基本上是跑八主祠。什么是八主祠?一是西三祠,配三才:天主祠在淄博的临淄古城,地主祠在泰安的梁父城,兵主祠在汶上,全在内陆。二是东五祠,配阴阳五行:阴主祠在莱州的三山岛,月主祠在龙口的莱山上,阳主祠在烟台的芝罘岛,日主祠在荣成的成山头,四时主祠在胶南的琅琊台,全在海边。它们分属三国:天主、阴主、月主、阳主、日主五祠在齐,地主、兵主二祠在鲁,四时主祠在莒。战国晚期,它们被齐人整合为一个系统,东南西北围成一大圈,核心的核心是泰山。当年,法国汉学的泰斗沙畹来中国,他第一眼迷上的就是这座千古名山。他的第一本书是《泰山》,最后一本书是《投龙》。两本书都和泰山有关。

 

(四)山东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泰山是五岳之首。

 

周人和秦人,脸是朝向东方。考古发现,秦人的陵墓也向东方。《尚书·尧典》说,日出嵎夷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东方红,太阳升,山东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山东大汶口,就在泰山的南面。它的陶器,最典型的刻画符号就是表现日出。八主祠,日主祠,祭太阳,位置在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尖上。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是成山头。我们登上泰山,一定要看日出,道理就在这里。五岳配五行,五行的开端是东方。泰山当然是五岳之首。

 

(五)泰山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的地方。

 

中国的五岳,只有泰山行封禅。这个意义,不仅超出了山东,也超出了五岳。天大地大皇帝大,历代帝王都拜泰山。秦始皇之后,还有五个皇帝来封禅,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他们在泰山顶上祭天,在泰山脚下禅地,照例要埋玉版。唐玄宗和宋真宗的玉版,山上出过,山下也出过。山上的丢了,山下的玉版,被马鸿逵挖出来,现在在台北故宫,就是这类活动的见证。

 

总而言之,泰山是代表天下。

 

 

天下是打出来的。

 

司马迁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年表》),历史上,总是西北征服东南。比如我们说的两次“大一统”,就是周人和秦人对东方和南方的征服。

 

当然,事情也有例外,比如汉朝,就是江苏人打败陕西人,报了亡国之仇。但我们不要忘了,汉朝的汉还是和陕西有关。刘邦起于蜀、汉,司马迁说了,刘邦打败项羽,还是属于西北征服东南。周都丰、镐,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周、秦、汉、唐,重心都在陕西。

 

崤、函以东,无论对周人来说,还是对秦人来说,都是他们的新边疆。他们的天下,东扩再东扩,山东是最前沿。这帮陕西人,向前向前向前,一路杀到天涯海角,前面是茫茫大海,天风扑面,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是止步于此。

 

海外神山,虚无缥缈,派人找,找不见,眼前的神山倒有一座,这就是泰山。秦始皇相信,只有登上泰山,他的天下,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登泰山,行封禅,告天告地,意义在于宣示主权,就像我们攻下敌人的山头,要在上面插红旗。

 

中国的两次大一统,都和陕西人占领山东有关。但什么是真正的陕西人,什么是真正的山东人,可并不简单。

 

周人是真正的西北土著,真正的陕西人。他们占领山东,北封齐太公,南封鲁周公,从此,才有齐国和鲁国。大家都说,太公是山东人,周公是山东人,孔子是山东人。但姬、姜联军来自陕西,周公的老家在岐山,孔子的老家在商丘(他是宋人在鲁的第三代移民)。他们的根都不在山东。

 

秦人,一般人都以为是地道的陕西人,而且是西北蛮族,比周人还土著。陕西人也最认同秦人(他们的戏叫秦腔)。但秦人不是姬姓,不是姜姓,而是嬴姓,他们的同姓,多在山东,还有一些,扩散到河南、安徽和苏北。住在山东的叫东夷,住在淮水流域的叫淮夷。嬴姓奉少皡为始祖。秦人祭白帝,白帝就是少皥。少皥之墟在哪里?恰恰就在曲阜。

 

秦人怎么从山东人变陕西人,这件事,司马迁早就讲过。他说,商代末年,嬴姓的一支去了山西,后来变成赵国。秦人出自赵氏,后来去了甘肃,最后定居陕西。最近,清华大学购藏的楚简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也是外来户。

 

周灭商,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之前,秦人的祖先离开了曲阜。这之后,鲁人的祖先住进了曲阜。这是一次历史大换位。

 

大家想不到吧?周公占领的地方其实是秦人的祖庭。800年后,秦始皇重新踏上山东的大地,其实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从此,泰山才成了一座代表天下一统的山,天下第一山。

 

2011年8月4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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