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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礼学思想

司马迁的礼学思想

 李小成

中国文化自春秋以来,就呈现出了一种强烈的道德伦理化趋势,礼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种,几乎完全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礼在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孔子曾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在这里把礼抬到一个极高的地位,视之为一个人自觉的行动准则,在《论语·先进》篇说“为国以礼”,即礼可以用以治国,也就是后儒所宣扬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礼学思想确实是儒家最基本的特征,它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使我们中国有礼义之邦的称谓。礼是人们活动的规范,是一种意识形态,金景芳先生在《谈礼》一文中称之为精神文明。[1]就是这属于精神文明的礼,对治理国家极为重要。自古以来人们都很重视礼,西汉时期特别突出,从开国建朝之初,就重视礼。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礼就成了政治、社会活动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与指南,《六经》的中心是礼和义,就是皮锡瑞《经学通论》中所说的“《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于何证之,于《经解》一篇证之。”[2]司马迁身处汉武盛世,喜爱儒家之《六经》,推尊孔子、孟子、荀卿以及汉初的叔孙通、陆贾、伏胜、贾谊等儒家学者,更以儒学大师董仲舒为师,从其习《春秋公羊学》。司马迁又好寻访古迹,遍察民风乡俗,“讲业齐、鲁之者,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太史公自序》)可见他非常重视礼乐仁义。司马迁在掌握大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正史——《史记》,他以周公、孔子自命,秉承儒学传统,他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孙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写《史记》的宗旨,是为了嗣孔子,继《春秋》,本之于《诗》《书》《礼》《乐》,所以,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礼学思想。

一、司马迁对孔子礼学思想的继承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多次指出:“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对礼学这一儒家的核心部分,再三予以肯定。在汉代,随着孔子的其它教本《诗》、《书》、《易》、《礼》被尊为“经”的同时,孔子所著之《春秋》地位更高,成为汉代的官学。司马谈立志修史,其愿未遂,临终以继《春秋》、撰史记嘱咐司马迁。而司马迁接受过公羊派的相当影响,尤其是司马迁还明确地立志要作孔子第二,写第二部《春秋》,同时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有一大段话谈他对《春秋》的看法,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下面接着说了为人君父,为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义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最后得出结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不知《春秋》则不晓礼义,就会做出“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逆行之举。所以,孔子修撰《春秋》,其目的正在于明礼,饶宗颐先生在《〈春秋左传〉中之“礼经”及重要礼论》一文中指出:“司马迁且读过‘春秋古方’,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序》分明记着:‘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约其辞文,……以制义法。’《孔子世家》里面,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他有很明确而详细的记录。他在《太史公自序》又引其师董仲舒之言曰:‘《春秋》者,礼仪之大宗也。’《春秋》为礼义的宝库。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的人事,经孔子的指示,从旧史的记录,定其是非,给以新的意义,作为天下的仪表。‘是非’是人心的公理,孔子因以明之,以昭天下后世,知道过去的错误。有所劝诫,使人从历史中取得教训。《春秋》在五经里面所负起的作用,是这样重大的。”[3]鲁《春秋》重礼,遇事必断之以礼,而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春秋》,其礼学思想必受其熏染。

孔子一生都极为重礼乐制度的建设,并盛赞周礼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丈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从小就以礼培养自己良好的品德,司马迁也曾说孔子年轻时,“适周问礼”,即到周朝去考查周代的礼。孔子重视礼,是因为他看到了礼可以达于仁,人都依礼行事的话,那么社会就会安定。孔子还说过:“立于礼”(《论语·泰伯》),一个人要立身于社会,就必须依礼而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人与人以礼相待,以礼来约束自己,自爱互敬,人际关系就趋于和谐,即“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里的“和”不是和好之意,而是恰当的意思,就是就礼不能乱用,要用得场合适中,这样就会产生好的效果,就是“和”。孔子之珍视礼,他认为这是统治之纲纪,《礼记·礼运》云:“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故唯圣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4]所以,孔子极力倡导周礼,“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诸侯克制自己的欲望,遵守等级关系而不逾越,天下共主,这就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汉初刘邦即位,诸大臣皆出草莽,不识法度礼节,博士叔孙通请制礼仪,于是才有“群臣列位,百官执职成礼而罢,莫不祗肃”(荀悦《汉纪》),使刘邦尝到了做皇帝的尊贵。孔子以礼治国的思想在汉初得到了实施,以至于到汉武帝之时出现了以儒治国的盛世。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有着深切的体会,他说:“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太史公自序》)。在《史记》中,司马迁特意把孔子列为世家,并在《孔子世家》篇末对孔子给了极高的评价:“《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不仅在《孔子世家》中如此礼赞这位圣人,而且在《十二诸侯年表》之中,使其能在帝王将相等历史人物中,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

二、司马迁论礼的产生、内容及作用

关于礼的产生,金景芳先生认为礼产生于男女有别,男女有别就是实行个体婚制,在个体婚制之前,是实行群婚制,那时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谈不上夫妇,更无法论及父子。所以,儒家就说“婚礼者,礼之本”。还有人认为礼产生于商业贸易,杨向奎先生在《礼的起源》一文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礼经过周公和孔子的加工,去掉了礼仪中的商业性质,孔子说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就是向人们宣告“礼仪”不应当是“商业”。[5]司马迁认为礼是根据人情定的,他在《礼书》一开头就说“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6]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礼由人起”,因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仪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7]。礼的产生是因为有需求欲望,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有纷争,有纷争则混乱不安,正常的社会秩序将遭到破坏。为此,先王制定礼仪,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安定,天下统一,也就是说以礼来治理社会。

司马迁在《礼书》中说“礼由人起”,是因为“礼者养也”。礼能使人们免于纷争祸乱,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司马迁还认为礼是有等级、差别的,他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8]这也就是《荀子·王制》说的“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 [9]“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以分之。”[10]《乐记》则更明确地说:“礼义立,则贵贱等矣。”[11]《礼记·曲礼上》还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12]极为清楚地讲礼就是定等级制度的,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等”。我们知道等级是什么时候都存在的,是一切有组织的群体所不能避免的,如《孟子·滕文公上》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13]我们今天不是还讲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吗?不同级别的领导有不同的待遇,礼就是讲等级制度的,它可以用来区分尊卑贵贱的差别,上至君臣尊卑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礼就是要区别等级的,所以《国语·周语上》云:“昭明物则,礼也。”[14]昭明物则,就是显示出事物的法则、规矩,使事物之间有别,这里没有不平等的内容。所以,司马迁说“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为了立礼行礼以从本,区别尊卑贵贱,他说:“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恩师,是礼之三本也”。(《礼书》)司马迁根据人们对礼的认识、施行的不同,而分为圣人、君子、士、民等,他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能思索,谓之能虑;能虑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圣矣。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礼书》)这里的圣人,就是有礼义之人。

司马迁从礼之养人、从社会各阶层人们对它不同的认识,得出以礼来区分贵贱尊卑是十分必要的。对儒家的礼义,司马迁倍加赞赏,他说:“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礼书》)墨家不尚礼义而任俭啬,无仁恩,故使人两失之。而儒家能以礼义养人之欲,节人之欲,使礼义和人的需求欲望同时满足,兼而有之,即“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

司马迁仍然承绪了儒家的以礼治国、平天下的学说,他认为礼在这一方面的作用非常大,治国以礼,则四方钦仰,无有攻伐,天下安定太平,所以,他说:“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礼书》)他认为,治国者若以礼义来引导天下,那么天下之民必然归顺;如用礼义来表率天下,天下必然遵循向慕。若舍弃礼义而不用,那就是自己舍弃了国家,所以司马迁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礼书》)礼在维系人伦关系方面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礼以节人”,他更认为《春秋》是“礼义之大宗”,为人臣子者须知《春秋》,为人君父亦应通《春秋》大义,“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太史公自序》)。没有礼义的话,社会就上下无序,导致不忠不孝和犯上作乱。

三、司马迁论礼与法

单纯意义的法,产生于战国初期,诸子百家之中即有法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司马谈这里讲了法家与儒家思想上的根本区别与对立。《太史公自序》说:“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司马迁给我们辨明了礼与法的异同,不过比较而言,法更具有强制性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讲,礼本身也是一种法,是道德规矩意义上的法,整部《周礼》就是一部法典,里面讲官制,讲各种官的职责,也有一些地方讲到具体的刑法。礼近于仁义,故主要在于引导。《礼书》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属于法制的“刑罚”,是为了束缚与限制。

孔子是强调礼教,强调道德教育,看到了思想对人行为的影响,所以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人有美德,自会自觉地敬人爱人,知廉耻,自尊自爱。而刑法是对无德、无耻、非礼者所作出的损及他人之事后的处理。《大戴礼记·礼察》云:“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法是外加之威,礼是自觉之律。礼治的是人心,使人向善,法是约禁人身,制止人的不轨行为。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礼法思想,认为治国理民,应当先礼乐然后刑罚,对于那些不从礼义之民,可以施之以刑,他说:“有不由命者,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礼书》)在《大戴礼记》中也有同样的思想,《盛德》篇谓:“刑罚之所从生有源。不务塞其源,而务刑杀之,是为民设陷以贼之也!刑罚之源,生于嗜欲好恶不节。故:明堂,天法也;礼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恶,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邢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贪欲失之节制,就会犯法,而礼教正是治人心,节制人的欲心的。把人的欲心治理好了,使之有节制,德法就有了效果。刑法是惩办那些不行德法者的行为。以儒家的观念去看,刑与法是相互补充的,刑法是德法的一种辅助,司马迁亦认为先礼而后刑,就能使罪犯知罪而伏法,即“罪人不尤其上,知之在已也”(《礼书》)。对礼的重要性,司马迁与孔子等儒家学派的人观点是一致的,强调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样使民“有耻且格”。由此得出,礼治教化才是治国理民而使天下太平的根本。对于法令,司马迁认为这是治国不可缺少的,他说:“法令所以导民,刑罚所以禁奸也”(《循吏列传》)。无法可依的社会是混乱不堪的,难以想象的,法是社会中一切事物的规则和准绳,他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律书》)。所以,司马迁对于汉初萧何制《九章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定律历章程极为赞述,对萧何、张苍尤为推崇,说萧何因照《九章律》行事,故天下太平,而张苍正律历,更被冠以汉之名相的头衔。并且他主张刑不上大夫,所谓“《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报任少卿书》)同时也主张礼不下庶人。这些思想都是司马迁对先贤及《周礼》思想的继承,他虽然认为法令很重要,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清浊之源”,但“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近代法律学家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司马迁最终认为治国还是要先礼而后刑,对于不行德法者,刑法的设置是必不可少的

四、司马迁论礼与乐

儒家一贯重视礼乐教化。《论语·八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在这里把“仁”与礼、乐联通在一起,把乐也作为人伦道德之一种,并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就是说礼乐能促使人的自我完善,而一个人品格完美的最后阶段,必须依仗于乐的陶冶。《乐记》也说:“生民之道,乐为大焉!”司马迁对乐亦很重视,在《史记》中有《乐书》,对乐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大体包括音乐的产生及其形成,“乐”的社会效用,“乐”与“礼”结合之后所衍生的“仁爱”与相对平等的观念。关于乐的由来,司马迁在其《乐书》中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乐是人心为外界事物感触而生,若外界美好,则其心欢乐,社会的治乱,政治的好坏无不与乐相关联。这是所谓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15]正因为乐与政通,所以先王制乐的目的,就是教导老百姓分清善恶,击浊扬清,反归人之正道,以通晓人伦之理。所以司马迁在《乐书》中说:“乐者,通于伦理者也。……唯君子为能知乐。”他以是否知乐对人进行了分类,对于贤君明主来说应该是最知乐者。不过这里司马迁所说的乐不是民间音乐,而是指宫廷音乐。只有在先秦之世,才把音乐与政治紧密相联,至于到了秦汉以后,音乐更广泛地普及于民间,其娱乐性远大于“与正通”了,其功用绝非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司马迁认为明君圣主应知晓音乐,只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

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的许多观点,都来自《乐记》和先秦儒家的思想,在把乐纳入伦理道德这一范畴上,司马迁与《乐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在《乐书》中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口枭口敫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司马迁还更为明确地指出:“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举乐的目的是为了求治,超越了单纯的怡心自乐性,不是为己而是为天下之人。这就是超越了审美的意义,把乐的作用扩大到治国安民的范围,突出其强烈的功利性。《乐记》这样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记》和司马迁倡导的是君子之乐,以乐达到教化人心的作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美育”。司马迁所重视的和儒家一样,是有教化人心作用的乐,是能提高人们品德的乐,是合乎社会公德,能净化社会风气的正乐。

对于礼、乐的关系,孔子是把礼与乐相提并论的,因为二者的结合能相互制约、互相调和。司马迁首先对礼与乐作了区分,在《乐书》中他认为“乐由中出,礼由外作”,“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以及“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对礼与乐的相异之处,司马迁论之颇多,但我认为重点还是对礼乐相通之处的论述。司马迁认为礼与乐是相互包含、相互一致的,其终极目标是相同的。他在《乐书》中说:“知乐则几于礼矣”。“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又如礼是使“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而作乐器大小称十二律,始于宫,终于羽,宫为君,商为臣,也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可见,不管是礼还是乐,都是为了使尊卑上下井然有序。礼乐结合而并用,其意义更加巨大,像司马迁说的“知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乐书》)如能知礼乐之情,识礼乐之文,则可以像尧、舜、禹、汤一样圣明,使天下归于大治。司马迁还继承了孔子礼学的精粹,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大治,必须“礼、乐、刑、政”四者兼施并用,他说:“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乐书》)。不过在这四者之中,司马迁主张是先礼乐而后刑政,刑、政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礼坏乐崩,天下大乱,乃不得已之下策。同时,司马迁还认为礼与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不可须臾离也。

其实礼代表的是秩序原则,乐代表的是和谐原则,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外顺而内和,礼乐互补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即注重秩序与和谐的统一,才是礼乐文化的精华。

五、从《史记》的内容与形式体现出的礼学思想

从《史记》本身来说,它既是司马迁对自古以来礼乐制度的总结,也是对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倡导三纲五常、主张礼治的宣扬,这其中司马迁对礼义、礼法、礼乐的关系及意义是作了一番探讨的。《史记》不仅是他礼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武帝时期礼学高度发展的具体写照和一个缩影。

在《礼书》中,一开头司马迁便对“礼”大加赞赏:“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他还讲了礼的重大作用及意义,就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把礼与仁结合了起来,最后达到“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天下归于一统,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礼、仁与大一统三者结合起来。而在他之前,孔子是最早把礼与仁结合了起来。孟子在仁与礼的问题上,更为重视的是仁,这与他的人性善主张相关。再到荀子,他对孔子的仁礼学说也有发展,强调了礼与人的不可分离性,但重点还是在礼上,而司马迁则把礼、仁与天下一统紧密联系,归结点则在大一统。在《礼书》之中,司马迁谈了礼的起源,即“礼由人起”,礼还是用来分别等级的,治理国家的,至于礼对维系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则显得更重要,同时他又认为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主张礼制要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变革。《史记》中的礼学思想极为丰富,大一统的观点更是随处可见,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举,他有独道的见识,不因秦之败亡而废其制,所以他在《礼书》中直书汉初秉承了秦之礼制,“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更”。在《史记·高祖本纪》里,司马迁记载了高祖之父太公称己为人臣,不愿以己乱天下之法,而高祖尊太公为太上皇。这说明了父子之礼要服从君臣之礼,这是在国家大一统的前提下进行的。

在《史记》的形式体例上,司马迁的礼学思想反映得也是十分明显的,他以帝王作为中心,著十二本纪,然后是世家、列传,这里有浓厚的正统思想,也有极为典型的“君君、臣臣”的礼制观念和等级上下尊卑的思想,说明司马迁的礼学思想深受孔子的影响。他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于张扬礼义,《太史公自序》言:“《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自己把《史记》视之为第二部《春秋》,在礼学思想上受到孔子极为深刻的影响,在《史记》中对礼、仁及天下一统作了全面的发挥,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710月稿,20138月修改。

本文出自李小成的《经学子学与文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

[1] 见《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2](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三,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1页。

[3] 陈其泰、郭伟川、周少川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页。此文原载于1986年《香港联合书院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又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十四集,二十册)卷四经术、礼乐,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2003年版,第228-306页。此文原载于1986年《香港联合书院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4] (清)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33-334页,第353页。

[5] 杨向奎:《礼的起源》,《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6](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全十册)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1157页。

[7]《史记》, 第1161页。

[8] 同上。

[9](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4页。

[10]《荀子集解》,第346页。

[11]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全二册)下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31页。

[12]《礼记译解》,第2页。

[13]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6页。

[14]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15](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全十册)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1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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