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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及其《槲叶集》

   清初关学学苑中,“二曲理学,天生文学,而雪木则高隐”,“当时如太华三峰,鼎立天外”。而“二曲征荐,至为九重所知,天生亦名重阙庭”,雪木则“终身一韦布耳”。同时,“二曲、天生著书久显於世,先生《槲叶集》往往求之不得,是以二曲、天生,后生犹多能举其名姓,至先生则知者少矣”。(1)“二曲、天生两先生久已姓名天壤,独雪木先生不讲学,不广交,匿迹销声,世之知者遂寡。正惟知之寡,益见品之高。若第以石隐目之,犹浅之乎测先生矣”。(2)李天生说:“‘关中三李’,余行季,素以虚声闻於人,自问恒多过情之耻。行伯中孚李先生、行仲雪木李先生,学业文章,诚足羽翼六经,发朦振聩”。(3)宣统二年,眉县知县沈锡荣辗转求得抄本《槲叶集》五卷,当即“禀恳学宪,为之表章”,“嗣复购得刊本一册”,为康熙朝刻本之首,仅骆文、许孙荃、萧震生诸人序,“捧读之下,爱不释手,觉旷达幽逸之致,与夫卓荦特立之怀,有令人差对轩冕者”。以为“当此世风波靡之会,苟读是书者,闻先生之亮节高风,奋然兴起,将见默化潜移,不难挽既倒之狂澜。其有关世道人心,岂浅鲜哉!”(4

    因此,在探讨李二曲及明末清初学术思潮时,在剔掘整理关中思想文化遗产以振兴今日陕西之政治、经济与文化诸事业时,李柏及其《槲叶集》就是一道不容遗落的课题,一座有待登攀的高山。

 

  平

 

    李柏,字雪木,号太白山人,行文亦有自题李子、野史氏、笔洞生、李白山者。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五月二十六日,小二曲三岁,长天生一岁;死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七月二十四日。时天生已逝八年,二曲尚在,后五年亡,享年七十一岁。祖籍褒城(今勉县),七世祖徙居眉县曾家寨,为眉人。农耕,祖上似无闻者。父可教(二曲父可从),母王氏,生三子,李柏其仲。

    九岁,父亡,“门户衰弱,更兼赤贫”(5),母奋力为之延师就读,入小学,往往出奇语惊人。十五岁,明亡。十七八岁,“尝步观九原,顾墟墓垒垒,叹曰:‘百年后化为荒烟蔓草,学者当为身后计。欲为身后计,当别有正学。若俯首芸窗,营营科目,不见源本,是谓章句名利之学’。由是窃读《小学》,见古人嘉言懿行,豁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尽烧所读帖括,潜读古书。家赤贫,膏火不给。或升高照月,或燃香烛字,至鸡鸣方寝。”(6)且喜兵家言,从此别去同学。十九岁,至周至沙河东村,会李中孚,并定交通谱。

    二十岁,“会童子试”,而“志在山林,避不就。或日暮投古庙,坐,达旦不寐;或深入眢井三日夜;或潜走旷野,危坐,连霄不归;或出亡于外,西渡千水,南入云栈,东登首阳,拜夷齐墓”,最后,都由“其兄迹之回”。熟师先后多次朴打,并追问“愿学古人,愿学今人”,回答“必学古人”,“数问而辞不变”(7)。二十四岁,迫于母命,“举博士弟子,累试高等”。陕西督学使田心耕案临,见其考卷上署名“李如泌”(“取唐名臣李泌义”),擅自改名为“如密”,并说:“唐无李泌,惟《陈情表》有李密。名‘如密’则可,若‘如泌’则不通矣。”对此,李柏既感可气,又觉好笑。他正耻于李密之“忘君事仇”,而堂堂学使竟不知有唐一代名臣李泌!当面他虽“不敢辩”,既归,即易名曰“柏”,字“雪木”。“所以如此者,恐天下后世为人臣者,借蹊李密归晋背汉,而犹得以孝子顺孙闻也”。(8

    曾家寨距太白山约20里地,李柏首次登山在二十二岁。其时,“老母倚门戒山客:是儿健步心胆粗,勿教险岩攀松柏”。(9)不久,老母故去,李柏“愤然弃冠服,服法服,结庐太白山,读书学道。粗粝食,褴褛衣,山僧蒲馔,道人箨冠”。(10)从此,年年必登,“每至山巅,对天地必徘徊浩歌,久而后去。或问:‘山路山气如此之险恶,一游得其概足矣,岁岁必登也何故?’先生曰:‘登山之巅,为之尘眼空;对池之清,为之尘虑净。生平快事,孰过于是?’”(11)就这样,李柏终生都在太白山里外出入。虽然他足迹遍关中,而且在陕南曾有三年居留,甚至应邀远游衡州,但太白山始终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无愧于“太白山人”的雅号。

    太白山上,他的主要事务是读书写作,其次是农耕。开头是他一个人去,到他四十七岁这一年,由于避兵,举家移入太白山。山居的生活自然是十分艰苦的,五律《闻蝉》这样写道:“万古凄凉日,年年最是秋。一声蝉在树,两鬓雪盈头!云白天应老,草黄地亦愁。悲歌动壮士,泪落百川流。”但对李柏而言,他只能忍受,也是能够忍受的。另一首五律《浩然之气》说:“我有浩然气,寥寥结石林。辞赋空怀古,牧樵半友今。愧无补天手,且安避地心。无人知此意,松月在高岑。”

    太白山外,关中名胜他几乎都寻访过,来往最多的是西部周至、凤翔、岐山、武功、扶风及长安附近。因为他的交游多半在这些地方。此外,他往返于这些地方,有时是为了躲灾避荒,有时是为了坐馆教书。李柏的坐馆教书,见于记述的有三处:一是周至赵氏,时年三十九岁,约一年半时间;二是洋县张仲贞太守家,时年六十五岁,断续约二年;三是耀县李穆庵刺史家,时年六十九岁,次年即患病返眉。

    六十一岁时,先前在岐山任过知县现任衡州司马的好友茹紫庭邀请李柏南游衡山,当年九月出关,次年三月北返,五月四日抵家。这是最远的一次旅游,也是他最惬意的一段人生经历。“先生挟一驺奴、箧书,过汉阳,涉江夏;泛洞庭,渡潇湘;发江北之云,宿江南之梦。哀屈原于湘郢,哭贾谊于长沙;谒武侯于隆中,瞻岣嵝于衡岳;酹帝子于苍梧,吊湘君于南浦;怀子房于下邳,想黄绮于商山;讲韬略于襄阳,议战守于函关。此一游也,收尽东南之胜”。(12)不巧的是,归来即遇上关中大旱,不得已而复南下汉中。这也是一次虽然悲凉却也慷慨的远行:“入云驿有感,抵褒城有感;登汉王之台,寻与可之迹;眺五云之宫,蹑念佛之岩;采员当幽谷之竹,钓沔阳丙穴之鱼。此一游也,收尽西南之胜。”(13)两次远游,振奋了他的精神,更坚定了他的山林之志。

    李柏的交游,虽说不广,但对一个绝意尘寰、专事隐居的人而言,也可以说不少,尤其到了晚年,“高风逸韵,风动关中,贤守宰往往折节交下风”。(14)时任眉县知县的骆文如此叹道:“嗟呼!于山见太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得见太尉而后可以无憾。今余之获与先生游也,其亦可以无憾矣乎!”(15)而与骆文同时任职眉庠的王于京一直想会见李柏,却因李柏避荒迁于汉南深自贬抑:“自恨腐草朽木之质,终非教泽所得加也!”(16)大体可以说,关中、汉中多数府县的文武官员、学者名流,其品节绝俗者都与李柏有深浅不同的交谊,其中有少数人多少都给予过他生活上的资助。但一般说来,李柏不予接受,且大多不回访,亦不言谢。

    康熙十七年,李柏四十九岁。是年李天生被征入京。在京城,天生“数称先生贤,人始有知之者”。(17)于是,便有接二连三的征书荐牍,但李柏不为所动。此前一年,即李柏四十八岁时,照例到了届贡太学的期限,规劝的人更多,李柏怆然道:“前为吾师吾母应此役,今岁且近暮矣,急还故我,犹以为迟,尚又奚恋耶?”(18

    李柏“昕夕讴吟”,著述不少,可是流传下来的不多,仅《槲叶集》六卷(包括《南游草》)。作者自叙仅二十四字:“山中乏纸,采幽岩之肥绿,浥心血之余沥。积久盈箧,遂为集名”。

    生子二:崧、嶬;孙七:之仁、之信、之荣、之礼、顺臣、之智、之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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