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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三李与关学精神

    关中三李生活于明清之际,年辈相当,按生年排列,李颥生于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享年78岁。李柏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小李颥4岁,卒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享年71岁。李因笃生于明崇祯四年(16 31年),小李柏1岁,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享年62岁。李颛虽然去过江南讲学,但晚年长期在家乡讲学,李柏长期隐居太白山,李因笃晚年与李二曲、李柏等关中名士,恢复关中书院并从事讲学著述活动。

    三李学趣各异,李颥倡明理学,李柏、李因笃以诗文名世。李颛与孙奇逢、黄宗羲号称清初“三大名儒”。明末清初是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关中学术与江南学术发生过很好的交流。李二曲曾在江南苏州、常州、无锡、杭州等各地讲学,影响及于大江南北,江南昆山大学者顾炎武也曾经长期游学关中,与李颥、李因笃过从甚密。顾炎武自谓有“关中三友”,这“三友”就是李颥、李因笃、王弘撰(山史)。

    总之,关中三李虽然学趣各异,但在他们的学行与诗文中都体现出实践躬行、意气浩然、慷慨豪侠、重视道德气节的关学气质,他们是明末清初关中理学,即关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关学”的概念,“关学”的历史定位,由于观察的视角不同而见解颇多分歧,对关中三李的学术思想及其定向缺乏深入研究,对关中三李与关学的关系缺乏明确的认识,对研究关中三李的现实意义也认识不足。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略述个人的粗浅认识,就教于同道朋友。

    一、关学流变与关学概念辨析

    所谓关学流变,就是关学发生、发展、衰熄的演变过程,要谈关学发生、发展、衰熄的过程,势必涉及关学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学术界对“关学”有两种理解:一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第11章所使用的“关学”,主要指北宋时期陕西地方以张载为核心的关学学派。认为:“北宋亡后,关学渐归衰熄”。

    一是陈俊民在其所著《张载与关学学派》中所诠释的“关学”,主要指北宋以降的关中理学,下限至明清之际李二曲做了终结。两种观点多年来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可以相互沟通。前者是就学派而言,有相对比较局限的时空界域,可以理解为狭义关学,后者是就地域文化而言,有相对比较宽泛的时空界域,可以理解为广义关学,各有指向。明清关中学者所使用的“关学”概念,均指北宋至明清时期的关中理学。《关学编》作者明代大儒冯从吾在《自序》中说:“题日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明代学者余懋衡在为明刻本《关学编》作《序》时说:“其书以‘关学’名,为关中理学而辑,表前修,风后进,用意勤矣。"笔者倾向用广义关学概念,即把关学理解为北宋至清代末年的关中理学比较容易论述关学的历史流变。说得更清楚些,关中理学就是关中地区的儒学,它是宋明理学的一部分。还有学者讨论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被称为关学学者的问题。笔者以为对这一问题不必过于烦琐,只要是北宋至明清时期在关中地区提倡儒学理学的学者,均可称为关学学者。因为我们主要是就地域文化的视角来为关学定位的。对于关学终结问题,陈俊民认为是李二曲做了终结;但是,很多学者认为在李二曲之后关学还在发展,郑涵慧先生提出关学发展的下限应到晚清刘古愚时代;中年学者武占江等论证关学发展到晚清刘古愚时代才导致了向近代学术的转化,这种断限可能比较合适。近年,还有学者提出创建“新关学”问题。何谓“新关学”呢?笔者以为无非是继承与发扬关学的积极精神,批评关学的保守方面,吸取西方当代新文化,以改造传统关学,这便是积极地实现传统关学的创造性现代转化。我们今天的使命不是创建“新儒学”、“新关学”,而是创建反映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中华新文化。当然,这个新文化,必须有地方特色、区域性特征。

    但是这种文化的地方特色、区域特征,随着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世界化、一体化的进程,和古代相比将会大大地淡化。未来的新文化可能具有更宽广的融合性与世界性。

    二、关中三李在关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关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时期陕西眉县张载创立关中地区的理学,遂与湖南周敦颐的濂学,河南程颢、程颐的洛学鼎足而三,奠基了宋代新儒学。关学因为独具思想特色,即与二程洛学相互影响,而又相互批评,关学重视躬行实践,发扬了实学学风,走上了笃实重礼的道路。在关中地区,如果从张载奠基关学算起止于清末,存在800余年,大体经历了4个发展时期。明代大学者冯从吾(少墟)作《关学编》卷一首立“横渠张先生”,次叙蓝田三吕(大忠、大钧、大临)。关学由张载创始之后,经由其弟子三吕和武功苏晒三水人范育等的传播,特别是苏晒“师横渠张子最久”,编次《正蒙》,整理、记录横渠与二程子论学的《洛阳议论》等,遂使张载论著得以流传。这是关学发展的第一时期。但是张子去世之后,吕大钧、吕大临、苏晒等弟子又东向投奔二程子门下,固守张门之弟子渐少,遂使关学一时冷落,出现了低谷,然而,关学并未衰熄,迄于明代特别是明中叶嘉靖以后,关学发展出现了转机,以薛碹为首的河东之学(包括薛碹弟子薛敬之、薛敬之弟子吕鹅以及马理等人),直须躬行、张扬关学学风。乃至明代后期万历、天启年间,冯从吾创立关中书院,培养关学人才。冯从吾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成为东林党一派士大夫在西北的首领,他积极提倡东林的读书讲学之风。这是关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王心敬在《关学续编》、《二曲先生传》中指出:“盖关中道学之传,自前明冯少墟先生后寥寥绝响,先生起自孤寒,特振宗风。’,冯从吾在魏忠贤专制时期,因被迫害,郁愤成疾而死,书院曾被阉党捣毁,关学受到沉重打击。但是随后“关中三李”继起,振兴了关学,使关学第三期得到发展。张载、冯从吾的关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关中三李’的学术思想。李二曲是清初反对空谈性理,倡导经世致用最具代表性人物,李因笃的父亲系关学大师冯从吾的私塾弟子,继承着关学学说,对经学有很深的造诣,所著《诗说》、《春秋说》积极发挥关学思想。李因笃在清初关心经学,有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自元明以来,游谈无根的理学、特别是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泛滥,使经学日趋衰微。顾炎武批评说:“天下生员不能通经知古今,不明六经之旨,不通当代之务”。他强调明辨经学源流“通经致用”。顾炎武对李因笃的经学、音韵学给以高度评价。李柏一生淡泊,不结交达官与权贵,长期过着隐居生活,号“太白山人”,“结庐太白山,读书学道”。治学自成一家,其学术思想比较接近张载。清末光绪十九年,眉县知县毛鸿仪主持修建“雪木祠”于故里曹家寨,并亲自为祠堂题写“道继横渠”的匾额,这便明确了李柏学术思想与关学的亲缘关系。高熙亭《重刊(槲叶集)叙》称李柏“皆大为表章于正学缺微之日,此关学再起之一机也”。虽然李柏、李因笃以诗文见长,但是他们诗文所体现的思想和学风,都归宗于美学。吴怀清在《三李年谱自序》中评断:“吾秦当有清之初,人文颇盛,尤以三李之道为最尊。所以,三李最有资格成为明末清初关学的代表人物。

    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已经深陷“空疏无物”“虚谈玄理”的末端,李二曲批评这种情势使儒学走向“名存实亡”的危机。为了挽救儒学危机,也为了匡正时务,李二曲提出“明体适用”、“匡时要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等主张。建构“悔过自新”、“明体适用”的理论,既建构了关学的体用一致、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又深化了道德内省、自律的原则,高扬了儒家的人文精神,李因笃一生潜心治经学,颇受张载关学学风影响,提倡经世致用,在其所著《圣学》、《荒政》、《漕运》、《治河》、《钱法》等文中贯穿崇实黜虚主张,与李二曲相互影响,使关学走上实学化道路、坚持“经世致用”学风,回归孔孟儒学正宗,使明清儒学与关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这便是李二曲对中国儒学的贡献,也是“关中三李”在关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明清两代在陕西传播关学、培养人才主要有四大书院:关中书院、宏道书院、味经书院、崇实书院。1901年清朝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通令全国改书院为学堂。这一时期关学发展的特点是继续批评“空谈性命”的理学大患,为迎接西学、接受近代自然科学促进传统关学向近代新学转化做好文化思想方面的准备。这一时期咸阳著名学人刘古愚(1843-1903)曾任味经书院山长、崇实书院院长,积极推进教育救国、教育改革的主张,批评“空谈性命”,而不征诸实物”的虚词之弊乃“今日之大患”,积极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推动传统关学向新学转化,为关学做了终结。是谓关学发展之第四个时期,亦即传统关学向近代新学转化的时期。这就是关学发展演变八百余年的历史。

    三、关中三李所代表的关学精神

    所谓关学精神,主要是指关学区别于洛学、闽学以及其他相关地方性文化的精神方向、精神追求。研究关学的精神方向、精神追求,就是力图从积极的方面和时代视角去总结、概括、提炼关学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优秀文化传统,从而使之发扬光大。

    《关学编·横渠张先生传》谓“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的,以孔孟为法、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在评价关学学者的气质与学风时说:“先生气质刚毅,学古力行,笃志好礼。居恒以天下为念,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张载与学者买田一方,画为数井,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故关中学者,躬行之多,与洛人并历数世不衰。”据《关学续编》记载,清初大儒李二曲七十六岁时,康熙皇帝西巡,欲召见其于行宫,并索著述。先生以老病卧床,恳辞召见。康熙帝特赐御书“操志高洁”匾额。二曲先生教授弟子以“改过自新”为心课,“尽性无欲”为究竟,以“反身”为读书要领,“名节”为卫道潘篱。清代三原人贺瑞麟在为清刻本《关学编》作序时说:“关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其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励廉耻,故有志圣贤之学者,大率以是为根本。”根据《关学编》《关学续编》《国朝汉学师承记》《三李年谱》所载明清以来学人的研究与评述,我们可以姑且把关学精神概括为:刚毅厚朴,务实重礼,崇尚气节,躬体力行。

    关中三李的气质、个性、为人以及学术思想充分地体现了关学精神和关学学风。

    吴怀清所以作《三李年谱》,不仅因为“三李之道为最尊”,而且他认为三先生“志同道合”。虽然“三先生身遭易代,卷念先朝,至今读其遗书,故国旧君之思,油然溢于楮墨。道德章,均足信今传后,国史列之儒林有以也。”(《三李年谱自序》)蒲城人井岳秀对关中三李的学行有过最中肯的评断。他说:“关中学者,清首三李。三君者,处境各殊,学亦不同,而志趋则一,皆遭易世之后,怀玉被揭,逐世而无闷,困厄穷饿而不悔。”李二曲强调理学,但不空疏,李因笃致力于经学但长于文词,李柏提倡诗教,故有人评断其力倡导诗教的关学。三先生各有所长,但都体现了关学精神。而二曲最为儒宗,实践躬行,守死不贰。天生(李因笃)以文学名海内,而慷慨有豪侠气。雪木(李柏)行事颇少概见,要其坚苦卓绝,观其辗转太白山中,餐冰饮雪,而意气浩然,不改其素。”(《三李年谱序》)新城人王树柏说:“吾观明之末季,抗节不屈之士,泰半出于山林韦布之徒,而关中三李尤飞名海内,照人耳目。”又说:“二盐先生……扶持正学,裨益人心。至于雪木、天生,其诗文以求事实,文学气节具备。”(《三李年谱序》)金兆丰更说:“甄综清之三李,亦犹孔生周世,章扬殷之三仁,其义一也。”(《三李年谱·金兆丰跋》)由此可见三先生在气质上都颇具豪爽之气,在文风上都提倡务实质朴,在学术思想上都尊礼重俗。经过他们的努力提倡,使关中风俗为之大变。

    这便是三李所代表的关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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