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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关学的繁荣期和终结期

清朝是关学的繁荣期,也是终结期。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末期。自洪承畴、吴三桂、刘泽清等叛明降清,特别是吴三桂为了夺回他的爱妾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圆圆曲》),引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义军,清朝统一中国凡二百六十余年。清朝初年,清朝政府的文化政策“恩威并存”。一方面兴文字狱,“儆戒士人”。如雍正四年九月,礼部侍郎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只因为出任江西考官时一道“维民所止”的考题,被附会为“雍正去首”,以心怀叵测,讪谤上皇而株连九族,格杀勿论;雍正七年五月曾静、吕留良文字狱兴,诛杀数十人;七月工部主事陆生柟作《通论》十七篇坐悖逆处斩;乾隆十八年刘震宇文字狱;乾隆二十年胡之藻文字狱,等等不胜枚举。对于文人学士来说,这是一个荒唐恐怖、人人自危、非理性的时代。另一方面清朝政府又施行怀柔政策,招抚名儒巨子以安定社会,安稳民心。与此同时,为恢复生产,还采取了招抚流民,励荒,兴修水利,减免赋税的策略,促进和发展经济。这些政策果真奏效,以至于到康熙、乾隆时期,达到清帝国昌盛强大的黄金时代。经济的发展为学术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谓古典学派的朴学,在皇家整理国故,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价值观删消取舍、考证搜补、辑佚纠谬的倡导下,蔚为大观,成为一代之学。堪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相媲美,凸现出一个时代思潮的显著特征。而在诸多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的举措中,那些从小受到汉文化良好教育,研读经史,深受孔、孟伦理学说熏陶的满族的皇子皇孙们,没有忘记发挥封建思想文化对人民群众的统治作用。在这方面,康熙皇帝可以称得上是清朝诸皇帝的典型代表。1679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向法皇路易十四报告说:“康熙皇帝是儒教的教主,这个资格加强了这个皇帝的权威”。(《康熙皇帝》)1713年,康熙帝亲自为熊赐履、李光地等编辑的《朱子全书》撰写序言,并直言不讳地说:“朕读其书(即《朱子全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以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由此可见,康熙皇帝着意甚至苦心孤诣地研究和倡导程朱理学,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确是熟谙此中三昧的。今人谈到清代,总不免有打碎“五味瓶”的感慨。为什么呢?!因为它曾经有过开疆拓土、康乾盛世的荣耀,也曾有过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它曾有过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和愚妄,也有过学术思想文化的繁兴;它曾有过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愚执和狂傲,也曾有过在西洋“船坚炮利”威逼下懦弱和奴才般的丑陋及苟且偷安……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的挺起。不少有识见的仁人志士从“西学东渐”中,在西方“奇器”撞击国门的危机中,睁大了眼睛,触目惊心看世界,产生了深深的殷忧浩叹!当西方在牛顿力学、笛卡尔解析几何以及万有引力定律、先进光学、电学、生物学的推动下,生产力大解放,突飞猛进,开始腾飞的时候,中国仍然没有出现知识的转型,依旧在汉学考据的“朴学”以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理学昌盛中陶醉。千年一统的孔孟儒学思想仍在封建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社会有如老牛烂车疙瘩绳,还在传统社会的慢车道上感觉良好的悠然漫步。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乃至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行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酝酿,在一系列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西方学术思想尤其是西方科学技术的认同中孕育。“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再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思想的启蒙到革命的自觉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一大批热切期望冲破满清封建腐朽统治牢笼,强国富民,使中华民族走出屈辱、贫穷、危亡困境的学人士子(知识分子)成为这场思想启蒙和具体实践的先知先觉者和先行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经过明末清初的冯从吾、二曲等人的铺垫、发展,经由声名影响颇大的耆儒名流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悉心介绍、传和倡导,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在清代虽未(也不可能)登堂入室,占领学统地位,但却得以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富于鲜明个性和特点的代表人物。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满清政府寿终正寝,作为理学支脉的关学也经历了一个由蓬勃发展、影响渐大到走向终结的历史过程。历史发展使然,厚古薄今、笼统空泛的宋明理学日见式微,被挤入历史的角落,少人问津,而面向未来、切实实用的科学则大昌其道。“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先声夺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关注的主题。纵使如此,作为理学支脉的关学特别是张载的学理思想的影响却十分深远。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如于右任、梁漱溟,甚至毛泽东等,都或多或少受其润泽,得其裨益。下面按时序就清代以来关学的代表人物作以介绍。关中三李:李颙,李柏和李因笃关中三李,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是指清代初叶关中三大儒李颙、李柏、李因笃。他们年龄相仿,同为关中学者,均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有着明之遗民的思想情结,人格风神相近,特立独行,淡漠名利,操行高古。在学术思想的探求上,虽各有所长,学业有专攻,但经常相互交流心得,切磋疑难,友谊甚笃。他们三人在发扬关学“重实”的传统方面莫逆于心,遗余力,并与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相呼应,扩大了关学的影响,代表了当时关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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