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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谈诗歌创作:内外痛苦是写诗的动力

 

  归来了,那曾经远射天狼星,学徐霞客游历八方,目光矍铄的焚鹤人。他说,西子湾是他最后的归宿。

  《逍遥游》跟随余光中夫妇的游屐,牵引出诗人的乡愁、文学启蒙、写作风格与文坛交游,更可见其走过中西思潮交会澎湃的岁月。那是用铿锵诗句垒叠起来的生命烛火。

  “如果自由诗变成只有自由没有诗的话,就是堕落了。现在很多诗人局限于自我内心,写的作品晦涩难懂。这样的诗读者不爱看,不能怪读者,只能怪诗人。”近日,在“诗的世纪”大师论坛上,诗人余光中如是说。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的这首《乡愁》曾代表一代人的记忆。最近上映的文学电影系列“他们在岛屿写作”中,《逍遥游》的主人公就是已经85岁的余光中。

  古典诗可以终生读,不一定为了写诗,因为里面有智慧

  余光中最喜欢的诗人都是中国的大师,从屈原、李白、杜甫到苏东坡,而工作上因为在外文系教学,所以也密切接触英美文学。余光中笑称,“所以一度是人格分裂的,是公私分明的。”

  “古典诗可以终生读,不一定是为了要写。因为里面含有智慧,不仅仅是诗体,有各种东西可以学。至于自由诗,到现在为止也还不到一百年。”就自己的创作经验,余光中说,“格律诗就是写得太保守、太有规律,所以内容矜持。到了30年代写自由诗,跳出了韵文化的陷阱,立刻又跳进了散文化的陷阱。所以这两者都要避免。”现在写诗歌文章,余光中常常以白话为主调,需要铿锵有力、诉诸权威、引人深思时,他会加入文言文。

  有人担忧诗歌已死,关于诗歌在当下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余光中非常乐观,“从‘五四’以来,新文学家很多擅长写诗。现在流行歌曲的歌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诗。我们这个时代诗的成果如何,贡献如何,恐怕还要更长的时间来回顾。”

  若自由诗只有自由没有诗,就是堕落

  近日,因为诗人顾城自杀20周年,引发了关于“诗意与残忍”的讨论。诗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是选择寂寞,还是出入市井?余光中坦言自己的生活方式很寻常,“吃过饭有时候我帮太太洗碗。她去买菜,我开车送她去。唯独陪我太太或女儿去Shopping,比较不耐烦,因为她们看来看去都不能决定要不要买,我站在旁边,手足无措。”

  面对诗歌地位的江河日下,诗歌阅读已走入某种困境。余光中认为,当下诗歌不景气,不能去怪电视、流行歌和互联网。诗人应该问问自己:“你写得足够好了没有?”

  对一些宣称是“自由诗”的东西,余光中颇不以为然,他说:“如果自由诗变成只有自由没有诗的话,就是堕落了。现在很多诗人局限于自我内心,写出来的作品晦涩难懂,跟读者之间没法进行情感上的接通,又以冷僻的句子故作高深之态。这样的诗读者不爱看,不能怪读者,只能怪诗人。”

  他认为,好的诗应该是“深入浅出”、“一望即知”或“一望即感”。理性上不能让人明白、美感上又不能击中人心的诗作,早晚还是不要写了。虽然余光中的诗读不懂的很少,但是他幽默地表示自己常常要为写诗写得看不懂的人来辩护,十分冤枉。

  “《乡愁》变成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

  对于大陆读者最熟悉的《乡愁》,余光中对这首诗作抱有复杂的感情,“《乡愁》是我40年前写的,那个时候在大陆‘文革’的后期,所以我心情很暗淡,认为此生也许回不去了。后来,《乡愁》在大陆选入教科书,很多人会背。可是它也妨碍我,因为它好像变成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最近台湾还有一位音乐家把《乡愁》谱成了南管,也有人谱成苏州评弹,总共有十几种。我很多诗跟《乡愁》完全不同,有些人想认识我,喜欢诗的话,请把这首诗暂时忘掉。”

  为何40年前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创作的乡愁,至今仍然打动许多年轻读者?余光中认为,即便现在交通发达,人们之间的沟通非常方便,但并不是没有离乡背井的感觉了,乡愁仍然存在。“所谓的乡愁,就是一种回不去的状态,并不是指一个特殊的地点。可以是故乡,也许是精神上或各种意义上的‘故乡’。”

  “陆地上写作的人,如果心胸不广阔,未必比在岛屿写得好”

  “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电影系列以纪录片形式记叙了6位台湾文学大师的生活和写作:《两地》(林海音)、《化城再来人》(周梦蝶)、《逍遥游》(余光中)、《如雾起时》(郑愁予)、《寻找背海的人》(王文兴)、《朝向一首诗的完成》(杨牧)。

  余光中本人对“岛屿写作”这个概念很感兴趣,他说,“不光是我们,莎士比亚也在岛屿写作———英国本身就是个大岛;古希腊有九个岛屿,大家都争相说荷马是他们岛上的人;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岛,也写了很多好诗。反过来,在陆地写作的人,如果心胸不广阔,那未必能比在岛屿上的人写得更好。上海还曾被称为孤岛。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身处岛屿上。”

  包括余光中在内,“他们在岛屿写作”的历史背景是1949年的历史分野,这6位作家或迁台后无法回到故乡,或生长于台湾无法走到对岸,余光中的经历只是这批作家的一个缩影,“我这一生,前半生很不幸,遭遇两场战争———抗战和内战。到了岛屿上开始写作的时候,远离了我的故乡。”但也正印证了那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余光中感慨说,“战争影响全国人民。可是对于诗来讲,杜甫如果没有经历安史之乱,他的许多写实诗就没有了,李白和白居易的诗里也有写到战乱。”

  内外的痛苦是写诗的动力,但幽默有时比愤怒更重要

  动荡的生活成了余光中诗歌的一部分。可是在他看来,即便日常生活也是痛苦的,从而让诗人能不停地去写,“后半生的痛苦来自日常生活的压力,24小时不间断,连做梦都不能逃过。”但余光中也说,“痛苦大到一定程度,一定是写不好作品的,因为缺乏了一个审美的能力,痛苦太大只会危险到生命。”

  每个时代都面临着不同的苦难,没有遭遇战争不见得就很平凡。“‘宅男’也能够成大事业,哲学家康德和叔本华没有什么旅游经验,他们照样思想可以很发达。‘宅男’也好‘浪子’也好,都可以写诗。”

  “宅男”之外,余光中还谈到“愤青”,“西方也说是Angry Young Man,英国出了一些愤青,美国出了一些嬉皮,他们希望回归心灵,所以远离美国文化中心,跑到西部去。我有时候也很愤怒,不过我觉得愤怒对解决问题的效果不如幽默感好。幽默,就是你不正面迎敌。李小龙拳打得好,他先要学会如何躲避,如果每一次都硬工夫去接招,还是消耗得很厉害。幽默是把问题转个弯来处理,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幽默感,他日子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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