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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的形成与发展

       所谓“关学”有广义和狭义两重涵义。广义是指关中的学术文化总称,即秦文化,狭义的关学是指北宋张载所创立,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结束,历经八百年的宋、元、明、清的理学。现在介绍的关学指狭义的关学。现据有关资料,将张载与关学的发展作出简要论述。

一、宋元明清“关学”的发展

       关于张载的师承关系,目前好多新编史载和著作都把张载拜在范仲淹的门下,是范仲淹的高足弟子,《宋元学案》也做过这样的记载。这要做具体的分析,宋仁宗时,正是张载的青年时期,西夏国经常侵扰陕西边境,范仲淹因越职反映宰相吕夷简专权,被降职为陕西招讨副使兼知延洲,张载正值年青方刚,看到这种局面便想组织人力抵抗,保卫家乡,收复被西夏占领之地,便上书范仲淹“边议九条”慨然以功名自许,范在延安招见了张载,见其“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劝他去读《中庸》。以后再未见到范仲淹,加之范仲淹在陕西抗夏只有三年,张载与范也只有两三次书信来往,说张载是范仲淹的弟子不妥,只不过张载在转变他的事业上(以儒取仕)受到了范仲淹的指点和影响。陈俊民所著《张载的哲学思想与关学学派》一书做了详尽论述。

       宋神宗继位后,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后遭到皇戚国舅的阻挠和反对,导致了南方与北方的“新旧党争”各派政治思想才相继出现,于是便形成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二程为代表的洛学、苏轼兄弟为代表的蜀学的各学派并存和对立。张载所创的关学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学”和“行”中几经周折而自立的学派。他并无师承,也无渊源。由于张载没有卷入当时的“新旧党争”故关学的衍续也无任何党派依傍。在宋代,关中士人中蓝田吕氏属名门望族,影响颇大,其祖父吕通为太常博士,因为葬在蓝田,吕氏遂世代家居蓝田,父吕黄官拜比部郎中,生吕氏兄弟六人,一个夭折,五人登科及弟,在吕氏兄弟中属吕大防官最高,哲宗元佑元年拜尚书右丞宰相,封汲郡公,其余大忠、大均、大临均官居要职。张载在关中开始讲学,首和者为吕大均,其居大忠,大临相继都尊张载为师,这才带动了关中学者奔向张门求学之风。加之张载的弟弟张戬将女儿嫁给吕大临,使张载与吕家成了亲上加亲。吕大防虽不属张载门人,《宋元学案》记载其人与张载同调,张载辞官回横渠讲学后,吕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复其官职,后诏为太常礼院,因与礼官不合,辞官行至临潼,病逝馆舍。这就可以看出关学的领袖和思想支柱是张载,关学的政治经济支柱是蓝田诸吕。这正是“关学得以形成发展,并与二程‘洛学’及王安石‘新学’构成鼎立之势的重大政治因素。张载殁后,三吕投奔二程门下,靠近‘洛学’关学从此没落。但承其传者还有长安李复、张舜民、彬县游师雄和种师道薛昌等,但蓝田三吕著书最多,主要著作有:《吕氏乡约》、《吊说》、《克已铭》、《吕蓝田语录》、《中庸解》等。”

        “完颜之乱”后,北宋灭亡,南宋迁至杭州,北方的学者不愿做外族的官史,但又无法生存,他们就遁迹山林。出现了由咸阳王哲(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成了道教在北方的重要派别,全真教主张出家建立丛林制度。而南方这时正经历抗金战争的同时,朱熹“闽学”盛行。由于南北不通,关中人几乎不知朱熹《四书集注》为何物。有百年不闻学统之叹。

       元统一中国后,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为理学发展提供了北传和入关的条件,而关学本身也保持相对独立的学统,象金元时期杨涣的“户县之学”杨天德,杨恭懿,杨寅子孙三代的“高陵之学”等都是倡导关中自学成统,但影响不大。当时的“横渠书院”已被列为全国的四十个书院之中。此时元朝统治阶级采用“祖述通变,附会汉法”的治国方针,所以,随着朱熹,“闽学”北传入关,又促使关学复兴。

       到明朝,以理学开国,明成祖朱棣敕撰《四书大全》等儒家书籍颁行天下,形成了明初“政教合一”的朱学统治时期。明中期,由于朱熹学说“即物穷理”(理一元论者)支离烦琐,难以领略,明中期出现了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知行合一”学说(心一元论者),另立宗旨,出现了“阳明学”的百年统治时期,但仍为关学振兴开辟了一条坦途。有史记载“在这前后三百多年间,关中的理学家就达百人,最有名的学者是高陵的吕柟,号泾野,此人在南京为礼部侍郎时,和王阳明敢唱对台戏,王阳明讲“心学”而他崇拜张、程、朱学说,和王阳明对衡,在南方“东林书院”等地讲学,可与王阳明“中分天下”晚年辞官回乡,建立书院,培养学生,著书立说,他的主要著作有《四书因问》《宋四子抄释》《周易说翼》《礼问》《泾野先生文集》等,成了张载之后,关学的大学者。还有一个学者是长安的冯存吾。他在朝做过御使,因在官场上不阿宦官魏党,回到长安家乡,居家二十六年闲门著书,不关外事,他的主要著作有《关学编》《疑思录》《辨学录》等,他和吕泾野是明朝关中著名的学者。关中的学者很可怜,因有学问,他们被提拨去做官,在官场因崇尚气节,正直仗义,与宦官奸臣,不能调合,必然进行斗争而遭排济,回来后又隐居做学问,这就是关中学者所走的道路……。(陈俊民《张载的哲学思想与关学学派》)。

       明朝末年,阶级予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出现了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清军乘虚入关,建立了大清政权。这一事变震动了知识界,也震动了“以气节著称”的关学学者,他们目睹“明朝”以来思想界“置书不观”“空谈性命”的观点,认为这是王阳明学说造成的恶果,于是关中学者,李二曲(周至人)江苏昆山顾炎武,浙江余姚的黄宗熹,湖南衡阳王夫之等均掀起对理学进行批判和讨论。以李颙(二曲)为首的关学派和富平李因笃,眉县李雪木号称关中“三李”还有户县的王心敬,华阴王宏撰等,他们虽不象黄顾那样明显“反王尊朱”但都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张载实学和尊行以躬行礼仪为本的总目标。李颙的思想主要是“悔过自新”说,他认为只有明学术,正人心才能拯救天下的老百姓。他认为清朝乃异族统治,加之他家境贫寒,向康熙进献他的《四书反身录》,以表自已的主张,这一点他又走了关学中其他学者所走之路。此时,湖南衡阳还有王夫之(号船山),他在学术上完善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本”“一气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专门注释了《张子正蒙》等著作。他“为张横渠之正学而奋斗了一生”,成了明未清初的大思想家,哲学家。使张载的学说达到了新阶段。晚年又建立船山书院,成为湖南湘学文化的重要源渊。他的思想对早年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说:毛泽东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列主义,二是中国传统哲学思崐想,前者是毛泽东接着马克思和列宁讲,后一个是接着王夫之和张载所讲。

        此后从乾隆到光绪年间,虽然出现了韩城状元,王杰,三原贺伯真等继承,以及泾阳王徵在明末将“格物穷理”同耶稣会传入关中的西方学说相契,以经算教授乡里,转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这一时期虽无名人建树,但随着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关学出现了咸阳刘古禺和礼泉宋伯鲁,兰田牛梦州,三原于佑任等,贡献最大者属刘古禹和于佑任,他们都继承发展了张载的爱国思想和重视教育,学以致用的实学救国主张,刘古禺提出“除虚文,修实学”的口号,制定“励自正、自勤、求实、观时、广识,崐乐群”十二字学规,同时增加西方学术内容和创办工厂,培养有科学有知识的人才,并在关中各地集资办学创办义学,于佑任是刘古禹的高足弟子,继承发展其宗师教育思想进行男女并教,男女平等,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传统文化并学的教育主张,1931年他来张子祠拜谒张子,亲手题写“母校千秋”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目前对张载和关学的研究动向

       张载是关学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他的思想在当时关中地区影响很大,追随他学习的门生一时云集,以他为中心形成了理学史上最大的学派之一。关学学派在学风上有自已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学贵有用”这种精神表现在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如军事、兵法、天文、生物、医学、水利、教育、礼仪等,其二是株守儒学,躬行、礼教。关中学者以捍卫儒术,反对佛老自任,在理论上批判了佛道的许多观点,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躬行礼教的道德实践,反对把“心性之学”仅当作空谈。关学的传统学风在北宋以后历经元、明、清各代,在很长时期,至今仍影响着关中地区的学者,因此,就连“心学”的著名代表明代王阳明也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时至今日,张载的著作和哲学思想在学术界仍受重视,一九七八年中华书局重新刊印了《张载集》为明清以来各种版本《张子全书》中最完整的一个版本。建国后众多研究张载哲学的单篇论文且不论,在各种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理学史著作中,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编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邱汉生和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张载的哲学都占有显著的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张载哲学思想的专著不断涌现,如:张岱年著的《中国十一世纪唯物论张载》,陈俊民著的《张载的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和校阅出版的《吕大临易学发微》《关学编》《关中三李年谱》陈宜山著的《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喻博文的《张子正蒙注译》还有即将出版的关学与其他学者的著书有《兰田吕氏遗著辑校》《李二曲集》等。特别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在张载的故乡眉县召开了全国张载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六十余篇,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张载哲学新论──气化之道》已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把张载与关学的研讨推向了新阶段。

       张载的学说,不仅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而且在海外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来华传教士丁题良在其《翰林集》上中推测,17世纪法国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以“太和”和“漩涡说”曾经受到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影响,世界当代著名的科学技术史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评价了张载的“宇宙论”学说。西德的汉学家已将张载的《正蒙》一书译为德文出版。《吕大临易学发微》新加波于1987年已出版,特别是在日本,以东京大学学者为学派的东京派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把张载关学,还有朱子学和阳明学作为自已的重点研究课题。康熙初年周程张朱(即濂洛关闽)著作在日本于延实三年(1675年)即康熙十四年正式刊印后,日本学者“今井于三郎”对张子全书做了题解,还有若林强齐的西铭口议,久米订齐西铭讲,米川菜之的西铭谚解,山内昌轩的西铭考等日文在日本最流行,各书库都有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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