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989年至1992年,我随西北大学中文系阎琦教授攻读唐代文学硕士学位。记得我向阎老师呈交的第一份作业,便是读王勃诗的心得体会。阎老师看后比较满意,建议我进一步搜集有关王勃研究的资料,整理成一篇文章发表,以便为顺利完成学业奠定基础。同时他还建议我,如果有兴趣,在平时的阅读中,注意“初唐四杰”的有关材料。因为“初唐四杰”的研究,迄今在学术界仍是一个薄弱环节。阎老师的话,为我最终确定学位论文选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如同你要打油井,却不知道从哪儿下钻一样。有人运气好,打出了富油矿,有人运气差,打出了贫油矿,还有运气更差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在下钻之前,请专家认真勘探,分析论证,必然会减小采矿的盲目性。众所周知,唐代诗人、作家群星璀璨,诗文作品如汗牛充栋,其研究成果也是多不胜数。要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意、有突破,是非常难的。于是,我便按照阎老师的建议,把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确定为《论“初唐四杰”及其诗》,期望能在“初唐四杰”处打出富油矿。几年来,我在阅读“四杰”文本的同时,较多地查阅了有关“初唐四杰”的前人研究成果。在攻读学位期间以及取得学位后的数年间,我先后在《唐代文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华夏文化》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有关“初唐四杰”的研究论文。

后来,由于工作性质和环境的变化,我逐渐减少了对“初唐四杰”的关注。

时隔多年后的2002年,三秦出版社文史编辑室编辑李郁先生告诉我,他正在编辑一套“千古数风流丛书”,希望我能加盟,在硕士学位论文《论“初唐四杰”及其诗》的基础上,写一本力求使更多读者能够读懂的、全面介绍“初唐四杰”及其文学活动的书。

这使我犯了难。从1997年起,我便改行从事行政工作,与学术研究几乎一点不沾边,对唐代文学研究界的动态也是恍如隔世。重新捡起,谈何容易?

由于平时工作忙,加上自己才疏学浅,有时在桌前一坐,半天写不出一句话来。我曾多次打退堂鼓,不想为难自己,几度一辍笔就是数月。直到“千古数风流丛书”第一辑全部出版,我还没有完成任务。我给李郁打电话说,丛书既已出版,我的那本就算了吧。但李郁还是不依不饶,希望我继续做下去,再找机会出版。就这样,我最终还是在诸多师友的鼓励下,利用业余时间硬着头皮做了下去,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书后所附《文人的“毛病”》和《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哀》两篇文章,是我在写完《初唐四杰》后的一些感想。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查阅和参考了许多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由于此书仍属学术普及性读物,我在行文中力求尽量注明参阅成果的出处,个别未注明出处者,多从行文方便考虑,敬祈学界及广大读者谅解。

如果没有挚友李郁的催逼、拙荆何媛的监督,此书是难以羞涩面世的。恩师阎琦教授愿为作序,对荒疏学业多年的学生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特别感谢的是西安市灞桥区人大副主任、区文化学会理事长刘琦先生。刘琦先生是位学养深厚的文化人、书法家,属于典型的学者型领导干部。多年来,灞桥区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热闹非凡,区文化学会和刘琦先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得知我的《初唐四杰》已经完稿,刘琦先生非常高兴,并在书的封面设计、装帧印刷等方面,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他还热情为我的书稿题写了书签。作为前辈,刘琦先生对文化事业的热情,以及对后学的扶掖和关爱,将使我永志不忘。

最后,我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们读完此书后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姚敏杰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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