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哀

附录:

提到中国古代文人,我的脑海里就会像放电影一样地出现一组镜头:一位衣衫褴褛的穷秀才摇头晃脑地吟诗作文,之乎者也。秀才在书僮的陪伴下爬山涉水,进京赶考。科考得中,秀才成了状元。峨冠博带的状元披红带花,荣归故里……一个老掉牙的故事框架不知演绎了多少中国文人在仕途上的酸甜苦辣!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做了官就有了特权,有了特权就意味着有了一切。所以在我的感觉里,中国文人是最爱做官的。孔门弟子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于是有了“头悬梁,锥刺骨”,有了“凿壁借光”,有了“映雪囊萤”。十年寒窗,学富五车,就是为了换个官当。广西贡院有幅对联这样写道:十年寒窗诵四书言五经习六艺只为龙门一跃,三考得志官七品威八面谒九尊全因河鲤重生。历朝历代,相延成习,文人们趋之若骛地竞奔在仕途上,乐而不疲。似乎做官从政,在仕途上春风得意成了文人自我价值的唯一实现形式。

当然也有例外。《庄子·秋水》篇里讲了一个故事,庄子的好友惠施在魏国做丞相,庄子打算去拜访他。惠施误以为庄子来意不善,想和自己争夺相位,竟派人搜拿庄子。庄子见到惠施后,对他说,鹞鹰得到一只臭老鼠,惟恐鵷鶵相夺,殊不知鵷鶵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从不把臭老鼠当美食的。鵷鶵毕竟是神鸟,庄子毕竟是神人,红尘中的文人总得吃喝拉撒睡,离不开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多数文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官职当臭老鼠。虽然后世不少文人也常引用这个典故以示自己敝屣功名、品行高洁,却总让人觉得矫情,颇有些“酸葡萄”的味道。

因为文章不能当饭吃,所以从孔子开始,中国文人似乎就未走出这样一个怪圈:他们一方面得心应手地创作着美仑美奂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辛苦恣睢地追求着“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政治理想是他们的内在追求,文学作品则是这种追求的外在表现,是政治理想的“副产品”。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只是为文人的头上戴上了一顶光环,并不一定能为他们追求政治理想锦上添花(“文字狱”不知害死了多少优秀的文人),而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却常常是文人们创作文学作品的素材源泉乃至精神支柱。于是,文人们在追求中苦闷、彷徨,在创作中自娱、欢欣。仿佛命运在捉弄他们,偏偏让他们事与愿违。最终,他们仍然是自娱的文人,而没有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政治家。正所谓“有心栽杨杨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部中国文学史,实际就是中国文人的仕途苦旅史。由于中国文人始终有着难以消解的仕途情结,所以中国文学里充满了文人怀才不遇的悲鸣。在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中,极少数文人如愿以偿,步入仕途。绝大多数文人则仕数不遇,壮志难酬。在如愿以偿的少数文人中,最终因政绩卓著而堪称政治家者,寥若晨星。在仕途上艰辛跋涉,政绩平平者则所在多有。只有其中一部分人虽然身在朝廷,却心在文学。他们和那些仕数不遇、壮志难酬的绝大多数文人共同构成文学创作的庞大队伍,“种瓜得豆”地在文学创作的田地里收获着成绩和希望。真正青史留名的伟大的作家、诗人,就是产生于这个队伍中的文人。

文人的悲哀正在于这种“种瓜得豆”的不对称性。这又怨得了谁呢?文学创作在中国古代没有成为一种职业,文人对文学的追求不足以为“稻粱谋”,谁还愿意把文学当作独立不倚的追求对象,把在文学事业中建功立业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呢?生存的需要使得文人的“种瓜得豆”成为难以规避的宿命。于是,有人便说,文学家、诗人的一生注定是与苦难、煎熬相伴的一生。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排比句,常为人征引:“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包括司马迁在内,也是在受“宫刑”之后,隐忍苟活,创作出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部伟大作品的。从孔子、屈原到司马迁,大凡青史留名的文人,多有“得咎”于政治而成就于文学的经历。

司马迁之后,文人们不思悔改,继续汲汲于功名,拥挤在仕途经济的独木桥上,撒着政治的种,结着文学的果。曹植贵为皇子,竟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到来自骨肉同胞的迫害。在政治失意之后,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到了唐代,文人对仕途的热衷可谓登峰造极。“初唐四杰”作为新一代文人的代表,在文坛上造成较大的声势。他们恃才傲物,狂放不羁,毫不掩饰对功名利禄的向往和追求,有时甚至表现为赤裸裸地要官做。比如王勃在《上刘右相书》中写道:

仆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缓带,拟贮鸣琴;衣袖阔裁,用安书卷。贫穷无有种,富贵不选人。高树易来风,幽松难见日。羽翼未备,独居草泽之间;翅翮若齐,即在云霄之上……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抟风,舍薹衣而见绛阙,幸甚,斯不为难矣。

这段话把当时文人追求功业、积极用世的心态暴露得淋漓尽致。在文人们看来,既然时代给予了文人和文学以机遇,文人就应该谋取卿相,文学就应该干时济世。表达对仕途功业追求和向往的诗文,在“初唐四杰”的诗文集中比比皆是。但是,“四杰”都只做过很小的官,抒发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思想感情成了他们诗文创作的主要内容。杜甫一生都在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但我们从他的政治履历表里只看到“左拾遗”这个专职讽谏的官职与他的理想较契合,其他如华州司功参军、工部员外郎之类,不过是看看库房、管管基建之类的小官,与杜甫的理想实在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大概由于“工部员外郎”这个官职在世俗人眼里实惠多多的原因吧,杜甫从此有了“杜工部”之称。工部员外郎虽然管一些建筑工程之类的事,但与杜甫能使“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万间”“广厦”工程的要求相比,这样的官职实在太小了。杜甫一生创作最多、最辉煌的时期,其实也是他仕途最坎坷、生活最困顿的时期,倒是在短时期的平顺生活中,他的创作反而量少且乏善可陈,无怪乎他会在诗歌中发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一声叹息。李白的政治理想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为的是求仕;他向当道上书,也是为了求仕;他隐居学道,想走“终南捷径”,目的仍然是求仕。正是在求仕的过程中,李白彰显了他狂放不羁的个性和极富魅力的人格;也是在求仕的过程中,李白创作出大量感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诗篇。但是,李白一生最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就是得到唐玄宗的赏识而供奉翰林三年。然而,唐玄宗赏识李白的并不是他“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才能,而是他的文学才华。就像当年贾谊被汉文帝召见一样,只落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尴尬境遇。所谓供奉翰林,其实就是让他做宫廷里的御用文人,这显然不是李白所想得到的职位。于是,狂歌纵酒成了他排遣郁闷心情的最佳方式。朝中大臣们见他狂放不羁、恃才傲物,也看他不顺眼。唐玄宗经过三年的近距离考察,也觉得他不是“廊庙之器”。在这样的处境下,连他本人都感觉到无尽的悲哀。在《宋玉事楚王》一诗中,他自比宋玉,受到登徒子的忌妒和诬陷而被斥去朝。在《绿萝纷葳蕤》一诗中,他又白比遭人遗弃的妇女。在《秦水别陇首》一诗中,他则自比陇头流水,发出“挥涕且复去,恻怆何时平?”的悲鸣。

唐人如此,后世的苏轼、王安石、曹雪芹、龚自珍等等著名文人,莫不如是。

为什么文人在仕途上动辄得咎、步履惟艰?你可以归纳出很多客观原因,比如“世胄涉高位,英俊沉下僚”、“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制度弊端,比如“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时世需求,等等。但我以为,文人在政治素质上的储备不足是使文人难以在仕途上站稳脚跟并成大气候的最根本原因。政治关系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只需要服从,与文人天真率性的品质格格不入;政治家需要胸怀天下,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做出“丢卒保车”的决策,文人则容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往往小题大作,因小失大;政治家在波谲云诡的复杂形势下,多权谋、善机变,能够自如的驾御局面,文人则往往六神无主,手足无措,在慌乱中坐失良机;政治家处事果决,文人则优柔寡断……

我断然没有腌臜文人的意思,只是想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本可以在文学事业中大展宏图的文人们为了生计却不得不拥挤在并不适合于他们的仕途经济的独木桥上,因为在文学上“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付出,换不来一家老小的温饱。这才是文人莫大的悲哀。

当然,文人并不是天生不能做官,事实上历史上的好官多是文人出身的。但这些出身于文人的好官从严格意义上说已经远离了文人的职守,他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准文人”。他们的政治素质已远远高出了他们作为文人的素质,他们已然实现了从文人到政治家的历史蜕变。也许从今人的眼光来看,魏征、张说、姚崇这些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大文人,但若论文学贡献,他们无法和同时代的“初唐四杰”、陈子昂们比肩,和后来的李白、杜甫们相比,更是无法望其项背。反过来说,如果“四杰”、陈子昂、李白、杜甫们也像魏征、张说、姚崇们一样仕途坦荡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在文学上做出多大的贡献,唐代文学史就得改写。

王维虽然官至丞相,但从史书上几乎看不到他在政治上有什么建树。亦官亦隐的优游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殷实的物质保障,他可以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心无旁骛地在诗文创作的领域耕耘他的“自留地”。于是,后人知道了作为诗人的王维,却少有人知道当了高官的王维。这其中,不也包含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某种悲哀?

话又说回来,王维亏得有了他的那块“自留地”,否则,他就什么也不是了。

(本文中文人特指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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