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毛病”

附录: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文人既是人,就免不了要犯常人都会犯的错误;但文人又毕竟是文人,在常人眼里是头项上有光环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文人的错误常会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夸张,被放大,成为常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其实,犯了错误并不可怕,怕的是文人自以为头上真有光环,在错误中不能自觉,无法自拔,衍变成了习惯,成了“毛病”,成了“人品问题”,就有可能招致人们的口诛笔伐,就有可能使这个文人身败名裂。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自古以来的文人多是有些“毛病”的,所谓“文人无行”说的就是文人的“毛病”。就拿唐代的著名诗人来说吧,“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均恃才傲物,为同僚所不容。王勃甚至因杀人而坐过牢。杨炯为官苛刻,动辄“杖杀”下属,“不为人所多”。卢照临在蜀为官期间与一郭姓女子同居,离蜀后便无消息,致使该女子有孕在身,整日以泪洗面。骆宾王“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王翰白比王侯,对同僚颐指气使;王昌龄则因为“不护细行”而“屡见贬斥”。李白狂放不羁,携妓纵酒;杜甫性情褊躁,“恃恩放恣”。李商隐“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杜牧直陈“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中国如是,外国亦然。英国一位名叫保罗·约翰逊的学者在他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揭露了十四位西方世界非常著名的文人身上鲜为人知的“毛病”。比如卢梭,我们都知道他是创作了《忏悔录》的大作家。他自称是“人类的朋友”,生来就是为了爱的,但他对曾多次援救过他的华伦夫人(卢梭的养母兼情人)却表现出令人发指的忘恩负义。雪莱是中国读者都非常熟悉的大诗人,他在两性关系中表现出十足的流氓嘴脸。他总以为对于性行为的通常准则,自己永远有一种豁免权,于是不断的找来一些年轻妇女成为他的性伴侣。萨特曾勾引过许多十六七岁的女学生,自己则像东方的君主一样幸临“后宫”。托尔斯泰有个私生子,但他却从来没有承认过,更遑论给予父亲应该给予的亲情和关爱!

可见,在文学史上,文人的文品和人品存在分离现象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对传统的“文如其人”之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南北朝时期的梁简文帝萧纲说过“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更明确地提出了为人与为文不必一致的二元论主张,从而使文人文品与人品的分离由不自觉变为自觉。萧纲本人是创作轻艳浮靡的“宫体诗”的鼻祖,但史料中却未见其有劣迹记载,反称他“有人君之懿”。他的弟弟萧绎并不好声色,“颇慕高名”,但其诗赋创作却婉丽多情,极尽声色之能事,活脱脱一个登徒子。以李世民为代表的由隋入唐的开国元勋们多是戎马倥偬的英雄,但唐初文坛却是“四面细弱的虫吟声”(闻一多语),显然与这些英雄们爱好和倡导气格卑下的艳情、“宫体”之作有关。可见,把为人与为文、人品与文品简单地划等号,是不负责任的形而上学。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把文人的文品与人品分开来看,审美评价和道德评价划境而治。特别对于那些著名的大文人来说,善良的读者会因为对作品的偏爱而忽略对人品的关注;即便看到了文人身上的“毛病”,也会“为尊者讳”地辩之以“不以人废言”、“不以一眚而掩大德”。这就是之所以如上所述的文人们并没有因为身上的“毛病”而过多地影响他们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的原因所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人的人品无关紧要。和其他人一样,人品也是文人立身行己的根本。事实上,上述的大作家们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都因为自身的“毛病”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或者仕途坎坷,或者穷愁潦倒,或者被人孤立,或者遭人唾弃,有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唐代大诗人宋之问,是“沈宋(之问)”近体律诗的完成者之一。他的诗歌文情并茂,最为时人好评。起初谄事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遭遇贬谪后,不堪其苦,逃往张仲之家避难,得知张仲之有谋杀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之心,便告发了他。因告密有功,宋之问不仅赎回了遭贬之罪,而且得到升迁。后来又因贿赂罪而被贬官。到了睿宗时期,宋之问旧习难改,屡有劣迹,被流放岭南,最终在玄宗手里被赐死。如此不堪的人品,人们当然认为他死不足惜。相传,他的外甥刘希夷创作了《代悲白头吟》一诗,其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宋之问非常喜爱,想据为己有,竟用土袋将其外甥压死。后人多认为这个传说不太可信,有人干脆就说,把这样的“屎盆子”扣在宋之问头上,盖因其“人品卑下”之故。

由此可见,文人的“毛病”一旦超出了“度”的界限,就不仅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他(她)的道德评价,而且会间接地影响人们对他(她)的审美评价。如果人们在阅读了自己喜欢或崇拜的文人的文学作品后,再“知人论世”地阅读到文人身上的诸多“毛病”,诸多人品上的污点,那么,因阅读作品带来的心理的感动还能留下几分?当代的一位著名评论家曾用“我吞下了一只苍蝇?”来形容自己内心的感受。我想,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读者会因此而对其心目中喜爱或者崇拜的文人大打折扣,而这种“折扣"不正是读者对有“毛病”的文人的“惩罚”吗?这种“折扣”不正是“人品卑下”的文人本该付出的代价吗?

可惜,今天的不少文人更多地看到前代文人“辉煌”的一面,他们在羡慕前代文人所取得文学业绩的同时,邯郸学步地继承了前代文人们的“毛病”并使之发扬光大。北京既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狂人”作家,上海更有“用身体写作”的“宝贝”文人。广州的女编辑在网上自曝性乱交而名利双收,重庆的男“名编”则因大肆宣扬自己的同性恋而更加“著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代文坛颇有些“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味道。我们不敢设想,倘若让“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和“宁愿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看到他们身后的中国文坛竟被糟践成了这般模样,不知该作何感想?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作好文章乃文人之为文人的题中应有之意。文人既然选择了为多数人所敬慕的职业,就应该为这多数人负责,在甚嚣尘上的物欲洪流中,保持对职业道德的虔诚坚守,以“铁肩担道义”的时代责任感,“妙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当代人、无愧于后人的真正伟大的“文章”。

重新回到文头的话题,我们不禁要问,文人在“毛病”、“人品问题”中不能自觉、无法自拔的局面是谁造成的?难道仅仅是文人自律不够的问题?广大受众中某些不健康的价值取向,难道不应该承担部分责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长思之。平心而论,当代文人中不乏“德艺双馨”者,他们默默地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收成”。而那些只是借用文人行头的所谓“文人”,在文坛上“叫春”、“裸闹”一阵子,便能博得满堂喝彩。敢问这些“文人”,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表演?这使我不由联想到唐代诗人陈子昂的传奇故事。陈子昂当年为了改变在京都长安人地两生的被动局面,重价购得一把胡琴,在长安城的繁华街头宴请社会名流。待到大家酒足饭饱之后,陈子昂当众砸碎那把胡琴,然后把自己的文章赠送给各位。经过这番索隐行怪的“折腾”,本来就是文章高手的陈子昂在“一日之内,声华溢都”。一场“闹剧”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振起一代文风的陈子昂!

解铃还须系铃人。为“叫春”、“裸闹”叫停者,非当代文人自己莫属。如果当代文人继续在金钱的驱动下哗众取宠,继续在浮躁的喧嚣声中“放荡”下去,最终只会白取其辱、自毁前程。总有一天,屡受愚弄的受众会因为你是有问题、有“毛病”、“人品卑下”的文人而永远不再买你的帐。到那时,你即便有了迷途知返的自觉,也已为时过晚;你纵有无伦的才调,也只有挠首踟蹰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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