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历代对“初唐四杰”的评价

历代对“四杰”的评价,也如同对其他著名诗人的评价一样,由于时代及其决定于特定时代的个体的价值评判标准的差异,导致了历代对“四杰”的评价存在毁誉不一、褒贬各异的情况。笔者试以具有代表性的材料为例,粗略勾勒出历代对“四杰”的评价情况,并简要分析其评价的依据以及得失。

1、唐、五代及宋、元时期,对“四杰”诗文多所肯定,但对其为人和政治才能则多所否定

《旧唐书·杨炯传》: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

这一记载本身反映了“四杰”“文词”在唐代的影响及时人对“四杰”“文词”的肯定。名相张说以文著称,他评价杨炯文时说:

杨盈川之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

(刘肃《大唐新语》八)

张说的评价大约是针对杨炯有所谓:“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旧唐书·杨炯传》)的话而提出的。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中的两首,可谓唐代人对“四杰”文学成就的最高评价。

其一: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其二: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其三: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大诗人高瞻远瞩,指出了“四杰”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所起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及其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用“龙文虎脊”、“历块过都”比喻“四杰”文笔雄健、才力过人,用“掣鲸鱼”于“碧海中”,比喻“四杰”诗文“宏博”刚健的美学追求。

杜甫在其《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长史参三十韵》中有“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的诗句,同样表现了对“四杰”诗文的爱重。

元代杨士弘说:

自六朝来正声流靡,四君子一变而开唐音之端,卓然成家,观子美(杜甫)之诗可见矣。

(《唐音》)

认为“四杰”对于扭转初唐绮靡文风,从而使文风走向“盛唐之音”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从杜甫的诗中也反映了“四杰”的诗文即便在唐代,也并不是众口归一地赞誉,也有“轻薄为文哂未休”的无知者,连李商隐也发出“当时白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漫成》之一)的不满。

总之,从唐代经过五代,直至宋、元时期,“四杰”的文学才能及其创作实绩,都是得到充分肯定的。两《唐书》、《大唐新语》、《唐摭言》、《唐才子传》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但是,这一时期对“四杰”为人及政治才能的评价,则是否定多于肯定。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1)“四杰”均恃才傲物,不合于时。

《新唐书·王勃传》说王勃“倚才陵籍,为僚吏共嫉。”《唐才子传·杨炯传》载“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

2)多有劣迹行于世。

王勃先匿后杀官奴曹达一事两《唐书》均有载。杨炯则为官苛刻,见于《新唐书》本传:“(炯)迁盈川令,张说以箴赠诗,戒其苛。至官,果以严酷称,吏稍忤意,捞杀之,不为人所多。”《旧唐书·骆宾王传》在肯定了骆宾王的文学才能后说:“然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关于卢照邻,史书虽无其劣迹记载,但于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一诗可见,照邻对郭氏的始乱终弃(姑且不论客观原因),至少说明其在两性关系上是不严肃的。

3)政治上的不成熟。

正如不少论者所说,高宗朝一仍太宗之旧,对诸王身边官佐的选拔是很严格的,且任职时问不能太长,以免诸王藉以培植自己私人的力量,图谋不轨。所以,诸王的关系问题是很微妙、很敏感的,王勃的檄英王鸡文在高宗看来,是有意挑拔诸王的关系,挑起事端,自然不能究忍“怒斥出府”(《唐才子传》)这说明年轻诗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骆宾王在早年供职于道王李元裕府之时,元裕让其“自叙所能”会带来的消极后果:“上以紊国家之大猷,下以渎狷介之高节”,“所以令炫其能,斯不奉令。”我们不能说骆宾王在《自叙状》中提出的观点不对,但这种情绪的流露,至少是不合时宜、弄巧反拙的。这反映了诗人十足的书生气和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以上三方面足以成为当时人们对“四杰”为人和政治才能多所否定的依据。

《新唐书·裴行俭传》载,李敬玄以“四杰”的才华引荐于裴行俭,裴说:“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张说于《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中对裴的话加以援引。表现了和裴同样的对“四杰”政治才能的否定。但是,这段记载未必信实,理由有以下三点:

1)裴行俭于上元三年(676年)出任洮州道左二军总管时,曾辟聘骆宾王入幕担任记室职务。而据吴之器《骆丞列传》“记室”“时最称雄任,士人多以显”。可见裴行俭是看重骆宾王的政治才能的。这显然和“浮躁炫露”的评语抵牾。

2)王勃、骆宾王均有写给裴行俭的书、启,其中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帝京篇启》中,都发表了和裴行俭“先器识,后文艺”一致的意见。当然,即此并不能证明“四杰”的“器识”不会受到裴行俭的否定,但在裴行俭收到王、骆和自已观点一致的书启之后,再去指责“四杰”有其言而无其行,“浮躁炫露”不可“享爵禄”,这种情况是于情理不通的。

3)裴行俭既“有知人之鉴”,就该对杨炯“恃才凭傲”,呼朝士为“麒麟楦”事以及为官“苛刻”之情均有了解,为何偏偏说杨炯“颇沉默”?正如刘开扬先生所说,杨炯也并“不见得会怎样沉默而不‘浮躁’啊”(《唐诗论文集·初唐四杰及其诗》),可见《新唐书》载裴行俭的话是可疑的。

不论记载信实与否,这一时期舆论界对“四杰”为人及政治才能否定多于肯定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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