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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化多元互动新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可以说,繁荣昌盛的唐文化已经达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峰,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何以如此,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过去有所谓“三教同一”的说法,是讲由于儒释道三教互动互补,唐文化出现了儒、释、道三家在诸如“正心修身”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局部整合的局面。但是,今天看来,这一说法似乎有不周之处。除了将儒家学派错误地归入宗教派别,并将无神论的道家学派同有神论的道教宗派混为一谈之外,还将唐文化兴盛的思想原因,仅仅归结为宗教派别之间的互动互补,而其最主要的因素反被排除甚或不经心地忽略了。

  礼学与胡学的互动互补

  唐代君臣,特别像贞观之治时期的李世民、魏征等这样一些明君贤臣,多以周公礼学中的“以礼治国”或“以德治国”的管理思想来指导其建国、治国方略,并且,更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或“礼乐文化”,作为其物质或精神文明建设的圭臬。对于胡学文化(即少数民族文化)和由印度传入的外来佛教文化,贞观君臣也统统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汲取利用其积极因素,为构筑唐代的“礼乐文化”增添新的成分和养料。

  如何构筑新型“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这是摆在贞观君臣面前的首要任务。为此,唐太宗李世民曾与侍臣们专门讨论过“周秦修(长)短”即得失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可以用武力去打天下,但在取得天下之后,则需尽力用文治去顺守和治理天下。为了让唐太宗适时地转变国策,实施“偃武修文”的策略,当皇上“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时,魏征便令乐工们表演“奏七德、九功舞”,而太宗皇帝则“见七德舞辄俯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史纲评要》)。由此可见,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实施“偃武修文”的策略还是有所疑虑的。

  但是,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有所作为的明君,他在魏征《上十思疏》《上十言疏》的骨鲠规谏和众多名臣的力挺下,尽毕生之力去建构新型的“礼乐文化”。综观贞观君臣的言论,他们已经扩充丰富了前世“礼乐文化”的内涵,把“礼以养人为本”、“乐以谐和共生”作为其实践“礼乐文明”的根本目的。所以,唐太宗不但称赞,而且亲自推行虞世南的所谓“五绝”,即“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还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多次到国子监去设坛讲论。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高丽、新罗及吐蕃诸酋长也先后遣送子弟“请入国学”,此时,讲论者多达八千余人。太宗恐师出多门,又令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并令学者习之。

  对于胡人与胡学文化,唐太宗也乐见不惫。他经常置酒于旧时的未央宫,请颉利可汗起舞,让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太宗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面对群臣,唐太宗总是自豪地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史纲评要》)可以说,这是唐代的长安礼学与少数民族的胡学文化互动互补的真实写照。

  儒家与道家的互动互补

  贞观君臣总是把“养民”、“亲民”、“教民”、“新民”,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去完成。在这方面,他们充分发挥了儒家和道家在生命家园和精神家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的儒家学派和老子的道家学派,分别继承发展了西周时期周公礼学管理思想和《周易》的不同方面,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如果说唐代的儒家同样“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汉书·艺文志》)关心社会人事,注重伦理道德,为唐王朝的精神家园文化建设尽心出力,那么,唐时的道家,也在“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的政治主张指导下,为人们的生命家园文化建设奔走、呼号。

  而唐代的明君贤臣,在这些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据史书记载,唐高宗曾问侍臣:“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一位叫来济的大臣上前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老人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桑,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故人君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再如,唐太宗采纳温彦博有关“养民”的建议,对逃亡中的十多万突厥人,“授以生业,教以礼仪”使他们安居乐业,并与汉人相伴,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道教与佛教的互动互补

  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是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吸取神仙方术思想而发展形成的。唐代的长安道教已经由炼外丹而转变为以人体效法自然,以存思、静功、气法为术,进行所谓的内丹道的修炼,遂使长安道教出现向着“修心炼性”的全真道转向的趋势,其对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佛教作为从印度文化母体中传来的一种外来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碰撞和激荡,到了隋唐时期,佛教才真正使自己中国化、民族化,出现像长安华严宗这样的一些中国佛教,也涌现出玄奘、鸠摩罗什等译经大师。玄奘的唯识学理论和鸠摩罗什的性空学说,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佛教教理和义理的理论依据,使长安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以上所述的互动互补,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巨大文化功能圈,共同促进并不断提升着唐文化的繁荣发展和灿烂辉煌。于是,一个由官民共同参与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诗歌、书法、音乐、舞蹈、国学、宗教等美学艺术活动,将大唐的“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更加突出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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